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导致国际共运分歧，中共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第一节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导致国际共运分歧，中共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 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中共中央内部开会讨论

1、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我党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当时，邓小平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
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三月十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犹如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东欧各国，对当权的领导人，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评论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晚，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一九五四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修建十五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三月十九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
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第四次，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
（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 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七十寿诞，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斯大林曾把铁托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那里也不去。这样坚持到一九五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条约事宜。所以，周总理1月2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军事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以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决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是不是用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报告的片面性，
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
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四十周年。是不是四十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二）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毛泽东提出撰写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撰写文章，
毛泽东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
还有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搬硬套，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影响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吸取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的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

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原文及要点

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定稿的全文如下：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会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至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他们说：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物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里毕竟“心劳日拙”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样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支部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支部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间，列宁说过：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着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未完善的方法。”
也不可能设想：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它的错误。自从人类社会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为着战胜强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 无产阶级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
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有，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的无产阶级专长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合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全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垒。使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给予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强有力的领导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是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就是完全错误。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上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和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上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遣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现象，都将是必然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有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
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能，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曾经作出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现在说到有关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它的一切领导人员说来，将仍然是有好处的。这个决定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线”。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改正：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
挫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工人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正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绳子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遣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但是，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例如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
，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前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O年发生的，后者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布什，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支部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这条错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险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子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在自己同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能和人民群众的智能，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错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了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面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这篇文章的要点，参加编写者之一的吴冷西概括如下：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鼓舞了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
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原来自己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严重错误。
3，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
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展开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的斗争。 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复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对夸大领导人物作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的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动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要点的最后一段中使用了个人迷信一词。确实，关于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提法，在文章讨论过程中，是有分歧的。刘少奇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邓小平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不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词的含义确实是有区别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虽然这个时候反复强调，毛泽东没有搞个人崇拜,也一贯地反对搞个人崇拜；但是由于他观点上的模糊不清，他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就又拿起这个武器来攻击毛泽东。这篇文章之所以全篇中都使用个人崇拜一词，这是为了与当时苏联的提法相连接。并不表明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

这篇文章特别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强调提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以后的反映及工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说：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嚷，
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致给予好评。
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九月和十月，毛泽东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谈了我党斯大林的看法。
毛泽东在单独同米高扬谈话时指出：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泽东会见英共主席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泽东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则，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维护大局的。
可以说，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历史（包括苏共二十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二、波匈事件，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波匈事件

1，波兰事件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六月间波兰各地不满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穆尔卡时期。（哥穆尔卡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波党总书记，一九四八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一年被监禁，一九五四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穆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种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十一月初召开中央全会，到十月十五日又确定提前在十九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延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于十月十七日决定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拢，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
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通知中国，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中国的意见。
赫鲁晓夫还决定不顾波党不同意接待，匆匆率代表团于十月十九日晨飞往华沙。苏共代表团的座机到达华沙上空后，华沙机场拒绝接收。结果赫鲁晓夫所乘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一到两个小时），最后才被降落。
这时，波兰党正在开中央全会。会议由奥哈布主持。原来的波兰党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逝世。这以后波兰党的工作就由奥哈布主持。奥哈布在会上宣布，现在苏联代表团已到达华沙，问大家是否先开会再同苏方会谈，还是先与苏方会谈然后再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先同苏联代表团会谈再开会，但多数人主张先选出新的政治局后再跟苏联代表团会谈。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先开会选出政治局成员。其中包括哥穆尔卡。
苏共代表团十九日上午到达华沙以后，一直等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然后举行两党会谈。两党代表团在十九日整个上午到下午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首先指责波兰掀起反苏情绪，谴责波兰党对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制止，致使事态迅速恶化。赫鲁晓夫说话非常粗野，态度非常横蛮。会谈很决变成了互相指责。在两党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出波兰方面不会同意苏方不让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也不会采取措施制止所谓反苏浪潮，他在会谈过程中曾同华沙条约国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商量，并与苏藉波兰人、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商量。赫鲁晓夫了解到：目前波兰反苏情绪激昂，华沙正在酝酿示威游行，局面难以控制。波兰军队的情绪也很不稳，很难依靠他们来平息群众示威。于是，他与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后，在会谈过程中就要科涅夫下令驻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向华沙前进。苏联军队的这种行动，很快被波兰方面察觉。哥穆尔卡在谈判中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激动地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苏联代表团那边去，大声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的部队正在向华沙前进，我要求你们马上下命令叫他们停止前进，返回驻地。赫鲁晓夫开始时抵赖，哥穆尔卡走出会议室，很决又返回来说，我证实这是确实的，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立刻返回营房，否则后果由你负责。现在我要求休会，你们考虑一下答复我们。这样，会议休会到晚上再开。
在两党会谈休会时，赫鲁晓夫得知华沙人民准备自卫，阻止苏军入城，大工厂的工人已拿到枪枝，成立工人自卫队，准备巷战。如果苏联军队坚持进城，就会发生战争。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曾经表示，如果发生战争，他不能保证波兰部队支持苏联部队。这样，赫鲁晓夫的态度才软下来，只好同意波兰的意见，命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
晚上会议的气氛与白天不同。赫鲁晓夫同意波兰党所做的决定，新选出的政治局由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波兰方面欢迎苏联的态度。哥穆尔卡激动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过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并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结束之后，他一定到莫斯科去讨论如何解决波苏关系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二十日早晨（北京时间十九日晚或二十日凌晨）返回莫斯科。
这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的形势已经缓和。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发来关于波兰问题的通知，
毛泽东说：看来苏联要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苏联要动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要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很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晚七时，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毛泽东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

