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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九章 真 情 永 在
友谊是当你接近沉沦或者危难当头时突然增添的助飞螺旋。它可以是金钱、是眼泪、是劝慰、是忠告，也可以是呵斥、是暴露、甚至是耳光。当然，也包括帮你在爱人面前善意地撒个谎，出个伪证。
——现代未名人
因为有你存在和与你共处，我才是我。
——［德］费尔巴哈
人于社会中生活，也就是存在于情感世界之中。生命之树全靠情感来栽培、浇灌和护理：离开了情感，就像离开了土壤、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生命也就完结了。我深深地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同胞，爱我的党，爱奋斗，爱生活。我的这种情感，也深深打动了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他们因此特别爱我、关心我、照顾我、帮助我、激励我。我深切地感到这种爱和关切之纯、之真、之力。因而，成为我智慧取之不尽的源泉，奋进用之不绝的动力。我通过历史的熔炼，于挣扎、拼搏之中再生，深深领悟“人生”的涵义，其鲜美、可贵之处，就是“情感”二字。
人间真情永在，我有那么多不离不弃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焕发友谊之光。在我逆境期间——这并不确切，因为它仍然在进行——特别是我蹲牛棚的日子里，对于人们的一丝微笑、一次颔首、一个手势、一声呼唤，都使我动心、动情、动意，更不待说进一步的理解、体贴、关怀和呵护。那是大洋彼岸光芒四射的灯塔，拂晓前的雄鸡之鸣，使我于微细中感悟人生真情的推动和呼唤，受到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激励。我不仅将这些情景深深摄入我的脑海，灌制了记忆碟，而且还随着岁月的转换，经常加以回放，也时常把它们展放在生命的天平里，掂量其分量，提示自己不要忘怀，在遇到困惑、为难之时，用以自警，作为自勉、自励之鞭。生命之河天长日久地淘洗，益发觉得它们焕发着金子般的光辉，比我的生命还宝贵。
一方面是政治的挤压；一方面是周围的关爱。两种情感，两种推进器，两种作用，在我身上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生命合力，催我奋进。
因此，在我的生命运行作了交代之后，我回忆的思绪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将亢奋的情感神经激活，引向我受审查之期之后，在我最艰难的日日夜夜里，对家人、对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的回眸；一桩桩美好情感上的回忆，把那些断裂的、似乎毫无关联的时间碎片，一份份用心地穿连起来，以生命历程作经线，编织成珍贵而闪光的彩练，奉献给读者。
我从绥化八一厂调回哈尔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独身宿舍，直到从省出版社调到省文教办任职之后，由省委机关分配给我36平方米住房，两屋一厨套间，座落在花园街32号二楼。这在当时，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也令许多人钦羡不已。不过，它并不像社会上我被审查中传闻的那么宽敞、装饰豪华。事实上，因为我担心“玩物丧志”，恪守自律，考虑自己年轻，是个新干部，加上两人工资不高，孩子上学要钱，家庭用具力求简朴、实用。所以，我家陈设十分简单。外屋，摆了一个五斗橱，一个简易书架，一张靠边站折叠圆桌，既当餐桌，也作写字台，两把藤椅；里屋摆放由两张单人木床拼搭在一起的睡床，两个大木箱，四个可以随意调动的方板凳，加上厨房里一个用旧木箱改装的简易碗柜、锅碗瓢盆、竹筷笊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被隔离20个月有余。解除反省回家，看到家里虽然到处显得很干净，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环顾四壁，除了外屋墙上悬挂的那幅印制精美的毛泽东、朱德在机场迎接从莫斯科载誉归来的周恩来的照片，镶嵌它的旧玻璃框檫得干干净净，还是那么夺目之外，白墙灰暗，不少地方的石灰剥落，留下了块块疤痕，加上随处可见的一道道深深的黑裂纹，显得特别刺眼，似乎向阔别的男主人倾诉不凡的经历；室内那四条方凳四肢摇晃，藤椅上的藤条迸裂，见着我显得十分沮丧，似乎不敢正视我的目光；折叠桌因为勤于服务，紫檀色的油漆徒见局部、在中心处让位于木头的磨光，靠边站在那里闷闷不乐；外屋窗户靠近厨房的一边因受潮凸现一个大霉疤痕，和漆黑的墙角连成一块，备显黯淡；门窗木框上的油漆，一块块皲裂或剥落，豁牙露齿，使擦得铮亮的玻璃也黯然失色；五斗橱上，原来公家安的电话被撤了，只有那不起眼的闹钟也感觉不幸，还在那尽责地数着分秒，单调地“的哒”作声，平添了一分生气；简易书架，显然因为主人离开久远，一扇柜门的上折页螺钉离任而侧歪，同架子上的书籍失去关照，一起叫苦不迭。
里屋，床上的床单和叠被，因为使用年月太长，还是洗的次数过多，一块块被磨得精薄，支着稀疏的纱线，上面的印花掉色，而变得模糊一片，同白漆斑剥、高低不平的床头相对，凸出了主人的辛劳和清寒；掉了油漆的两个大木箱子，如今成了志武的睡床，使屋子显得拥挤不堪，留下了一个丁字道；两个房间的地板因为磨掉油漆而像长了癞疮疤，看上去伤心。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清清凄凄的感觉。特别是，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回来见着我，兴奋之际，桌子被碰了一下，它就哭哭咧咧地要我给它锤腿。
厨房烟尘浮壁，一片烟黑，平台门上的护毡有几处钉子当了逃兵，露出了藏得很严实的破粗的棕毡，东南角的小窗子尽是烟渍、尘垢，角上的潮湿和剥落的墙皮，形成一个大黑三角，同洁净的灶台很不协调。天棚吊挂的白炽灯头和电线更被烟渍、尘垢包围，完全变了相，一看便知，男主人已经与它们久违。
也许，物随人气，人背物凄。平常，我对家里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可两年后从牛棚归来，见到如此清苦、凄凉，催人泪下。
如果，这时候，玉梅再向我倾诉一两句，我可能难以自控而不落泪。幸好，她什么也没有说。
或许，因为我在牛棚里听广播，听看守们议论，人们涨了工资，发了奖金，许多人家换了家具、买了电视、录放机，被褥衣服焕然一新，日子与过去相比大大变样。这些说法，把我脑子装得满满的，给我造成了一种幻觉，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情感错位，或许因为我平时的体验和此时的记忆根本是错的，因而竟有如此情感上的巨大落差。
面对凄苦的家境，面对我遭难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我的心一阵阵痉挛、痛楚。两年来的牛棚生活，我不但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工资，而且还用了她的一部分工资作补贴，惟恐我在那里吃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惟恐孩子们吃不好，影响成长。她自己一口一口地省着，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和孩子。特别是，两个孩子刚刚上学，既要呵护他们读书、写作业，又要操持繁重的家务；既尽母亲之力，又代父亲之劳；而她对自己的工职，极其尽责，惟恐比同事落后，总走在前面。真艰难啊!
