第二十七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郑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就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

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郑州大学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

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据一份资料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校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

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刘建勋接见郑州大学学生。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

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

而另部分学生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

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

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

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

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

同日，他们就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了和校工作组包办成立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针锋相对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在当天晚上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几百人前来参加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

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

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欧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来。

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文敏生在郑州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纪登奎与开封师范学院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郑州大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郑大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郑大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郑大联委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

二、河南省军区某些负责人镇压河南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壮大，有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

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

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

这时，郑州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即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组织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

会议决定：1、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主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学生唐伟贴出大字报：《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

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五九、六0年老帐？

这篇文章被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支持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

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非法”组织。

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上报武汉军区党委，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

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面对军队的强大压力，只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到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替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

“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及“红刺刀”等战斗队，全面否定刘建勋，把“御用工具”的帽子扣到郑大联委头上。并提出“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统一口号。（四月廿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提出要“坚决打倒刘建勋”，说中央表扬刘建勋是“不了解情况”，“受刘建勋的骗”，还把“打倒刘建勋的黑后台谢富治”的标语贴上了街。把纪登奎软禁了四个月。把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斗了一百多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上午，省军区调动大批军队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

打着欢呼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的旗号，联合郑州地区的保守派进行声势浩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部队游行队伍走到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上午，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

最近几日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联”示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郑州市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

省军区指使人暗地记录参加游行的造反派组织名称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

“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镞压反革命了”。

当天晚上，河南日报实行了大逮捕，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军区不仅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闹天宫》独立纵队：《二十八个为什么--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值得得深思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河南问题的批示

（当时冲军区）

毛泽东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郑州日报》问题的批示)

准备查封军管，时机宜迟几天，让骂解放军的多骂几天，然后左、右两派各派数人来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

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

三、接管后停刊几天；

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政委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何运洪当着干部的面说：“谈判我还不准备去哩。去不去由我哩！过去没犯过错误，这次霍上犯个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驻开封的部队野战军一军开枪打死群众

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开了八枪，军队只承认开枪了，不承认打死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省军区在全省展开了大逮捕

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何运洪、李善亭亲临现场指挥，一次就捕二百多人。

并指使人整理了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黄委会东方红、印染厂八一、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革命组织的黑材料，在批语上冠以“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罪名，准备进行大逮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杨ＸＸ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

杨ＸＸ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礼拜他们就完了！”

公安公社立即行动，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等《就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省军区给陈再道、钟汉华的报告中说：“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打成“反革命”

公安公社立即行动，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三千多人；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两派协商名单的谈判

党言川去了北京，派史文华、王月亭作为郑大联委的全权代表，参加协商名单的谈判。何运洪、李善亭借口郑大联委主要负责人没到会，两次终断会议，使名单协商无法进行。军区支持的一派向中央报告说：“郑大联委毫无赴京谈判诚意，党言川无视中央、总理指示，拒不参加谈判，甚至提出要单方面赴京汇报，并巳非法派代表赴京，致使会议再次终断，建议中央文革敦促党言川立即返郑。”

党言川从北京返郑到军区参加协商，何、李又耍了说党言川延误与破坏谈判，向党言川提出两个条件：一、党言川承认错误，写出检查，印十万份，在郑州、北京散发；二、党言川开上广播车上街请罪三天。党言川不答应。

三月三日，第四次谈判时，何运洪宣布：“党言川不承认错误，无谈判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待承认错误接受条件后，再继续谈判。”就这样，使赴京汇报长期终断了下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军区宣布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

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何运洪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巳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上午, 党言川被绑架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

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毛主席　河南人民想念您--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

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后来查明，仅仅郑州、新乡、焦作、洛阳、开封等八个县、市，直接由公安公社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就有十五个，宣布为“非法”的有七十多个。

洛阳地区上报绐省公安厅的“非法”组织、有一百多个(实际数目远不止此)。

郑州市郊十个公社就被解散了三百四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桐树洼大队二十八个组织就被解散了二十四个。

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的成员，大批被捕、被斗、被劳改和勒令到公安局登记，搞人人请罪。如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就有近一千人；郑大革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就有近二百人。

大逮捕中，全省上报了四千三百多人。实际上，仅据七个县十个市的调查，有名单可查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人。

三、中央解决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天之内，在郑州砸了河医东方红等十四个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十大总部要冲击二七派绝食现场，

五月三日钟生溢去武汉开会坐在火车上对某人说：“明天郑州有好看的。”

陈再道、钟汉华对制止武斗曾给何、李有指示，大意是，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谈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被“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夜，纪登奎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就两派发生武斗，打死打伤千余人，有名单可查的重伤号就有五六百名，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纪登奎说：河南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左问题上搞错了，去年八月份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除了一小部分，摧垮的面相当大，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摧垮了，信阳、商丘全部被摧垮了。现在当权的“三月左派”整天喊着与公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公安公社是什么人呢？是死保王一鸣（公安厅厅长）的人，军区搞“三结合”结合他们，各县公安局都是这样。他们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省直机关、十大总部是怎样起来的呢？就是原系统、原机构、原部门把真正造反派压下去以后，其余都成了“造反派”。省直机关负责人李伟是省监委付书记（原公安厅付厅长）丁石的秘书。省直机关不许有一张反面的大字报。丁石一贯支持多数派，在工学院也是支持多数派的。现在的郑工造总原来确是造反派，郑工造总也是清楚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都压下去了，原组织一百多人造了何运洪的反，质问何运洪为什么把造反派压下去。我曾问何运洪这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不听，很顽固，把所有大学的造反派都说成是我的御用工具，本来这些造反派都是从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何运洪抓住了所谓“冲军区”、“打、砸、抢”，把造反派都说成是“御用工具”。他们利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谁冲公安机关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平顶山公安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搞便衣活动，镇压学生运动。安阳、商丘，开封都是这样，反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说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写过一份检查中说：“如果把冲军区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么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们不要逮捕学生，逮捕我好了。”（农学院李天祥插话：“军区又向学校派了工作组，军区宣布说，工作组是经过军区挑选的。）造反派被压得很惨，也有个别很好的人，据说洛阳344部队一部分人、硬骨头六连、林县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非法后，下面乱宣布非法组织，中央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不仅不改，还开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群众组织翻了个个儿。把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

