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节 “二月黑风”及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概述：
一、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呈中央并华北局会的报告
报告说：最近在呼和浩特市出现了“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下司令部”为乌兰夫翻案的传单。证明一小撮坏分子在幕后积极活动，企图利用民族问题挑动蒙族（主要是土旗蒙族）群众，反汉排外，为乌兰夫翻案。有的黑帮分子也借机翻案。对此，绝大多数革命群众极为愤慨，并对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区党委在斗争乌兰夫反党集团上，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的保护乌兰夫，奎壁，吉雅泰。许多同志质问区党委“为什么保住乌兰夫不让斗”“为什么不敢放手让广大群众斗争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等，反映很强烈。也有一些不明真相当群众对中央保护乌兰夫产生了误解，怀疑“是不是刘邓搞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中央这样保乌兰夫，内蒙古党委又不敢放手斗，是不是过去搞的有问题了。”
请中央把区党委关于乌兰夫问题的报告迅速批发下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请示中央批转“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经过讨论，华北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建议，即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乌兰夫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四、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电报，和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1967.01.27；中发［67］31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的电报，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二、“二月黑风”，第一个向革命群众开枪的军区
二月以来，呼和浩特市“三司”、“八·一八”派的一些群众对内蒙军区有意见，组织人在军区门前静坐。
二月五日中午12点15分，内蒙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希望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出来辩论。正在这时，军训部付部长柳青提着手枪跑出来，韩桐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两枪。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体内。抢救了五个多小时，到五点五十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20分钟已无法抢救。
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818”自己打的。到医院以后，红卫军、革命战士的人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
此后，内蒙军区还宣布许多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许多人。
三、中央领导人调查内蒙古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总理：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付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内蒙古问题的指示
内蒙的问题很大。现在武斗很严重，要求四方面代表分别给家里做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肖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肖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拉萨、新疆甚至提到，叫解放军滚走，叫解放军掉转枪口。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
总理：从十八号零点起停止对骂，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登中央消息。如果18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查肇事者。双方暂时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你们应该给我一个礼拜的功夫，从下礼拜起我们几个人分头做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与呼和浩特市“三司”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国务院给内蒙军区的复电
三月七日电悉，同意对X院实行军事管制，该院系XX技术试验单位。军管后要坚决按照中央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及军委二月一日、二月十六日两项规定贯彻执行。对818暂不急于宣布为反动组织，不忙取缔，先进行政治攻势，分化其组织，孤立其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待进一步暴露后，再相继逮捕法办。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十八号你们（军区）要开会，十七号报告，还要飞机，这是先斩后奏，不让我们解决问题。“818”可能打人，组织可能不纯，但是几千人的组织怎么能宣布为反革命？军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们要求的。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不能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站在什么立场？不让你们包围师范学院，你们不听。用这种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总理：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的。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同志：叶总办公室曾告诉过他们不要调兵）。
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耍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李天佑与内蒙古师范学院代表谈话纪要
当晚李付总长、吴涛政委同调查团全体成员，机场军代表杨××乘车到了师院，一看院里院外都是人，有几万人，就知道气氛不对。并上了二楼。李付总长进院时又重申：你们要把辕门打开，跟平常一样，用不用给你们派一个排来保护？
杨永俊：我们一定马上把工事拆除，看明天的情况吧！
临走之前，李付总长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要马上向总理汇报，请你们代向没接见的同志问好！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军区有些人说，中央来的代表团有八个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李天佑来了刮了一股妖风。我们内蒙军区就是党，光听中央就是奴隶主义。王逸伦是左派书记等。