我在文革中，尽管我的心情激烈、血液燃烧。但我深知政治之险，言行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冷静。因此，我的行为轨迹，都可以从毛主席的理论、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中，一一找到对应之点。我不曾把它们认作教条，但也从不冲出轨道，而是大大压缩了当时社会的过火行为，尽力地按照自己的政治良心，做我所能及的工作。因而，我在哈师院、在省里，在我主持工作期间，出现了有别于外校、外地的明显不同的做法，而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得到周总理的关爱，也因此受到群众的称赞和拥护，赢得哈师院以及全省人民对我的理解和爱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尽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之心，行了一个平民百姓之德。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问心无怨、无悔，也无愧。然而，我在玉梅面前，却感到自己没有尽到为夫之道、对子女没有尽到为父之道，感到有怨、有悔，也有愧。
电脑打字的鼠标指向，勾起文革中关于她的一桩桩往事，竟不顾我此时伤痛之情，一齐争着涌上心头。我对她通报情况不够，1967年7月我去北京找周总理告状，事先没有通知她，她是在反对派诋毁我的小报上得知我出走的曲折过程的；到京以后也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凭着她的理解和判断，使她为我牵肠挂肚，日夜心神不宁。我对她关心不够，她从南方来到北国，开始水土不服，工作有难度，由她自己颠簸，许多不便，无处诉说；我对她体贴不够，她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只去看过她一次，她每周来看我，后来在怀孕期间上下车，几经风险。有一次摔倒了，一人竟从她身上踩过去，挨了许多不能、也难能言状的累和罪；我对她了解不够，她大腹便便，独自一人南归分娩，我不能问她疾苦，更不能使她心安；我对她理解不够，本来应该让她知道的事情，没有及时告知，使他蒙在鼓里，为我担惊受怕；我对她解释不够，使他对一些事实真相不明，被人们斥责为我袒护，挨了不白之冤；我一头扎在行政事务堆里，家务活干的很少，沉重的家务和孩子生活照顾问题，几乎完全压在她的肩上，夺去了她的学习、读书时间，更夺去了她的娱乐休闲，而她的爱洁成癖使她更劳碌有加，回家就忙过不停；有时机关来人和上访者找上门，我要她回避，言语不周，令她不快；有时我不在家，她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接受了要求我办事的人送的糖果、点心或烟酒，我没好气地批她、损她，甚至逼他马上给人送回去，等等。总之，她为我付出的太多，我报答她的太少、甚至没有；她为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我为她做的很少，甚至没有。她受我的牵连，蒙受了不白之难，遭受了难言的痛楚和苦难。我欠她太多的情、太多的意，使我难以尽述，也是很难回报的。
我的曾经受伤的心，因为批潘之后重新启用而又焕发起来，正在热情奔放、意气风发之时，因为毛泽东的逝世而再一次受挫，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彻底回到了现实。
我从牛棚回到家，在玉梅、孩子们的目光中、话语里，深深感到家庭团圆的兴奋，家人相聚的深刻涵蕴。那种曾经长期颠簸、惊涛骇浪的远航忽归，到了避风港，令紧张的神经真正得以放松的回味所带来的舒畅和安全感，至今仍使我的记忆波浪翻滚。在这里，他们理解我、接受我，给我自由，给我快乐。我可以说心里话，兴致来了，引吭高歌，也可以手舞足蹈。玉梅上班、孩子们上学之后，我可以静心地读书、写字、看报；星期天，我们一家人，可以携手，到附近的儿童公园或松花江边，共渡愉快的一天。在等待作结论和重新分配工作的那些受煎熬的日子里，家人的爱和情，使我的不幸、焦躁和思虑，减了七分，得以喘息、舒缓。
我开始了寻常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了普通知识分子的读书、写作生活。
对于家的概念，我一直很淡薄，或者说很朦胧。我少年定婚、成婚，脑子里一直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疙瘩和说不清的遐想，加上两地生活，直到潘复生整我，遣送我去绥化劳动改造，我才意识到，我应该有个家，以免孤身一人。于是，我跟玉梅谈了我的想法，没成想她愿意跟我去受罪，而使我在艰难中有一种家的温馨，避免了长夜难眠的种种烦恼和困苦。在绥化，是我们夫妻生活的真正开始。那时侯，省里派性搞得很凶，三天两头要人搜集和整理我的材料，八一厂属于捍联总的据点，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令。但是，因为我行得正、走得端，群众明是非，少数人想搞点名堂，也掀不起风浪，潘复生也就无可施其伎。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家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批潘以后，我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工作一忙起来，或者说我的境况转好了，我的家庭概念又淡薄起来、朦胧起来。这一浮一沉，一淡一浓，都因为我内心追寻一个梦想，一个从小追寻的梦想。
我从小受母训的激励，崇拜爱国英雄，心驰神往地就是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我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切比较中，从一大批志士仁人追怀新中国回国建设的感人行为中，从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作家)的文章中，从我祖宗三代变迁以及自己的理论学习中，而产生的内心确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心目中，就是新中国的代名词和象征。经过社教以后使我懂得，中央领导集体，并非是一个铸成的铁板整体，而是其成员充满个性、富于思想，并存在分歧、充满斗争的组织，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像从前那样个个令我尊敬、佩服。通过社教、再经过文革中、后期，又使我懂得，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但也不乏反对者；毛泽东虽然高瞻远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继续革命的问题，但并非是一个完人，他有着浓厚的家长作风和帝王思想。他的双重人格，妨碍了他的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科学性。我的这些认识是在历史行进中逐步发现和增进的，限于我的条件和能力，我却不能选择、不能超越。历史的、毛泽东的局限性同我的良好愿望与书生气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论历史怎么看我，我可以对历史说，我是一个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中生长的青年，崇信中国共产党、崇信毛泽东。我孜孜以求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报效中国共产党，又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世界大动荡、大革命、大改组的年代，顺应时代的要求，紧跟毛泽东、紧跟中国共产党投身文革，直到毛泽东逝世。这就是我不能改写的历史。幸好，历史是一面镜子。文革历史这面镜子，同以往的历史一样，既可以观照，也可以透视。人们通过它，可以将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看个清清楚楚。我自己也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的覆灭，寻找自己的新生。
我希望自己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效力的梦想，经过清查的灭顶性撞击而碾作粉尘。这种粉碎，是心神俱灭的无情客观打击，也是生命元素重新聚合的精神自新。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相信人生的回旋。我会通过历史、通过辩证法、通过回旋获得新生。这新生，来自我的学习与奋斗，更来自我周围的友谊，来自我的家庭对我的期待。我还在牛棚时，玉梅每次来看我，经常这样说：
条条大道通北京。你是大学生，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凭着你还年轻，凭着你的努力。干什么都可以干出成绩来。我相信你看得比我远、想得比我远。风物长宜放眼量。家里有我，你尽可放心。你现在抓紧读书，我看做得很对，人就是要有这股精神。还要什么书，开个单子给我，我想办法。
竹篙挑水后头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为我省钱。
一定要保证有个好身体。要坚持锻炼。
这些直白的话语，既简单，又质朴，却闪烁智慧，带有哲理。这是她当着看守们讲的。我听来直入肺腑，感到玉梅理解我，与我同心，使我没有后顾之忧。后来，我的情况大白于天下，到1978年，我已经很“清闲”了，我和她还可以完全避开看守，在这时放满红砖、准备在附近盖房子的运动场上，找个避人的角落说说心里话，和我亲热，商量一些事情。我要当教员，就是我在牛棚征得她的意见而定的。
“笑颜放眼看物华”。我决心重振我的家，要当好丈夫和父亲。我是学政治的，在文革中，政治把我推向了巅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时不笼罩在政治氛围之中。文革风暴揭发出来的干部问题，所激起我的感叹、震惊，仿如眼前，我当官以后，总觉得群众在看着我，警告自己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不要当少爷，因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夫妻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无不落上政治的粉尘，连平日说话、上街、家庭活动，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有无政治副作用，群众和相关管理者作何感想，也要三思而后行。刚搬新家，差不多与我们同时回哈的栾国武曾建议我打一套家具，答应只要花很少一点钱，他帮我操办，我怕影响不好，个中有暗语，而婉言谢绝。我说服并同玉梅商量，用白布围个墙角当衣柜，也是很实用的。