二十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知道了中国的态度。苏共中央打电报给中
国，邀请中国方面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建议苏、
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

二十二日晚七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联的邀请。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
刘少奇、周恩来都主张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
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
常委会最后决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劝和；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
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总的是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巩固苏波友
谊。方式是分别与波兰或苏联代表团谈，不参加他们双方的会谈。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苏联发表宣言，十一月一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告一段落。

2、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几乎与波兰事件同时发生。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三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要求所谓民主和自由。
一九五六年四月，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下台，原因是匈牙利中央指责他搞资本主义复辟，并把他开除出党。
一九五六年七月，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六年十月，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伊克（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平反；
同时为纳吉恢复党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宣布撤换原总理格罗，由纳吉当总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苏联军队应纳吉的邀请进驻布达斯。同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布达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代替格罗任第一书记。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全国罢工不断发
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布解放。布达斯到处听到枪声。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苏军基本上控制了布达斯的局势。同日，纳吉宣布成立新政
府。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匈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以纳吉为首，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这时，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许多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群众被叛乱分子抓住吊死，街头电线杆上、树上到处挂着许多尸体。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而纳吉政府却采取节节退让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达布达斯，他们表示；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中国。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泽东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党和人民。

3，中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教训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军重返匈牙利后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也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于是铁托、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西方好多国家的共产党员也批评苏联，带头的是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阵。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坚持两点论。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道路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我们中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我们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十月革命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二）中共中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政治局常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顾名思义，指向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那么斯大林这个人怎么样呢？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所谓斯大林分子，也应当是三七开，有缺点有错误，但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彻底把它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错误的去掉了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
要再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是说要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当然，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符合实际，要有分析。这里用得上中国古人作文章的方法，一个叫“欲抑先扬”，一个叫“欲扬先抑”。就是说，你要批评他时，先肯定他的好的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用这个方法。对斯大林则要采取另一个方法，你要表扬他时，先要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然后再讲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别人看了就容易接受。
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
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
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人家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的“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受到西方舆论的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的重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讨论写文章问题，
毛泽东说：文章的题目可以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
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就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
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同志。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铁托同志现在却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他把这些同志称之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亲痛仇快的。在共产党人内部，在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处理，只能采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的说理的办法处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题目，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要怎样影响国际。要晓得，苏联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
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主义，
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我们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波苏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着重指出，斯大林的著作还是要学，但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别人的情况我们不讲，让人家自己讲。我们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评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没有理由不讲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团结的思想混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
毛泽东说：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这叫做“三娘教子”，
三段论法。对斯大林犯错误进行分析时，可以讲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国内外情况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强调过分，因为列宁在世时也是没有先例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也可能少犯错误。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又要防止修正主义倾向。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丢掉了斯大林为把刀子，结果别人捡起来打他，帝国主义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又打他两棍子。这样在全世界刮起了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风潮。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否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铁托是不公平的。他有什么权利攻击各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斯大林分子？他有什么权利对各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南斯拉夫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做得太过分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的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作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过去苏联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三）原文及要点