一个小学生说乌兰夫是黑帮，盟委的一个书记用枪对准小孩说：“再说枪毙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的学生也被捕了。
他们还说：“派调查团是总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谁知道周总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二师宣传科科长、公安厅军事代表赵金宝说：北京商谈是“重庆谈判”。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
一份材料说；“你谈你的，我夺我的。”“你谈完了，我也夺完了”。 “中央文革干涉了我们”。
王良太说：“你有你的少数，我有我的多数，多数没有了，还有警卫营”。
总理说：你们继续错误地支持一派夺权，把一派压下去，你们说夺了权，中央就承认，根本不可能。你们在全国放了第一枪，打死了革命群众，已经查清了！怎么能说中央同意呢？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陈伯达康生与呼和浩特市农民代表周文孝的谈话
周文孝：
我是代表郊区农民造反公社的。原来有四千多，现在有六千多。
郊区原有十七万，经过六三年划出去的，留下十三万多了。
他们那个组织叫 “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红卫军”。农村共有四万多。他们这个组织成立于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元月初。以荣、复、转业军人为主，许多是旧社会当过傅作义的兵，解放时当了俘虏后转业回家的。拿我们村来说，荣复转退军人有地主、土匪的儿子、劳改犯、旧军官的儿子、富裕中农的儿子。象厂汉板大队，牛鬼蛇神甚至有地主翻天四不清干部上台，对贫下中农进行专政、镇压。
根据二月十八日我们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给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信，我们要开抓革命促生产的万人大会，当时正是星期日，遭到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很大打击。三司学生下去送肥，中午宣传毛泽东思想、十条、十六条，正在这时候受到“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围攻，把学生送肥的汽车，摩托都砸烂。
三月十六日晚，我们一个同志叫岳万林从上海回来……上海有一个农民总部，我们去上海学习“三结合”经验，回去遭受围攻，殴打，三月十六日晚“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要开斗争大会，当场由王心宽（流氓）宣布：“让反革命，三司观点的岳万林交代去北京告状，去上海学习反革命经验的事实，让他老老实实交代。”这时岳万林掏出主席语录要念，有郊区公安局尹占山去抢了语录，给撕烂了，从板凳上揪下来殴打，四不清干部赵宽亲自拳打脚踢。岳文城跑去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按总理四点指示办事。他们说总理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就把岳文城捆了一绳。正在这时有三辈农民李顺顺喊坚持十六条、十条、按主席思想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由劳动大学拉来一汽车人，问李是什么观点，李答：三司观点，就被他们围攻、殴打、有一人往李顺顺嘴上打了一拳，他的拳头碰到李的牙上破了，反而说李咬了他的手，当即由郊区分局孙宝山出面把李逮捕了。晚上郊区分局尹占山对岳万林说：“球大个人，你干反革命闹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你的小孩也立下这笔帐了。”他们还把四个耕读学校老师都拉去劳动改造。
厂汉板大队情况就这样。“××公社小磙大队有一个妇女，被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围攻殴打，这个妇女说按毛主席十六条办事，另一个妇女叫董秀珍是个地主老婆，说毛主席十六条不管用了，我就代表毛主席。还有一个说，毛主席不打好人，还不打灰人？
××板公社就这样。还有毫沁营公社毫沁营大队，有十八个小队，有八个小队都被打成反革命。不但打成反革命，连劳动都不让。每天让开会，“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还撕烂窗户往家里扔土，不让学习主席著作。这些整人的就是四不清干部，还有四类分子。
在桃花公社百什户大队，有十六岁的一个同学，被他们围攻殴打，还拉上游街。
有公社的武装部逯福宝，大队妇联主任丁玉芝，他们俩人操纵整个主权，说游街就游街，说斗争就斗争，把十六岁的一个孩子还打成“现行反革命”、“三司的特务”、“人民公敌”、“社会的败类”、“民族分裂分子”。
还有百什户的杨全套，七十来岁，被他们围攻殴打。把三司观点的搞得很厉害。
军区抓郊区，自上而下，郊区武装部长白玉山抓公社武装部。
不仅下去大砸、打、枪、还给“工农兵”头头都发了枪了。
桃花公社武装部给“工农兵”发了十七枝步枪，七十五发子弹。
反正他们有枪，我有把握，有的人说军分区给的，有的说郊区武装部给的。他们每天还扬言说：谁敢来大队、公社造反，看不见老子有枪！军区已经开枪了。老子怕什么！把社员镇压的不能活动。
还有土旗来人反映，他们来告状向我反映，铁帽大队有一个地主儿子，把一个贫农共产党员三等残废军人捆到马尾巴上，拉了三十里。
他们把原支部书记推下台去，把一个没入过党，没入过团的，真正当过二年土匪的人抬上去当了支部书记。
还有八拜公社，军区去了一个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串连为名，实际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民族分裂，搞得很严重。说三司是反革命，不要受蒙蔽了，立即退出。他们说蒙人没有好东西，原来这个村蒙汉团结很好，从他们宣传后，民族对立搞得很严重，小孩出来也骂蒙人，整天宣传蒙人没好人。
还有撬密梁村，他们组织了一个“坏人战斗队”。整个都是地富反坏右，有个支部书记没入过党"，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中农成分改为下中农，在他的策划下，让四类分子、下台干部对贫下中农进行专政，凡是三司观点的都被打成反革命，实行专政。
不只“坏人战斗队”，还有“捉鳖战斗队”、“捉鬼战斗队”。以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四不清干部掌握，对贫下中农专政。他们去了一个军官给宣传：总理已经点头了，“工农兵”、“红卫军”、“无产者”是革命组织，总理已批准让我们支持，是左派组织，三司是反革命组织，你们受蒙蔽的立即退出，我们要抓三司的首要分子。也不知道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这个时候有个不同观点的上去辩论，遭到他们村的“工农兵”围攻殴打，这个人就喊毛主席万岁，这时有个姓包的首长就说“不要拿纸老虎吓人”，这个同志说，我们要按总理的四项指示办事，姓包的首长又说：“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总理只是代表他周恩来个人，中央那么多人，他代表不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四、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1967.04.13；中发［67］126号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
六、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
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八、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讲话：
从一月下旬报社问题后，本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可以解决得很好，报社问题可以承认错误。刘昌开始先承认错误，可是回去一商量就变了。以后群众要求见刘昌，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见，问题就大了。