由于我的思虑，时常因为一些日常琐事，两人拌嘴。玉梅认为我对自己、对她过于刻薄，用不着；我则认为，新干部对自己及其老婆不能不严格，不算多余。我大道理不离嘴，什么要以小见大、防微杜渐呀，什么要警惕乘职务之便的特权思想呀，什么群众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呀，什么要警惕舒舒服服犯错误呀，把纲上的高高的。因此，有时弄得很尖锐，把她说急了，他就说我怕丢了官；我就回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赢。有时，旁边有司机或干部，我只得忍气吞声，自认老婆工作不好做。有时，互不妥协，弄得好几天不愉快。事后平心静气，她觉得我言之有理，常常向我赔不是。因此，我又感到夫妻之间这一套未免滑稽、可笑。
比如，私事带玉梅和孩子坐公车或让他们搭我的车“捎脚”，或者审查新电影时她要求“搭看”。这些在我看来，也带政治，造成的影响于我于她都不好。我说，这些事宜禁不宜开、宜严不宜宽。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提出别人也没有像我这样拘束自己这么严，我只好赔笑脸说：这方面咱们不要同别人比，越比风格越低。她摆出一副哭脸。有时，她就笑呵呵地对司机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司机当然乐于从命，我只是摇头。虽说家事难办，我也不能总是这么妥协。一天，她又旧话重提，被我抓住话柄。上车后，我郑重而带笑地对她和司机说：犯错误就怕自己做错了，又不肯改，常常拿这句话来原谅自己：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些事情，看似事小，但在群众眼里，可是特殊化、公私不分的问题。一、两次，大家可以谅解，次数多了，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凡事要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警惕错误惯性、渐进性。错误的东西如果习以为常，就会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的了。因为这些区区小事，于你我、于大家都不光彩，又何必呢。经过这样对话，以后她就很注意了。
诸如此类，人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做法和说法，也有知道说好的，以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有人，特别是个别要好的朋友，说我是知识分子的迂腐——神经过敏；但多数人还是说注意一点的好，应该掌握好“度”。我经常感叹领导干部难当，她也觉得做领导干部的老婆不自由、受拘束，说话、办事都要留着心眼。
虽然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像我如此不离政治的人，有一种神经质的自觉，但也常常觉得，生活与政治要细分、时时事事要挂连起来，也很别扭、很不自在。
现在，我感到无官一身轻。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当我的平民百姓，当我的文人了，可以顺其自然地过日子了。
我得好好地策划一下，我对玉梅说出了我的家庭改造计划。
“是得好好地设计一下。”对于我的回来，玉梅在兴奋中，但在当时清查时冷时热的恐怖气氛中，她开始有一些想法，甚至不愿意让厂里的人，看到我们俩在厂门口走，叫我绕道，为此我提出抗议，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此后，她认识到，我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一想到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听了我的家建远景规划，她也来劲了，很高兴地这么说。
我同玉梅策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搞一下家庭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的条件。我和她商量，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们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在人前直起腰竿，把学习搞上去。孩子们听说全家自己动手收拾房子，还要做一些家具，一改家庭面貌，一个个兴奋极了。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开诸葛亮会，人人献计献策，计划尽量少花钱，主要依靠自己的力气，先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粉刷一遍，再请木工打一套书柜，自己动手做两个沙发，打一个小茶几，刷一下地板。等过一段有钱了，再置办立柜、写字桌。
于是，我们选择翌年开春的一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家整个土木工程开工的黄道吉日。头一天，我向房产部门借好了粉刷的刷子和有关器具，买好了生石灰等东西，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天又请街坊的一位懂刷房技术的小伙子帮忙，由他操刷和指挥。我们全家那天起了个大早，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将房子粉刷一新。孩子们亲眼看到，经过全家一齐动手之后，天棚四壁先是一片蓝茵茵的颜色，渐渐地转为白里透蓝，最后变得雪白雪白的，并发出一股清新的碳酸味儿，特别使他们兴奋不已，这对他们的激励可大了。他们对于下一步计划的实施，更加信心十足。
接着，我自己动手，玉梅和两个孩子帮忙，又将门窗重新刷了油。从市场上请南方来哈尔滨打工的木匠，打了一套我设计的书架，我自己利用边角残料，做了一个小茶几，儿子志勇也帮着忙乎。之后，以我为主，孩子们也动手，找朋友要了一些油漆，又将新、老家具，甚至连几个旧画框也都刷了新油漆。我把留存的旧挂历上的风景画煎下来装进画框，分别置放在两个门额上，让黄山、庐山、镜泊湖的风景，为我家增光添彩。两个房间原来吊挂的白炽灯，全部让位于40瓦的日光灯，厨房的碗架柜，也用油漆换了新面目。房间经过这样一番整修，旧貌换新颜，一扫那种清苦、凄凉之气。在此基础上，在南方曾经学过湘绣的她，花了不多的钱，买了白布和彩线，精心地刺绣了两个不同图案的门帘，一个绣上我写的知识就是力量几个字，一个绣上我写的劲松二字，将它们分别挂在两个门上，我们还用滚纸的方法，做成一个个小筒，编成熊猫图案，刷上油，通过别针做环连接而成的彩色落地门帘，夏天挂在厨房通向凉台的门上，以防苍蝇进来。经过这样一番梳洗打扮，连里屋的大床，也换成新做的新款木床，使我们家，如孩子们在作文里写的：“依靠我们自己动手，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
刷房子、打家具、装饰屋子，给家里带来欢乐、希望和生机。我看到，玉梅和孩子们的脸上，泛着喜色，我自己，也觉得很兴奋。
孩子们从未见过化解生石灰的景象。当我把一块块生石灰，投入泡石灰的水缸里，刹那间，生石灰在水里发出剥剥清脆的裂爆声，缸里的水立即咕咚咕咚沸腾起来，冒出团团水蒸气。
“真有意思！”
“真好玩！”
两个孩子快活地惊叫起来。
“爸，为什么冒热气？”
“这叫做化学反应！以后你们上中学就会学到的。生石灰主要成分是氧化钙，遇水就起化学反应，发生化学变化，变成另一种东西，叫做氢氧化钙。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使水的温度升高，所以，水就‘开’起来了。”我一边放生石灰，一边解释说。
“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
“是呀，生活里的学问多着哩。生活是科学技术的出发点和归宿。你们好好读书学吧。”
“生石灰还可以把鸡蛋煮熟哩！”玉梅的这句话，把孩子们的兴奋引至极致。
“咱们煮个试试。”
“这会儿不行，整不好把鸡蛋弄破了，吃不成鸡蛋反而把这石灰水搞脏了，那不往墙上刷鸡蛋糕了。”
孩子们捧腹大笑，我和玉梅也开心地笑了。
孩子们还对在石灰水里加放洋蓝不理解，还有刷房子、油漆器具、地板中的其他许许多多事情，也特别感兴趣，真是每事问，我们俩一一作了回答，直到他们感到满意为止。孩子们觉得大开眼界，欢喜异常。这一段日子，装修为上，我们的生活秩序无常，吃饭简单，以不饿为原则，且常常不依时。起得早，睡得晚，睡觉的地方不固定，或者到朋友家住，或者一家人分成几处，但孩子们却毫不介意，连找住处也使孩子们处于高度兴奋之中。
为了进一步美化房间，营造孩子们读书学习的氛围，利用我们住室当阳的优势，买了几种不同款式的花盆，又找人要了几种花秧，养起了名目繁多的盆花。算起来有：三盆君子兰、一盆对子红、两盆吊兰、一盆兰草、一盆仙人箭、一盆八宝青、一盆松青、两盆月季、一盆马蹄莲，一盆菊花，一盆昙花，一盆文竹，几乎所有的窗台，都为花盆占领。虽非名花异卉，可也能应四季开花。常常是一花未谢，一花又开；整个窗台，一片烂漫。室内虽无贵重家具，但桌椅器具也还够用，收拾得一尘不染，整日阳光普照，给人一种殷实之感。原来的凄凉景象离我们远去了。现在是满室飘香，生机盎然。正是唐人韩愈所谓“丁宁红与紫，慎莫一时开”，如宋人文同诗句所描绘的景象：“坐久微风来，时闻散馀馥”。冬末春初，先是苍劲的对子红向我们致以新春问好，接着就是仪态可爱的君子兰亮彩，继而是清雅优容的兰草吐芳。仲春之时，洁白的茶花傲迎春光送来一片清香。夏季，除了玲珑多姿的月季花之外，还有偶然一露峥嵘的昙花，令人视觉一新，击掌叫绝。仙人箭枝条挺拔，它的花也清秀俊逸，给人以特有的灵秀拔俗的美感。马蹄莲花，质朴、玲珑，以其别有的风韵，迎着早秋开放。菊花则以傲霜之英持续到交冬，与盆松笑望。文竹与兰花竞秀，四季依青；八宝青与吊兰比美，青翠流油。各种不同的花卉，应季开放，争奇斗艳，风格迥异，各领风骚，给我们一家带来喜悦和欢乐。
我们一家人，为这些花卉各尽其力、各献其心，玉梅尤其功不可没。我们不时为它们培土、修枝、剪叶、浇水、施肥、驱虫、防病、治病，而献智、献技，尽心血，流汗水。人人都因为它们的破土、抽芽、花儿盛开、姿容之美、散发的幽香而激动，有过从未有的欢心、开心、舒心的日子，也为它们的花谢、疾病、枯萎、死亡，有过难言的担心、痛心、揪心的时候。
我在家呆的时间最多，面对花卉的枯枯荣荣、生生死死，常常突发联想。一般花卉，一年只能开一次花，而且往往几天的时间，只在开花之时，得到短期的风光，为世人称道。期间要熬长期的冷漠，还有这样那样难以想象的被迁移、挨攀折、遭践踏、受凌辱的无头案。令人不能心平的是，人们从不以温室的花儿为歌，却蛮横地批评它们懦弱，经不起风霜。但我却感到，凡赞美温室花卉的花容花貌的时候，人们却忘记了它们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它们曾经都是野生植物，依照生命规律，具有特定的习性和个性，顽强地生活，竭力地表现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它们各有自己的罗漫史，也有本家族的发生、发展史。它们的祖辈曾在野外冒着天变地演，各得其所，尽显其妍，打扮世界，而令人们折腰。作为草木，它们无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却锻造了生命的适应力，也学会了生存选择。是人们将它们强迁、转移，改变了它们的生存条件、生命格局和生活习性，迫使它们为人类服务。这是谁之错？从这一点，我要为室内的花卉鸣不平，替它们翻案。