1，原文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
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间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复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有是不正确的，面貌一新 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一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矛盾放在其它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予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
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一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长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认识有关。因此，正确地估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历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们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劳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受到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以前，苏联曾经独力承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进攻。这些严酷的考验没有压倒苏联，没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给予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无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苏联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苏联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的北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经济建设，并且同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亚非地区的许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人们早已经知道了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贯地抹煞这一切，而现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有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
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去讨论。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四月间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它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它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家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说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起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
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经采取了步骤，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成功。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错误，这个错误的纠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努力，需要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相信，曾经克服过无数困难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的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的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时期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他们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志取得和解，欢迎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但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在演说中对于几乎所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铁托同志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因
此，他宣称“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它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我们没有看到过波兰党的领导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铁托同志正确地指出：“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夫联邦国民议会上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长篇演说，却很难说不是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释，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要求他们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的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要求他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给兄弟国家所设计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标本。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议。他们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坚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即令他们对于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讨论的原则。我们不愿意干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内部事务。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纠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边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
）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斯大林不是这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备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者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种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及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们的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来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坚决地维护这个团结，把这个团结看成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动摇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已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开始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加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说得对：“各国有沉语？？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的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经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仿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
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望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益，它们的相互支持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它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           *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徊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
，从而为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大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前路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在错误纠正
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尖锐，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哪能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是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要点
　　
　　全文共两万字，分为四个部分，外加一个引言和一个结束语。
　　引言部分：从当前国际上对匈牙利事件的议论说起。
当前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第一种是敌我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营之间，帝国主义同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之间的利害冲突。
　　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相互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这就是本文的根本立场。
　　
第一部分：从苏联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归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有五条：
　　（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列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
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第二部分：论述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就是由于他没有做到这些。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但是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第三部分：是论述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同这些人的宣传相反，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第四部分：论述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协商一致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是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者，同时又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
　　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各国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要注意反对大国主义倾向。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
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必须认真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行为。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联合斗争中，相互支援，共同努力。
　　
结束语部分：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一百年历史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社会主义国家还年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犯过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例如英国和法国，曾经经过多少次反复，其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世界上哪有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和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再论》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经验，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文章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特点及发展的规律：
文章说：
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刻阐述了 了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又说：“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阐述的上述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对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在与赫鲁晓夫谈话中，毛泽东说：
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
　　（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估计不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很强大，特别是你们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有些恐慌，更不敢。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反对是没有问题的。不怕呢，因为你怕也没有用，你越怕危险就越大，你不怕不见得战争就会打起来。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索性不怕。我们还是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二年，还有八年就够二十年，我们应该争取这八年里面不打仗。你们是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应该争取十年和平，然后再争取十五年，然后再争取更长的时间，总之是力争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这个警惕性不能放松，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针对朱可夫说的，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我们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进攻苏联，苏联要反击。）如果是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苏联准备反击，这是对的，但是还得看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请你们去。战略问题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看还是不要先发制人为好，还是采取防御战略为好。我们不首先打，不首先打原子弹，如果他要打，我们就反击。这就是防御战略，不是先发制人战略。

二、毛泽东在三次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开始，在大会上毛泽东说：
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而苏联共产党有四十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的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联党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的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切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有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有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了、成熟了。他们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们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六十八个党大会结束之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一九四五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
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21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
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15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15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3000万吨。那么中国再过15年也可能达到3000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
　　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在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4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人。
　　（哥穆尔卡说，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纸老虎是我一九四六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何同它作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地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13，5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27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
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
　　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六十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种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不过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一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