“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医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请愿也好，静坐也好、会见也好，无非还是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支持他们。他们相信军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嘛。军区认为他们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调和了。打了两发子弹，命中一发。韩桐同志他还不以为军区会开枪嘛，这完全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之外。
二月五日以来，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犯下去，还说是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活动。
二月八日韩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内蒙调查韩桐牺牲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区打的，弹头也拿出来了，口径与军区子弹相同。人证物证都在了嘛。两方组织去调查了两天，检查时对四方都说清楚了。回来后，把帮助化验的女医生马上逮捕起来，他们说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哪位女同志来了吗？（田光同志站起来）你身体好些吗？（答：好些！）押了多少天？（答：卅天）看！化验一下就押了卅天，这是内务部长叫她干的，你们就拘留审问。不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就是让她说韩桐的死是学生打的，不是×区打的。这不是对抗中央吗？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付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
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两件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军区在京的六位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一封信
内蒙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同志们：
（一）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同志，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二）一切受蒙蔽的人，应当擦亮眼睛，不要再受坏人的挑动，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这一小撮人，要同个别煽动对抗中央决定的坏人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一边来。
（三）中央已经正确地处理了内蒙问题，内蒙各方面到北京来反映情况的人，都应当迅速返回内蒙。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来。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
|
|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
五、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滕海清在呼和浩特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自四月十五日以来，连续举行旨在反对中央决定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利用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不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等正确口号，蛊惑人心；他们公开怀疑中央决定，说什么“中央决定违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内蒙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们大肆制造谣言，大喊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他们还恶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大量工人、贫下中农，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挑起事端，制造白色恐怖事件。例如四月十七日晚冲击新城宾馆，撕毁中央八条；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二十一日冲击公安厅；二十二日晚冲击师范学院，妄图打击革命左派；十六日以来连续在铁路局军管会前三番五次的示威游行，大喊大叫。他们为什么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中共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正确决定，掀起这股反革命逆流呢？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
被接见的有内蒙《无产者》方面到北京上访的数千人。
周恩来讲话：
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
同志们！（鼓掌）我现在把今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今天在会场上也发给大家了）再作一点解释（鼓掌）：
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商量起草，然后又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批准的（长时间的鼓掌，呼口号，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喂！静一静！（继续口号）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继续鼓掌）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鼓掌了，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你们听我讲嘛！同志们（鼓掌），不要鼓掌，听我讲嘛！
这一次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肖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谈：不要捣乱！）同志们！同志们！（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同志们！（继续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因为今天内蒙古军区部队个别领导人站在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认识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这些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拿枪杆子执行反动路线，多危险嘛！全国第一个从军区里打出枪来的是内蒙古军区。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因为你们是保守组织，就认为不能教育了，我们要教育你们，所以你们到北京来，来这么多人，当然有人纵容你们来的，我们先不管，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要说清楚，只要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是支持你们革命的（鼓掌），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跟这些反动的头子，蒙蔽你们的头子要划清界线，应当把你们的头子揪出来（鼓掌）。