80年代初，我在等待审查结论，闲读书，读书闲，当了几年养花、护花、赏花使者，以花卉为友，经常与花卉对话；对花卉别有一种情操、认识和体会，因而生出许多奇想来。正是这些奇想，令我有一个好心情，写下了很多诗词，比如，《读〈古文百则〉诗百首》、《红罗女》就是那个时期的产儿；与黄伟杰编注《百家诗词论人才》等。
我被“置放”于家，同“闲居”是两种不同的境况和心情。刚从牛棚出来那阵子，因为还没有结论，我不能深居却可以简出，担心过多的涉世，授人以节外生枝的把柄：一是给朋友惹麻烦、添乱；二是给自己生是非，吊起专案组内查外调的心曲，找我谈话的口实，耽误的是我的时间。所以，我除了和玉梅上街买东西或星期天领孩子逛逛公园、看看电影，别的场所很少去。听玉梅经常给我带回各种趣闻。我觉得只有她给我的信息才真实可靠，证明我的存在和同世界的隔离。诚然，她向我传达的信息，往往是一些她们厂里的产品质量啦，厂里的生产线啦，谁家生孩子啦，谁同谁今天又吵架啦，如此等等，不乏陈词滥调，内容亦多重复，但于我仍然有新鲜感，却并不感到絮烦和唠叨。因为我成天跟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打交道，别的信息渠道不多，特别是社会新闻，更难于听到。玉梅带回的信息有时也很丰富，该厂数百人，职工来自于全市各区，所以信息层面和数量也不少。文武之道的一张一弛，社会上的一静一止，也或迟或早地会引起她们厂里的波浪反应。
在那些等待结论、急于想工作的日日夜夜，我感叹人生，渴望自由，渴望交流，渴望社会的关爱。这时候，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对我是何等重要啊。面对妻子、儿女的浓浓之情，进入读书的境界，使我常常忘却了自己身处逆境，偶尔也扯开嗓子唱几句、诵几段。她里里外外的忙，但从其眉宇间散射的兴奋罩，也可以看出她有一种希望和满足。
我被撤职罢官，继而被开除党籍，玉梅开始也有一种压抑感、失落感、痛苦感，但随着时间推移，从她顺其自然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学出发，以及怀着对我的理解、信任和期望，很快变得坦然，而不是成天无穷的忧虑，没完没了的担心和苦恼，也不同我数落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她看来，我的回归，并不只是意味着我在政治上的沉落，更意味着我的再造和新生、家庭生活的新希望。与其说，她愿意当个官太太，不如说她更期望有个稳定的家，过平民百姓的安康生活。
我从牛棚出来不久，曾板起面孔正面谈到我的处境的长远性、艰难性和她可以采取的姿态。我很认真严肃地告诉她，她也一本正地回答我：
“不要重复过去的话。我们好好策划一下，从头来。我们年轻，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有知识、有本事，人也不傻。我们有一儿一女，一个个聪明伶俐，这就是我们的最宝贵的资源。我们共同努力，但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培养好。”
是呀，重复没有用，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考虑现在，满足眼前的吃喝拉撒睡的种种需要，而且要为孩子们的事业和前途设想，尽量地做出周密、全面和系统地安排。我对自己的基质和能力充满自信、毫不动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链接就是历史，就是生命的历程。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将来是一种希望，是现在的延续和期望的未来状况；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就是此时此刻。考虑现在，必须记住过去，更必须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我们约定：现实情况表明，我们无缘也不必同孔方先生称兄道弟，我们无福也不要与享乐主义拉起手来；我们不恭维利己主义者，也不赞成靠酒肉拉关系、处朋友。我们不能加入咒骂昨天的行列，也没有必要为今天阿谀奉承。我们不要在单位谈论政治、议论单位领导和同事，不要在同事中搞小圈子。我们不再狂热，也不会自怨自艾。我们应该拿准是与非的尺子，把握进与退的界限。对外来的信息和刺激，保持冷静的、清晰的神经系统。
在过去，促使我思考问题的主要推力来自外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组织、我的老师、同学和同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当然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外来的帮助和支持，谋求外部环境和条件同自己、同家庭的协调，但关键在于自我，在于自我用脑，独立做人、独立思考。
我还感到，当今科技革命引发的世界事变还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整个世界和人类，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处于一个精神转换、价值观转换之中，处于一种同传统挑战、要革新、要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我们不能囿于传统的理论和知识。我们不存在、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生活、那样进行思维、那样开展活动了。适者生存。适应历史转变，从自己和自己家庭出发，按照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方式，重新锻造自己，重新安排家庭生活。丢掉幻想和侥幸心理，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为了孩子。
这就是我们夫妻俩，在我受到一步步加码处理之后，逐步形成的共识，必须明确和共同遵循的指导思想。
她不信神不信鬼，也不信命，只相信劳动人生、奋斗人生。一次，我们俩散步，信步而行，走到花园街与大成街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算命先生，被许多人围住，在那里摇签算命，生意很红火。我开玩笑地对她说：
“咱们也来一卦，不好吗？”
她赶紧拉住我的手说：“别开玩笑。我不信神、不信鬼，也从来不相信命运，算什么命。为什么毛主席在的时候，你们这些人都好，现在为什么都不好。难道这里面就没有命运好的人？让他们胡说八道，增加不必要的烦恼。”
我说：“你真伟大。古来许多人不信神、不信鬼，但是却承认命运。东汉的王充，是历史上有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就讲四有：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就是生命，王充讲，人的生命来源于元气，是天授予的，因为元气各有自己的寿命因子，所以形成一定的形体之后，寿命的长短就定了。但是，他又说，如果得善道神药，形可变化，命可加增。这里的善道，就是合乎规律、懂得规律，按照规律运动；神药，就是对症施治，该用药的用药，该打针的打针。有禄，就是拿俸禄，就是今天说的吃皇粮、拿国家工资。有遭遇，就是遭受非常的变故，遭受打击，落难遭灾。有幸偶，就是有可能幸免，因祸得福，遇难呈祥。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相信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全靠顺应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而动，但从事政治，总是有风险，有反复。还是王充说的好：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所以，命，就是命运，是人生的环境和条件，以及自我参与、同社会的相遇和社会认识、接纳的状况。这样想，就会有一个好心情，不能沉湎于过去，而要放眼将来。你跟着我吃苦，也许命不好。但如果我们振奋精神，把孩子教育好，我们的晚年会幸福的。相信我吧！”
她报以微笑、推拥我走的方式，作了回答。
写到这里，我记忆的神经特别亢奋，那些尘封的时间碎片，一个个跳跃起来，指挥我的手在键盘上飞旋，打下了一行行珍贵的往事的记忆。
“我看，这样倒挺好，夫妻、子女在一起，平平安安。”
那是我到电大开始讲课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坐在桌旁备课，阅读有关资料，两个孩子也在聚精会神地伏桌写着作业。玉梅收拾完厨房之后，悄悄来到我的身旁，第一次若无其事地靠着我坐下，喃喃地说道，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忽然发了这番感慨。我用左手轻轻拍拍她的右手背，把脸凑过去贴了一下她的脸，她闪电般回吻我一下面颊，我朝她一弩嘴，示意不要让孩子看见。然而，我们的小动作终于被他们发觉。姐姐志武用铅笔头戳了一下弟弟志勇，“你瞧咱爸妈！”
话音刚落，志勇拉着姐姐也向我靠来，我把他俩紧紧地搂在怀里，一遍一遍地亲他们的脸，孩子们显得异常激动和陶醉。
我意识到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深刻涵义，品尝到家庭和谐的美味，玉梅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幸福与和美的人。她看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功读书的情景，有一缕书香在室内飘荡、一种可见的希望之光在升腾，内心的兴奋难以掩饰，不禁把心里话兜了出来。只见她脸上容光焕发、眉宇间洋溢着欢欣，笑意流眄。我注意到，这时的她，显出一种中年女性的成熟美，一种我平时未曾发现的性感，一种我不能言传的刺激。她受苦了。但是，她看到她的爱人、爱女、爱子聚集在她的眼前，是一帧全家福彩照，一首充满希望和激情的诗；家里的遭遇，她受的累和苦，似乎都正在转化，一种甜美、一种从未有的满足袭上她的心头。她那激动的目光，告诉我：平安就是福。那目光寄予着爱，充满着希望和憧憬。从她的目光中，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家庭的地位、责任和担子；也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男人得到老婆和孩子的理解和倾爱，才算是把自己的家真正建立起来了！
我从史书上曾读过梁鸿先生与孟光小姐的故事，夫妻二人共同劳动，互助互爱，相敬如宾。孟光送饭举案齐眉，梁鸿有礼貌地双手接过，去掉封建礼教色彩，倒也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他们的恩爱之情，而为后人传为美谈，还搬上了戏剧。在我看来，玉梅虽未有齐眉举案之举，对我却也是一片深情。