赵文甫、杨蔚屏跑出来说：“形势很好。”杨蔚屏在前一段运动中被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了，这时他便说：“我死到棺材里也要记住这件事。”省委机关干部大部分过去了，戴苏理也过去了，还骂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大杂烩”，还要出来“三结合”。何运洪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什么样子？公安厅的权交给了保守派，造反派炮打公安厅是对的。“河南日报”社也是这样，还有电台。准备“三结合”的付省长李庆伟是支持保守派的。叛徒齐文俭过去带着日本人到处抓人，也被结合起来了。“三结合”净搞“中间人物”，搞到底全部来个倒退。法院结合了一个伪县长，公安厅把权交给了保守派，报社也是这样，生产指挥部结合的李庆伟支持保守派，齐文俭是个叛徒。谈判前应该悔改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来中央，要把问题解决一下，带枪的不好办。

总理：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答复几个问题：

1、造总代表明天赶到，你们负责让他们回来，材料北航归还，问题很清楚，不在材料多少，道理摆清楚，问题一清二楚。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安全没有保证，那么在河南有保障？靠谁？

2、增加代表，由我们的记者同两方面商量一下，对方也要来，对方没人，不来也可以，时间定了，以后通知军区。八·二四比较有名，可以来二个至四个，谈判不等，继续进行。

3、革命干部王庭栋、耿其昌要他们来，何运洪负责打电话，把他们送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你们说他们也在郑州，他们一块来。军区来人少，司令员张树芝身体不好，来么！来北京可以治病，好不好？付政委余嗣贵也来，政治部主任也来，一共四个人；八·二四来了，一军支左负责人也来一个，可以一块谈。

4、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人牺牲了两个，二百五十人在开封被扣，一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么！

对军事院校的同志不能有任何歧视，让他们安全离开，也告诉开封军分区、一军，保证二百五十人的安全，武斗你负责。郑州、开封大武斗要劝嘛！能劝下来？你今天打电话，明天汇报。

5、红代会去做了许多工作，支持二七公社有材料，记者站（红旗杂志）去找你们谈，弄清楚再处理，北京不要再派人去了，在北京汇报好了，事情总要转过来，不要扩大。

6、明天派医疗队去。何运洪也要负责，军区一军有医院，要好好的治，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那些都是阶级兄弟，拥军爱民嘛！

我们要调查，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们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就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字报，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十大总部”和“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

都是为了摧垮河南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在这些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中，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高大同、王维群、王庭栋、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陈伯达谈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记录

总理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关锋同志说：

军区的同志检查认识错误，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提出来，这是好的。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问题看重了，把河造总的问题看轻了，是不是一边听你们的话，一边不听话，甚至对你们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
　　二、是不是你们支持那个、不支持那个，是以他们对刘建勋的态度去区分的。如对郑大联委，你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刘建勋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错误，去年调北京，表现还不错。你们对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对刘建勋的态度为转移，如果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想下去就错了。（戚本禹插话：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三结合了，你们还报要打倒刘，和中央对抗。）造总提出打倒刘，还要打倒刘的后台谢富治同志，这是不对的。要不要从这方面去想一想。

杨代总长：

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去考虑。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主席说坚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们从纯不纯这个框框去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他们是年青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个问题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说二七公社有好处，但又说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过来。

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六十七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
　　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天津市防疫医疗队造反总部赴豫医疗队《从夏邑县看河南的“独立王国”》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总理：洛阳打群架很厉害，不符合六条通令。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六通令，军分区无论如何要劝阻，派不带武装的。军区除一军负责的地方要多负责任，把武斗劝阻。生产下降的尤其是洛阳，还有煤矿，平顶山，焦作，还有铁路全部军管。有权制止武斗，我刚才……去广西那边，一国际列车94个小时停在柳州，复杂了。把农民调到车站打司机，司机受伤，把车开到柳州停下来。要交打人凶手，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这多不好！运往越南前线的，国际影响也不好。徐州也搞得不好。郑州是关键地方，不管怎样打架，不要打到铁路上来，一切为运输服务……你们双方打电话，不要讲下去，算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撕开河南“独立王国”的黑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生接见纪登奎耿其昌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系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谈话

戚：你们至少有三个缺点：

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份，也有不好的，个别组织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来，全进了二七，有坏人是不好的。你们要研究。

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么都正确，说你们这，你们一定不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还是私字作怪，所谓小团体主义那就多了，什么风头主义呀，山头呀……，

第三，方法不对，所谓方法不对，无非是打、砸、抢，你们说有没有？（二七：有）对，你们要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