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很少提供文革中干部在人大和黨代會中所占比例的数据，用文革前和文革后的数据来掩盖中间十年的发展方向，文革中，中小学生数量、一线工人农民参政、国家舆论倾向等，网上有大量数据，我不在这里展开了。至于政治制度，首先不能以拨乱反正后被恢复了的体制来看整个30年。首先，毛时代后党是恢复高度集中的，这对于重新请回来的干部来说，是有利的，一，扩大了管理权，二，由于向老百姓宣传“不能乱”，降低了官管民的成本。 接下来，是开始年轻化和知识化，这首先有利于长期垄断文化信息资源的干部阶层，同时也是对老知识阶层的一次吸收。 专业知识化的理由一是知识分子受到损害应该补偿（曰“发挥他们的才干”），二是管理事务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只有相应人才才能胜任。 这其实是因果倒置的，由于专业化要求排除了多数人参与的资格，导致了干部的管理必要成本上升，而干部们希望的是总体管理成本下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要求老百姓自愿接受管理，相信干部的工作，很少有“挫折和失误”，并且“有成绩”。树立这种“正确”的威信，步骤是释放积累，同时对“伤痕”进行反复的说教。通过对“受难的知识分子”的无限拔高来进行悲情宣传，树立起某个阶层的道德正当性，和对他们“专业”的尊敬和神秘感，复活了科举时代的脑体分工格局。

   为了在红色意识形态框架下完成“崇拜知识”的过程，首先就是重新翻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著，进行经院式的解读。在“全面完整掌握毛思想”的旗帜下，排除了“错误部分”。通过繁复的原典注疏，替换了毛思想的基本哲学。通过说“一万句”来否定毛“一句话”，并且是通过从上下文孤立的方式。依靠对外来经典的垄断，树立理论解释权威的做法，一直是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法宝。这事实上收回了百姓根据红宝书“犯上”的话语武器，首先把老百姓放到了“不懂马列”的地位，剥夺了一个对话平台。

   接下来春天和夏天的故事大家都熟悉。 中国的社科院开始“鉴别批判”大量的国外著作。又给知识青年们崇拜地要死。同时请来的国外经济学家指导市场化改革，如同李德一样，暂时挫折了，但在中国收了门徒。这些门徒们以小笑话、小故事、小寓言的方式改变了枯燥经济学的面貌。以自己突出的勤奋，睿智，幽默，把学生从马列经济学教研室不思进取只读原典的教书匠那里吸引过来。读经济学原典又成为一时风气。懂西方经济学的专家都被塑造为接近科学的大德，能说句狗咬尾巴的话就是理性和辨证的证据。

   1992年，中国貌似是顶住了封锁，但是所以决定开放，决定积极加入"世贸"，走向市场经济，彻底突破意识形态对于干部在经济管理和收益上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