玉梅很会过日子。她总是仔细地计划着每一笔开支，并征求我对重大生计安排的意见，让我在重大问题上最后拿主意。我们的生活在我到电大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但根本改变是在我晋教授职称之后。这以前，主要是80年代之初，那四、五年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不过，尽管手头拮据，但玉梅从不向人哭穷。她说，我向人哭穷，又有什么用，我希望得到的是尊重和理解，而不是别人的怜悯。她还对其友人表示，天大的困难，我们照样能活下去，并且生活的也不能比别人差。她常对孩子们说：“吃不穷、用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她还经常说，人活一口气。在困难时，最重要的是精神。在吃的方面，她注意粗粮细做，粗细搭配，平时和节假日调剂；在穿用方面，她注意新旧组合，做到内外有别：内衣可以带补丁，使物尽其用；外衣主要是整齐清洁。在她的精心安排下，我们的吃穿用烧都很有节度。我们一家人到年节关头，总是有新衣服换，平时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使大家在外面不失体面。我们把吃放在第一位，从来让孩子们在节假日吃上一般人家能吃到的东西，没有因节假日使孩子们扫兴。为了改善平时的生活，把孩子们的营养搞上去，她教育孩子不要偏食，多吃粗粮好处多。为了给孩子们补钙，她经常买骨头熬汤喝、炖菜吃。每每在这种时候，也是我们家亲情最感人之际。我于1984年4月22日写诗，记下了这种情景。诗曰：
乐在其中
贤妻生计多妙算，清烹鲜骨胜肴盘，
父子母女相推让，亲情无酒亦醉欢。
玉梅对于家庭生活持有独到的见解，有一套不同于一般人操持家务的常规；她克勤克俭而又肯于动脑，努力创造一种秩序，力求形成惯性运行。
她很重视孩子们的穿着，以为这关系他们在人前的自尊，而我们周围住的又都是一般职工，后院里有跟他们年龄相仿的一群孩子，至于那三、四户高干，独门大院，成天大门紧闭，不用管它。她说，不能让孩子们穿得太寒碜，但也不能娇惯他们，让孩子挑挑拣拣。她心灵手巧，从她母亲那里学到一手女红。我刚从牛棚回家，当时家里没钱，她劝我无论如何省点钱也要买一台缝纫机，可以为孩子们缝缝补补，做点简单的东西。我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孩子们的衣服基本上由她裁剪、缝制。在她的推动下，我也会用缝纫机，并且会处理一般故障，而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她会刺绣，又会织毛衣。她利用在厂里做检查工作有忙有闲的工作特点，抓住一切空闲时间给一家人织毛衣、毛裤。为了怕毛线磨坏和款式陈旧，她总是常拆常织，所以，我和孩子们的毛衣款式新颖，令邻居女士们夸好。
她的洁癖，养成了她的劳作惯性。一进门，便操起笤帚，或抡起抹布，先把门口收拾干净，然后，挥身上厨房，做起橱工来；瞅准烹调的时间差，急忙把两个房间过一遍抹布。所以，我家任何地方总是一尘不染，本色再现；每次街道上进行卫生检查，我们家总是属于“最干净”之列，受街道表扬。我上电大之前，我也参与洗衣服，孩子们上高中之前，小件衣服自理。我上电大、孩子们入高中之后，我们的衣服几乎全包在她身上。她的爱洁的光荣传统，为孩子们所继承，以至于孩子们成亲以后，两个小家庭也是干干净净的。
可以说，我们的家风建设、生活秩序、生活习惯，确实有她的一半。是的，我在逆境度日，是她帮我闯过了一道道家庭生活难关。“家有良妻，丈夫神气。”街坊邻居看到我一身总是穿着得体，无不这样当我们两人的面这样夸她。
其实，街坊邻居只是看到一个表层。他们并不知道，玉梅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为我撑起了半边天，而且也是我精神大厦的一个大柱子。她聪明、机灵，也肯动脑。虽然文化不高，读完小学因为家境不好就辍学了。工作后上夜校读了中学。她平时听广播、看报纸，从不间断。“处处留心皆学问”，她很注意从平时人们的谈话中学习。一般地说，她是我文章和著作的第一名读者和评论家。我的文章在发表前，常常读给她听，听取她的意见。我对她说，一篇好诗、好文章，常常是通过直白的文字写出来的。诗有情感、意境、意蕴，句子美，而读来上口，回味无穷；文章在说理、叙事流畅，有逻辑性，用词准确，听起来，主题鲜明，有主见，不同凡响。一篇诗文，文字再美，人们听来却不知所云，便毫无意义。我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征求你的意见。我把自己的诗文读给她听，往往取得双重效果：一是听听她的反映；二是在自读的时候，自己发现问题。很多时候，她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却也给我提出了不少很中肯的意见。特别是我说的不清楚、不顺，或有生僻句子、字词，或前后重复，她准能给我谈出她的感受来。
玉梅对我寄予的热望，聚集在我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上。她相信我的人格，相信我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压倒一切困难的魄力、毅力和能力，终归走出困境，开辟人生和家庭新路。她深知我的脾性，并从经验中积累了激励我的方法。其实不过是：又打又拉，软硬兼施。打是从正面激励，激起我的压力；拉是体贴我、照顾我。硬是同我商订目标，软是让我随心、开心。
80年代中叶，我到电大后，我开始写的一、两篇文稿未被采用而被打了回来。我拿着稿子很有感触地对她说：
“世道变了。现在投稿没有人不行。像我这样的好稿子，恐怕不多见，却居然不用。”她朝我看看，沉思良久，没有迎合我的意愿，而是很严肃地说道：
“说句天良话，现在人情淡薄是实，你和他们没有交情，只是一方面。依我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写的东西，只能比人更好更强；如果你写的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人家宁肯用别人的，也不用你的。所以，你不要不高兴。我看，还是稿子有问题，特别是脱离实际。如果稿子真是特别的好，是会打动人的。”
我没有料到她竟然这么狠狠地说教我，不禁脑子一震，感到仿佛是在我的伤疤上撒盐。起初，我觉得人不走运，连老婆也可以奚落，心里感到火辣火燎的。然而，静静地思忖、掂量，于痛楚中转念，这话语重心长，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正击中我的要害，进而感到怨天尤人的羞愧。是的，目前固然人情重于稿情，但是我这一两篇稿子，确属平平，脱离实际，无称道之处。我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花费比别人更多的心血，并且改变目前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想办法了解实际、结合实际，写出富有独到见解、充满新意、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真正叫得响的稿子。
惟有拼搏，才是我的出路；惟有拼搏，方能展示我的才华；惟有拼搏，方能锻造我的骨气。于是，我更加发奋读书，更加注意思考，更加注意研读报纸、杂志，更加仔细地推敲写作，每每属文，几易其稿，终于写出了好作品，为学术界称道。这使我感悟到，人逢逆境，同情劝抚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激励、鞭策。不论何人，都需要在那似醉非醉之时，在其精神上猛然一刺，使其反悟，完全去掉梦幻，去踏实地求生存。后来我对玉梅谈起这件事对于我人生的意义时，很感激地对她说，“这是一条可贵的经验！应该对你道一声：谢谢。”
她诡谲地一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乘势把她掀倒在床上，把她亲了个够。这个中之味，够我俩久久地享用，意蕴绵长。
这次我写回忆录，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或者说写了也不能发表。我给她朗读了一些重要章节，征求她的看法，她说：
“我看，你这样客观地讲述经历，我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发表，也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写，那还有什么言论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又说，“回忆录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可以写，谁也管不着。”我相信这素朴的见地。这对于我不懈地写作回忆录，起了重要鼓舞作用。
不仅如此，玉梅还能在我遭受精神压力之时，给我必要的劝慰，使我冷静，起到减压减负的作用，找到释放的途径。1984年春季，我看望一位朋友，他告诉我曹志关于我的谈话，回家后我学给她听。说完之后，我的情绪异常激动，气冲牛斗，一连数道这位曹先生，我说，在文革之中，曹氏惯演落井下石之戏。潘复生在1971年挨批，他找办公室的N某，要求替他写一篇批潘的文章，称潘篡改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关于黑龙江省的指示。毛主席说，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而潘说成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因为N当时是秘书，是在场者，觉得情况不是这样，而婉言推脱，曹氏只好另找他人代笔。其实，曹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直跟潘到底，排挤刘光涛落实毛主席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现在看到潘不行了，就来个下石落井。玉梅说：
“现在还是以‘左’对‘左’，说是同文革不一样，其实，哪样不是跟文革一个样，连开会的方式、讲话的的调子都没变。何必生这么大气。不要紧，群众现在也理解了。他们说，邓小平不把文革彻底否定，不把造反派整掉，没办法推行他的那一套。天要打雷下雨，咱们也管不了。要怎么处理就让他怎么处理好了。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对你都是一个样，何必计较表面现象。你要相信，人不能都是走红运的，也不总是倒霉的。老百姓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是的，玉梅对于眼前的状况所持的高度冷静，其实也是我平常对他反复说的道理，如今她拿过来讲给我听，确实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夫妻的相互磨砺，本来是现实生活锻造的熔炉，而我受到接二连三地冲击，更使这种磨砺的频率和效力大为增强。我俩都热爱生活，热爱社会，又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感，对世界发展变化的信念。因此，“白眼看炎凉”。我们从不相信，这是最后的结局，历史到此就不再遵循固有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了，掌权者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历史惩罚了。女人特有的某种忍耐性、期待性，也许因为我的磨难和我们的共同奋斗，而使她得以磨砺而在她的身上表现地更加突出罢了。
听了她的这几句话，使我心神清爽，火气很快泄了下来，冷静对待眼前的事变，终于泰然处之。后来我回忆这段经历，觉得当时如果玉梅不帮我浇水消火，我会带着极大的情绪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犹如螳螂之怒，于事无补；不仅伤了自己的身体，也落得人们说我不识时务的话柄。