你们看吧，今天这个会场上，我们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来召集这样大会，要给你们讲清道理，就有人吹哨子把你们搞走了，欺骗你们么，要把你们和中央隔离起来嘛（鼓掌），你们日夜想念毛主席，我们现在向你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他都不让你们听（鼓掌），你们想想吹哨子的让你们走的对不对？（群众答：不对）是嘛，他们少数人就起哄，将来叫你们遭殃，他们在旁边看笑话。所以，我们说你们的组织犯了保守的错误，是受他们操纵的，一点不冤枉，你们并不清楚，给你们讲清楚，你们就会觉悟了（鼓掌，呼口号）。毛主席，林副主席让我们接见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革命的好意是好的，我们应该鼓励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跟那些反动的家伙，反动的头子划清界限（鼓掌），至于保守的组织呢，那还是可以革命嘛，你们只要跟欺骗你们的头子划清界限，你们这个组织还会存在么，我们这个决定上没有说要取缔你们这个组织，只要是群众组织我们不采取取缔的办法（鼓掌），允许你们在行动中改正你们的错误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二月五日发生，中央就找他们来开会，开了两个多月，中央解决过省市自治区的问题，最长的是这个地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批准了九个要求，大家共同承认了的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从自治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上层领导者嘴里说出来，周总理说话不算数，没有效了。
我们又派了一个正式调查团，就是由军委总参谋部副总长李天佑同志为组长、吴涛同志为副组长，去了九个人吧，九个人的代表团，去把师范学院被包围的情况调查清楚，也到军区调查站在哪一方面，还调查河西公司的事情。这完全是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商定去作的。可是去了以后，从军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方面传出来，说九个人里头七八个人是右派。完全是造谣。因为那里头去了两个记者，两个记者就是在二月五日前后同情呼和浩特三司革命派的，他们也被捕了，这两个记者是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出去的。军区不管他们是中央派的记者，也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并且还把他们的笔记本，日记本都没收了。中央打电话去叫他们放，军区还派人押解到北京来。我们叫他们回去把记者接过来以后，在北京的，他们的军区一位副司令员黄厚同志；他们正在北京作为代表会谈这个问题，他就带这么几个笔记本一直不给我们，等到三月下旬了，三月大概是二十号左右，咱们见到这两位记者了，才知道黄厚还带十几本日记本，等我们问他才承认，才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目无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调查的情形，就是代表团调查的时候，他们居然听信王逸伦那一派的人，弄了几个人向李天佑同志来示威，使他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很好进行。调查回来以后，居然从军区，从无产者、工农兵那方面放出空气说，是谈判了，北京我们是找各方面代表来会谈，商量办法，解决问题嘛，他们说北京的谈判是重庆谈判。说在北京谈判那么拖，只要我们这个组织扩大了，夺了权了，中央他们只能够承认既成事实。这个两面派的态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
由北京军区派了一位副司令员腾海青同志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情况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肖应棠，也是副司令员吧？作了检讨。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因为这样使腾海青同志就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现在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使腾海青无法执行职权。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开会以前和开会以后，有少数人公然地煽动一部分人退出会场，采取恶劣的手段，吹口哨，等等，这是公然的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公开的对抗党中央的行动，这是绝对不许可的。
为了让那些被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象，能够回头，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就打了电报给呼和浩特各个群众组织，批了三条。这个三条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康生同志讲话
呼和浩特有多少人在街上示威，甚至还有几个部队的几个人参加，三、四千人的同志跑到北京来，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
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来的电报。他的电报怎么说呢？他们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的传达"中央精神"的口号下，（中央精神打着括弧的）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他们讲的反动宣传，大量张贴标语，什么样的标语呢？在这个电报上公开地写着，我念念同志们听一听，什么标语。这种大幅标语内容：第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鼓掌）同志们鼓掌了，问问同志们，这是反动标语呢？还是革命标语？（群众：革命标语。"喊口号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好，第二，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鼓掌）第三，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鼓掌）第四，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笑鼓掌）第五，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掌）这样的革命标语，竟然使内蒙军区能够向军委发电报说这是反动宣传。
附件：
刘华香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内蒙军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
总理讲话：今天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接见你们。这个会是上午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喊口号，我们想见毛主席。会场出现混乱）
江青同志：解放军要遵守纪律对不对？（众答：对。）
总理：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又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打倒高锦明）我们很清楚你们想念毛主席，我今天上午报告了毛主席，今天才开这个会。（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当讲到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会场很混乱），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纪律，要听听中央的声音。