玉梅对我的关爱，尤其对我的身体备加注意，吃什么东西，总要把好的、多的一份给我。她总有她的章程：“孩子主要是营养、不偏食，美味、珍奇、好吃的东西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你最近太累，天天讲课，熬心血，需要补充营养。”“昨天你又熬夜了，今天你多吃一个鸡蛋。”“累点不要紧，但营养要跟上去。”她总是有理、有利。她给你夹菜，可以把住你的手，非接受不可；你给她敬菜，她常有婉词推却，如果学她把住手的法子，就会形成“武斗”，常常以我甘拜下风结束。
玉梅对我的疼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切。我在家，不能打个喷嚏或有两声咳嗽。因为在她看来，这就是感冒的前奏或别的什么病。我跟她理论人体的体温自我调节机制，她就搬出某次某次的感冒发烧也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实例，非得听其言不可。这种爱疼，我十分感激，但有时使我感到过分，甚至受不了。我说：“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见得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有点病就吃药，这样反而不好，人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有时，我刚觉得鼻塞或连打喷嚏，不愿意马上吃药，以后严重起来，她就反唇相讥，“怎么样？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我只好认输，向她检讨。有时我就说，“你最好把我用纸裹起来。”她就诙谐地说：“我正在发明这种用纸，等着吧，用不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这方面的广告！”
玉梅把一切献给了家，献给了我和孩子们，但她可不是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她希望自己是个贤妻良母，也希望自己是个摸范工作者。她积极工作，从不轻易迟到、早退。经常带病工作。她担任工会小组长，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多次受厂里奖励和表扬。对于各项集体活动从不退后、示弱。平时，单位搞什么节目表演，也不落场，并常常要我帮她一把。每年过三．八节，总要我为她出些主意。80年代初，我们的心情与当时社会时势很不合拍。但是，要玉梅出的节目，她还是如期并出色的完成。甚至连墙报投稿，她也不甘示弱。
玉梅对朋友、对同志总是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从她的外表，人们很难发现她有什么难事或不快。对世事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却同时还有一种乐于助人且宁可人负于她、她不负人的美德。这是她很对我脾性的极为重要的一点，使我颇为满意。有那么几件往事的碎片，总在我脑际浮游。
在我负责招生工作时，总有一些人能找到我的家，个别家长甚至还拿点东西，我坚持拒收、不拿走东西不谈事。这一招很灵。一是因为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好；二是人们也知道我的真脾气，说到做到。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街坊邻居，或个别托朋友办事，事情办完了，等到过年过节时，送点点心或水果什么的，而且往往是我不在家。玉梅就暂且收下。然后由她送回人家。她这么承诺，也是这么办的。她说：“我们不能要人家东西，一定得送回去，这叫做舒舒服服犯错误呢！”
在礼节上，有一件事，对我和玉梅震动很大、教育颇深。那就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岳父去世，那时，我刚从牛棚出来，手头拮据，可以说连发信的邮票的钱也感觉吃紧。同时，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又不知道东北的风俗。于是，按照我们老家农村的做法，于知道忌日的第二天，买了两样点心，去看望其岳母，表示对故人的悼念和其岳母的慰问。不料，这位老人以后好不满意，对很多人说我们不懂事。这以后，玉梅以此为鉴，多次对我说，千万要注意朋友之间的礼节，不能马大哈。还说，：“宁可咱们吃点亏，也不能让人在这方面给我们饶舌！宁可自己困难点，也不能轻视同志、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
我们在极端困难时期，有些朋友、同学给我们送点东西，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还礼，不欠人情。
我们相亲相敬，来自于彼此信任和尊重。应该说，她对我的爱，带有一种崇敬。用她的话说，觉得我有些不凡之处。但是，这种崇敬，却也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像古代那种百依百顺的“从夫”；也不是听任我对她的任意指挥，任我对她施加影响和压力，甚至随便对她发脾气、或呼来唤去，像现在某些女人那样“靠男人”。当然，我本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倒是一个怕老婆的“模范丈夫”。我们之间有事总有商量。她觉得，我处逆境，心情不好，有时迁怒于她，迁怒于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的。对此，她也根据情况，有时取“容忍”之态；有时，则针锋相对，予以“回敬”。这种磨砺，时间长了，就是相互包容吧。我们彼此静心静气时，回想这些又感到这也是家庭生活不可避免的，“不打不闹，不成夫妻”，虽然，我感到这代价是“咸涩苦口”的，甚至觉得她不够“温柔”。
因为我不坐班，特别是当教授以后，我讲课减少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我们俩形影不离，总是成双成对地上街、参加晨练、晚间散步。偶有我们其中一人出门，人们就要问：“那一位呢？”
我们的和谐，并非可以排除万难。80年代初，尽管玉梅持家有方，一分钱也掰成半儿算计，但总奈收入有限。有那么不小的一段日子，人均25元多一点的我们，虽然文教办这些年给些生活补助，还是困难复加。幸好，家里人丁还算健康，没什么大病。我们的内衣内裤和袜子，补丁摞补丁，必要的毛巾、牙膏、牙刷都不能为继，甚至连写信的八分邮票钱，也感到最好不花。我第一次体会到穷困潦倒、山穷水尽的真切含义。于是，我和玉梅反复商量，要在家里的物件中物色一些可以变现的东西。目光四望，将家里的里里外外扫射了一番，思前想后，算来算去，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忽然眼睛一亮。
“卖花！”我俩几乎同时呼之而出。
“我去卖。你帮我把花拿到集市上就行。你去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说，“古代伍子胥困难时可以吹萧行乞，韩信贫穷之际，敢向洗衣婆讨饭，我范正美潦倒卖花变现有什么丢人？”
星期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像是同亲人骨肉割舍那样心情沉痛，把我们心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卖掉了；那年花价好，换了九十多元钱，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可是，那印在我脑海里卖花的情景却像灌制的影像，怎么也抹不去。
那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花盆，推车而行。在去早市的途中，百感交集，脑子很乱，玉梅很理解我此时的心情，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跟护着车。我感到步履沉重，脑海波涛汹涌。这是我们用心血培育的花卉，“枝低疑欲舞，花开似含笑”，它们给我们家带来的生机和欢娱，实在叫我们爱怜不舍。再者，以我的素质和能力，生活拮据到了这步田地，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道变了。我不时对着花卉说话：
“亲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主人把你们请到我家，你们为我们奉献了芬芳，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如今主人穷困潦倒，山穷水尽，实在对不起你们。现在只有你们可以给我们帮个忙，缓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你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会永远想你们的。”
是物随人愿，还是人情化物。那天，这三盆花卉显得格外的喜人、诱人。月季满枝花红似染，许多含苞欲放的花蕾也是一派争妍，素香绿树，玲珑可爱，似乎向我们告别：“主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像是对路人说：“买下我吧，我要帮我的主人一把！”这样美的花，人见人爱，一会儿，就被一位男士不还价地抱走了。
文竹纤细，青翠欲滴，仪态万千，温柔可鞠；吊兰，叶条丛生，细长下垂的花轴，从叶丛中伸出，由我给它打了个盘结，更显出别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魅力，发出一种夺目的光彩。它们一齐被一对青年夫妇捧走，告别了我们。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心爱的花卉，跟买花的人走了，目送着它们，直到看不见，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这不是卖花，而是卖我们的人身境遇。玉梅背着我快速地擦了一下眼睛，还是被我看见了。从早市回来，我们谁也没说话，惟恐伤了对方的心。
为了度日，同样的卖业，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以后又陆续卖掉了对子红、君子兰、兰草和八宝常青等，而且卖价还不错。但每一次心情都不好，有那么几天感觉不是滋味。正是所谓“从容只是愁风起，眷恋常须向日西。”
玉梅命运多舛。她所在的单位——国营哈尔滨电子仪器厂，原来在全国电子行业中，首屈一指，名噪一时。工人穿白大褂上班，穿拖鞋工作，而且地理位置也好，在南岗——哈尔滨腹心地段，令人羡慕而折腰，曾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单位之一。我从绥化回哈，托我老师帮忙，又亲自找厂长做工作，好不容易把她安排在厂里做检查员工作。这里离我家只隔两条马路。当时计划经济，工厂办得很红火。1978年之后，开始有一段也不错。当时，电子产品短缺，竞争不明显。别人搞录音机赚钱，他们也跟着赚钱。随着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由于厂领导决策失误，未能瞅准电子行业发展的世界总趋势，以及本厂在全国同行业格局中的坐标，而是跟着热流走，在技术力量、设备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跟不上，产品档次低，功能差，质量上不去，致使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产品积压，开始走下坡路，以后越滑越远。于是想寻求同外资合作，先搞了一条录音机日本技术生产线，然而动作迟缓，效益仍不见好转。光阴荏苒，不觉已经到了80年代末期。这期间，厂里领导不睦，个别人争权夺势，互相攻忤，宗派风起，市里频繁调整厂领导班子；历届班子多次出国考察，总是找不到挽救危机的良策，而时不我待，每况愈下。除了个别车间勉强维持日子，全厂到了靠出租厂房度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经常不能给职工开满工资，甚至几个月揭不开锅也是常事。玉梅上班，开工资也是百分之七、八十，和提前退休开一样多。我们商量，当时可以办病退，与其天天上班，不如提前退休，她多担当些家务，我多做些教学工作。于是，随班唱影，玉梅提前办理了病退。
论起下岗，她是厂子里最早的一批，是时1989年1月，她才49岁。进入九十年代，该厂情况也未见转机，经过厂长负责制、承包、划分小厂分级管理，以后又搞独资、合资、股份制，几易厂名，也未能起死回生，技术人员纷纷离厂，职工老化，企业濒临破产。到现在，她的名义退休金刚过400元，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人员中，工资最低的一批人。这对她刺激很大，觉得在家里低人一等，心情常常不愉快。我说话得十分留心，以免她见疑生气。稍不注意，她就说我嫌弃她赚钱少，同我怄气。更使她难受的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工资上不去，加之长期为我挂心、担心、惊心、操心，为孩子们费心、劳神、着急，到东北来因为水土不服作的胃病常犯，后来又得了阑尾炎未及时手术，长期保守治疗，引起高血压。这些本受心理影响的疾病，又加重了她的心理熬煎，使她的苦难犹如雪上加霜。庆幸的是，她在1993年作过阑尾炎手术后，其高血压竟然奇迹般消失了。然而，因为年龄增大，心血管病又找上了她。千禧年上半年，她犯了两次心脏病，自称死去活来，使她的心理负担进一步加压。我深知，玉梅的上述疾病，大半是因为我得或因为我而加重。
身处逆境，情绪不免受外界的刺激而波动。我也未能摆脱这种情形。特别是刚从牛棚出来，我的情绪有时不大稳定，受外界政治气候的影响，成季风态。日转星移，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时有发生。遇到某些事情与事实完全相反，就勾起我的火来。例如，有时看电视、听广播，讲“实事求是”之类话，或者看电视剧，听讲话，有歪曲历史的情节或说法，例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红卫兵歪戴着帽、袖标挎在小臂上，我便顿生反感。玉梅很理解我，马上就把电视或广播关掉，并且劝我息怒。有时，我还有一些莫名的烦躁，玉梅就在当时或事后，开导我，教我不要动真气，以免气大伤身。其实，我在事后，也笑自己“小气”、“酸味”、“非丈夫”。我后悔不该向她发火，令她生气伤神。因此，每每她犯病期间，也是我受鞭笞之时。
玉梅能忍，但绝不是逆来顺受、容人欺负之辈。我进牛棚不久，电子仪器厂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何种背景还是个人什么动机，也把矛头指向了她，要她交代有关问题。我从牛棚回来后，她对我讲述这样的故事：
“我没有客气。我对他说，文革中你什么活动没有参加，这时候你来章程了。我是范正美的家属不假，但你明明知道，我成天伺候两个孩子，社会上的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我什么也没有参加，成天上班，你不是不知道。范正美的问题自有省委管，用不到你来管。他的问题，我知道自然会主动揭发，用不着你来压。我这么说之后，我们小组里的人都说话了。‘林玉梅没什么事情，工作更是没说的。’在涨工资时，小组的同事都说，应该给我涨。”故事讲完以后，她不无得意地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这么说了一通，之后就再也没人找我的麻烦了。”
是的，社会就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适应政治风云的季风变换，闻风而动者大有人在。这些人，就是凭着自己的嗅觉，伺机钻营，搞点揭发、告密的勾当，得到发财、升官、晋爵的机会，平步青云。而那些不信邪、不怕鬼的人，当众回敬他们一下，使他们无所施其伎，失去群众支持，也就退缩了；怯弱者如果神经衰弱，被其表面气焰吓昏了头脑而就范，便从此没完没了。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和玉梅约定，她不要参与我的任何政治活动。但是，夫妻之间也难免在茶余饭后，议论一些看法，交换某些想法，掌握甚至传达某些信息，仅此而已。玉梅若是示弱，也就中了他的下怀，那我们家就不堪设想了。文革中、清查期间，不乏这样的事例，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无独有偶。玉梅还遇见了省文教办的H处长，去厂里找玉梅为我取工资，乘机说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攻击玉梅的话，想把水搅浑，把事情闹大，捞取外快。玉梅深知其人，便毫不示弱。当众对这位处长毫不留情地说：
“你不是经常上我家吗？正美长、正美短的，叫得亲切动人，让人听得起鸡皮疙瘩，你什么事情不是车前马后跑的欢，现在又是你耍英雄。告诉你，少来这一套！”
如前曾述，这位处长自知失言，悔不当初，此后就谨慎起来了。
玉梅平时对人客客气气，未语先笑，但遇到不公、遭歧视时，有一股湖南辣妹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决不受人欺侮和摆布。这就是她的个性和风格，是我逆境中的一份重要的力量之源，给我以智慧的启迪和力量的支撑。我不用担心后院起火。
我们把未来让给孩子。我的一双儿女——志武和志勇，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是他们的父亲，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我从牛棚回家，对孩子感到特别愧疚。我在他们跨入启蒙教育大门的关键时刻，未能助他们一臂，在他们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而我未能满足他们。因此，我把愧疚化成爱、化成关切、化成教育，决心弥补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同玉梅商量对他们加强营养之道。我天天早上领着他们跑步、做早操，想尽办法给他们补课、灌输新知识，同他们玩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这时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在课程方面。他们的学习虽然名列前茅，但还不够踏实，成绩不够十分稳定，特别是算术，考试成绩忽高忽低。语文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作文还没有上去。二是参加学校演出，没有节目犯愁。
我常常利用星期天，给他们讲算术课。我找原来的邻居、在省委机关房产处做木工的李师傅，帮忙做了一块小黑板。因为怕损坏室内洁白的墙壁，便把这快小黑板挂在厨房门的背面，供我讲题、板书用。他们最喜欢四则运算，对于水池灌水、行程追及、相遇、鸡兔同笼等问题经常出错。我对着水池讲灌水问题，画图和实地表演，讲行程问题。用火柴盒讲鸡兔同笼问题，使他们融汇贯通，掌握自如。他们俩的算术成绩以后很稳定。后来，他们回忆数学补课对开发脑子、学习思维起了很好的作用。作文，也是我抓的重点。我经常通过修改他们的文章，用修改前后作对比，讲解作文的立意、结构设计、启承转合、遣词造句、反复修改的方法。他们俩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甚至作为范文宣讲。他们在小学，被同班同学誉为“作文大王”。
演出是孩子们争体面、表现自己聪明才智和参与班级活动的时候。我帮他们策划、编排、导演文艺节目，使他们在演出中崭露头角，获得荣誉。孩子们演出回来兴奋极了。他们的演出成功，带回来的是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给爸爸的深情的热吻，以及学校演出期间发生的种种花絮、轶闻。孩子们沉浸在一片欣喜之中。玉梅体会到一家融融之乐的甜美，我也觉得此时此情最令人欣喜。
两个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演讲、诗歌朗诵，这恐怕是受我的影响。下面是我为孩子们编写的部分诗歌，供他们参加演出用。
向着新的胜利
——1979年5月25日应女儿61演出而作
快扬起队旗，敲起战鼓，吹响铜号，排好我们的队伍，
向着光荣的节日，我们的六·一，敬礼!
我们少年儿童，祖国的花朵，人类的希望。
我们的理想远大，我们的行为高洁。
我们的心像领巾一样火红，这里凝聚着一切；
我们的心中有毛泽东，有周恩来，有革命的老前辈；
我们聪明，我们勇敢，哪怕道路坎坷曲折；
祖国的新图画呵，我们将用心描绘!
六·一啊，六·一!我们在这里庆祝你：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再把心劲加足，
向前，向前，向着新的胜利!
我爱时光
——1980年应女儿参加队会而作。
我爱时光，时光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时光。
时光转眼即逝，时光悠远流长。
她可招致幸福，她可带来荣光。
她会对人嘲弄取笑，她会使人辛酸忧伤。
她给人的数量从来吝啬，她的仪态却十分大方。
她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溜过，她常常使我们回顾心慌。
她有时是那样慷慨，有时却十分乖张。
我们常常听人满怀喜悦地回味，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生命闪闪发光。
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对她抱怨，
我们还经常看到人年华废荒。
啊，时光，
你像震怒的激雷，你像温柔的少女。
你疾行闪电，你从容温良。
你似羔羊驯服，你如烈马脱缰。
你铁面无私，你大度大量。
你是前进的灯塔，你是行动的验方。
啊，时光!我爱你这宝贵的性格，我爱你这奇特的行藏。
春夏秋冬是你行进的顺序，
钟点分秒是你行程的计量。
对着一去不返的时光，我曾多少次地把你思量。
我初步知道你的秘密，我开始探求你的宝藏。
你悄悄地告诉我：
最美好的时光是童年、是春光。
然而，最要紧的是抓紧抓实、安排有方。
无端地侵占别人的时光等于图财害命，
白白耗费自己的时光就是服用自杀的慢药方。
你总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不喜欢长嘘短叹，
教导我珍惜你就是自爱，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要把警钟常敲，奋发向上、持久经常!
啊，我爱时光，时光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时光!