江青同志：你们要听总理讲吗！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决定。）
总理：内蒙位置很重要，那里发生的每个问题，苏修很快就知道，前一段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错捕了很多革命小将，他们生气勃勃，敢说敢干革命性很好，而被打成反革命。八条下来，没机会和他们讲，遇到了阻力，主要是王逸伦、王铎搞鬼，你们没责任，是无罪的。
江青同志：首先问你们好，我完全拥护总理对中央决定的解释，中央决定是经过中央讨论，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聂荣臻同志：中央对内蒙问题是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后决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审查批准的，是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最听党中央的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能产生对抗中央的行动，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像林副主席指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台下一片混乱，递条子，送材料，这时江青、叶群同志接送来的条子和材料）
叶群同志：同志们、战友们，首先我完全拥护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完全反映了我们的心情。我来之前，请示了林彪同志，他知道你们来了，知道你们都是想多作一些革命工作的，他嘱咐我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肖华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
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们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前一阵呼市军区大院乱得象市场一样。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
总理：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
总理：这些人自由的离开部队是犯法的，再不听话，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卫戍区就要执行纪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对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的批示
主席批示： 照办。
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五条命令，很好。内蒙古军区全体干部和战士应该坚决贯彻执行。
内蒙古军区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机关，部队应该恢复正常的革命秩序，所有人员应该坚守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的决定
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二十四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788人（其中150人）宣布禁止外出，要他们自己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为负责执行上述决定，由谢富治，xx，李天佑，郑维山，xxx五同志成立五人小组，以谢富治同志为组长，xx同志为副组长。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王力与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周总理讲话：
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4月13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李付总长），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100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付主席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宣布了五条措施）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公开批判乌兰夫等人的意见
1967.05.28；中发［67］169号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意你们关于在《内蒙古日报》上公开批判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的意见。
1.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以后，黄厚，王良太等人阳奉阴违，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顽固地抗拒中央的决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
今年二月以来，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采取了上抗中央，下压群众的反动路线，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他们擅自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了已经开始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行垣，康修民等同志，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中央为了解决内蒙问题，曾于二月至四月间，召集内蒙古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来汇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四月十三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即八条决定）。指出内蒙古的问题，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对于军区少数领导人的错误，多次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但是军区少数领导人，无视中央的八条决定，不仅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不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反而煽动和纵容大批干部战士上街游行示威，大量印发反动传单，造成部队思想上的严重混乱。他们甚至公然反对和围斗中央军委派到内蒙军区工作的代司令员滕海清同志，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继续扩大事态。五月初，他们竟然指使和鼓动二千五百多干部战士，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和工作岗位，到北京闹事，制造声势，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八条决定。
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对来京的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十分关切，几次接见了他们，反复地说明了情况，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多数干部战士弄清了事实真相，提高了觉悟，陆续返回了内蒙。
但是，就在中央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教育的同时，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继续操纵部分战士和群众，制造了更加严重的对抗中央的政治事件，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在五月廿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至此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所策划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罪恶活动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为了严肃军纪，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采取断然措施，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军委批准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命令。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和措施，受到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现在内蒙古军区机关部队已恢复正常秩序，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好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全军指战员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必须从内蒙军区的问题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坚守岗位，加强战备，为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作出新的贡献。
现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和中央五月二十六日决定（第四条内蒙可不再传达）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全军各级党委应将上述文件连同中央四月十三日八条决定，立即在全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传达教育。
六、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滕海清谈内蒙古目前形势
“八条”下达后，方向明确了，四·一三到五·二六，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反党集团制造的反革命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五·二六以后，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彻底粉碎了反党集团的阴谋。五·二六以后“八条”在内蒙各地得到了认真的普遍地执行这段时间里较好的，呼市比较平静，按正常秩序进行工作，其它各地方也逐渐好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总指挥部文章：《乌兰夫是內蒙古自治区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四、积极发展资本主义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领导权
六、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国统一
七、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題的理论，抹煞民族问題的阶级实质
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九、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彻底革命，积极推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
十、极力美化宗教，主张“和平共处”
十一、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十二、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十三、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四、乌兰夫是贪生怕死的大叛徒大特务
十五、乌兰夫是不学无术、养尊处优的大王爷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高锦明在内蒙古自治区批判乌兰夫大会上的讲话
以乌兰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大致有三种人：
（1）老搭档，老班底，多年来与乌兰夫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像金璧、王锋、吉雅泰。
（2）拉进来的封建上层人物，他们是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小股份公司，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恶活动，这一部分人以哈丰阿为代表，包括封建上层，叛徒、卖国贼、间谍、外国特务。
（3）近年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小撮骨干，包括蜕变的“老干部”、“走资派”，李贵等。
七、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滕海清高锦明时的指示
1、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经成熟，同意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不仅是内蒙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全国对内蒙都很关心，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很大影响，对修正主义也是个打击。
2、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一定要求得那样完善，人数不可过多，机构不一定那样完整，是个过渡，要在斗批改中逐步完整。在斗批改中通过实践，需要的机构建立起来，不需要的就去掉。革命委员会是个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搞个成熟的架子。要在斗争中逐步改进，逐渐成熟。
3、军队方面：人要适当多一些，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干部解放得多这是好事，但不一定都参加三结合，可作工作，各盟市不一定太多，呼市可以多一点，因为他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将来可以逐渐扩大，付主任中可以有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可以搞得小一些，照主席的教导，在斗争中逐渐成长。
4、革命委员会，从机构到人委都要有个革命化，都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
5、各盟、各旗（县）条件成熟的可以搞革命委员会，你们可以先抓几个典型，把经验报上来，还不够成熟的，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斗争中考验，锻炼干部和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