放声歌唱
——1980年国庆节应志勇演出而作
快弹起激越的琴弦，放声唱一首祖国的颂歌;
快穿好节日的盛装，纵情跳起欢乐的舞蹈。
欢呼我们伟大的国庆，歌唱新长征的乐章。
我们自豪地回顾过去的岁月，
我们深情地展望未来的时光；
过去，祖国为我们造福；
未来，我们为祖国争光!
国庆给我们带来幸福，
国庆给我们增添力量!
我们向往着美好、幸福，
我们懂得如何去实现理想。
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祖国的希望。
祖国在向我们挥手，我们的回答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啊，翻开新的乐章，再把锣鼓敲得更响;
让我们纵情地跳吧、唱吧，
向着新的胜利，向着喷薄日出的东方!
满江红·迎接1982年
——1981年12月14日应志勇而作
雪送春来，又一年欣欣而至。
望全球，凯歌传扬，颂词激烈。
四化大业在勤奋，
万里征程靠积跬。
趁东风新年迈新步，新起色。
辞旧岁，情切切；迎新年，意澈澈。
喜风华正茂，豪气千叠。
快马加鞭须用力，
踟陔松懈得废绝，
要振兴一代新中华，壮心决。
满江红·新年祝笔
——1981年12月31日，应志武而作
东风送暖，龙虎奋，大地春归。
笑逐言开，喜迎新年，心志锐。
湖广海阔凭鱼跃，
天高地迥任鸟飞。
正青鹰展翅攀高日，莫迟违!
怀祖国，启心扉；抚凌云，步频催。
识盈虚有数，年华易累。
深究物理翻古意，
精推德尚树新碑。
须扶摇搏击乘红颜，争光辉!
我为孩子们演出写的这些诗词，寄托了我对他们的热望，也表达了我对祖国、对生活、对新年、对六一等的激越之情。它们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时代，是我童心的复活。回忆起来是那么近在眼前，忽如昨日。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志高多意气，雄姿英发，走一条新路，不存梦幻，精诚守一，踏踏实实做出一番业绩来。
最使我难忘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几个夏日，因为我“闲居”在家，差不多每个星期天，偕同全家到江畔斯大林公园、太阳岛上游玩，除非那令人不快的大风天、雨天。到了江北，我们选择一处避阳地，安营扎寨。一家人兴致大开，各动其心，各呈其能，互相配合，各忙各的。玉梅安顿在家做好的一焖罐饭，数叨带的黄瓜、西红柿，有时煮点毛豆、花生米什么的，或者带几个自己腌制的咸鸭蛋，还有两大瓶子茶水，里面放有人丹，“足够咱们吃两顿，就是饮水得有计划，不够再买瓶汽水，保障供应！”志武、志勇敏捷地换上泳装，快活地说：“妈妈真是我们的好后勤部长！”这些食品、饮水立足未稳，行营尚在打造之中，他们姐弟俩早已泳装待发，急于跳入松花江戏水，一边往水里走，一边喊我：
“爸爸快来！”
“注意安全！孩子们”我紧跟在他们后头。
“妈妈你受累了！”有时，志武补上这么一句。
“这丫头，图嘴巴快活。”玉梅也回一句。
在水里游了一段时间，玉梅就喊我们休息。我们仨就在沙滩上追逐、嬉闹、堆沙堆；在水边，拣小石子、拾贝壳、玩流沙、垒堤坝、筑沙塔；到浅水区用毛巾兜鱼虾、打水仗……
我看着玉梅在那里守卫“营寨”，便在她冷不防的情况下，从后面偷袭她，于是，我们的笑声，卷着轻风，播向远方。
人是鱼变的。玩水便成为孩子们的天性，不论在水里呆了多长时间，他们总是玩不够，即使太阳西沉，仍是依依不舍，不愿回家。
1979年夏天，他们还不会游泳，我在岸上讲课，讲解游泳的要领，然后在水里领着他们一个个练习。开始下水，稍到深一点的水里，因为害怕，常常搂着我的脖子，用劲地蹬着双腿，又喊又叫，又笑又闹，乐不自支。有时我欲擒故纵，撒开手，让他们自己探求浮水的体会。
当时我“有的是”是时间，孩子们的整个暑假，天天由我领到江边学游泳。玉梅不会游泳，到江边当警卫，有时我们也劝她学习，偶然也下水，但她总不放心岸上的衣物。所以，她始终没有学会游泳。孩子们学得很认真，不到半个来月就独立下水了。开始是蛙泳、踩水，后来就学仰泳、侧泳。志勇后来又学会了蝶泳。对于他们来说，学会了游泳，就等于加入了水上俱乐部，进入鱼的自由世界。时常，我同玉梅并肩地坐在江畔的石头台阶上，观赏孩子们的“表演”。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只有这时才真正充分地显示出来。
更多的是，我领着两个孩子游泳，她坐在“观礼台”上看着我们在水里向她招手致意。志武、志勇互相比赛，一会蝶飞，一会蛙泳，一会自由泳，一会安然仰睡，一会悠然踩水，一会奋身冲刺，一会潜入水中，一会跃出水面。这个喊一声：“妈，我在这里！”那个举双臂叫道：“妈妈，你好！”好不矫健，好不自在，好不开心！玉梅得意地笑开了，笑得是那么自信、那么甜美。我们感动了她，她也感动了我们。我们的目光相对，心电频传，亦意、亦情、亦畅、亦悦！
我们游累了，就横七竖八地仰卧在沙滩上，怕骄阳暴晒，便用沙子把自己全身埋起来，那种内凉外热的特殊感，只有亲身体验才会觉得无穷的乐趣，有一种回归自然的美妙之慨，令人陶醉。有时我躺在树阴下，面对透过树枝疏隙间射出的阳光形成的婆娑之景出神。如果这时有几只蝉鸣“知了”，或一、两声莺歌燕叫，以为回到了江南，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孩提时代，仿佛这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任我臆想联翩。
到江边，无论去江南的斯大林公园，还是上江北太阳岛，孩子们总嫌没有玩够，玉梅给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午餐、晚餐，味道好极了，那才是人间的美味享受，把我们的游兴推向极致，饱饭长精神，更教我们乐不思归，一个劲地怨日神太刻板、太遵时守信了，为什么不“呆一会儿”再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把我们的爱变作动力，志武、志勇均以优异的成绩，相继考入哈尔滨市重点初中——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志武初中毕业后，又考入省重点中学——哈三中，于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91年毕业，分配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志勇在十三中读到高中毕业，于198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1992年毕业，分配到省物产集团下属的化轻公司工作，十年后考入天津大学MBA班，以优异成绩毕业。
我对孩子们的爱，孩子们又以爱来回报我。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这份珍贵的感情。志武每一次寄自上海的信，用最美好的语言祝福我们，“把你们的热望刻在心里。它是我心中的一座灯塔，永远照耀我前进的航向。”在一个父亲节里，志武给我发短信说：“广袤的大地支撑起碧蓝的天空，因为有了你，我们才有今天幸福的家!”志武还多次对别人说，“我父亲一世英明，我要好好练练笔，准备为他写点东西。”
志勇在报考MBA时，学校在问卷调查中，要求在300字内，列出“你所崇敬的人，并简要说明对自己的影响”。志勇写道：
父亲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对我成长影响至深的人。
父亲强烈的爱国之心，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要为祖国作一番贡献，便成为我忠贞不渝的志向。他说：“只有为国效力之志，才能持久，才是不绝的动力资源。”
父亲教我如何做人。他经常说：“重要的不在于做了，而在于做好。”他重视我的学识提高，更致力于我的非智力因素的强化。
父亲是一团火，朋友相求从不会说个“不”字。他经常说，帮人就是帮自己。我从他那里受到激励，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好习惯。
父亲不倦的学习精神，经常是一面镜子，从那里使我看到了我的惰性。
父亲总告诉我，身板第一，带我养成了锻炼的好习惯；七、八岁学会了游泳，15岁横渡松花江。
孩子们的这些话语真挚、素朴，我读后、听到后很受感动，觉得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推动我继续前进。
1989年春节期间，我偕玉梅、志勇取道上海，与志武会合，自沪经苏、浙、赣、湘，回长省亲，看望我96岁的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嫂嫂和其他亲人，把我们一家的温馨和快乐，带回了故乡。阔别——我13年、玉梅和志武17年、志勇第一次——回家，老父亲和其他亲人为我们一家的中兴而高兴。在此期间，我和玉梅还领着孩子给我祖父母、我母亲、我岳父母拜坟，祭奠列祖列宗，拜见乡亲，观赏家乡风光。
1992年，我父亲去世，享年99岁，玉梅同我回乡吊孝。我们乘飞机还是晚了半日，等我们急急赶到家，父亲的灵柩已经放入墓坑。见到父亲的棺椁，我伏地痛声哭喊父亲，心如刀铰。我哭自己没有为父亲临终献一口水、尽些微之力，却使他老人家晚年为我担忧、挂心；我哭自己得知老人家仙逝归山之期，我又迟误时间，未能扶柩送行；我哭自己1989年离家那一天清早，忍泪三次走近父亲睡床蚊帐前，怕叫父亲时自己失声哭起来，让父亲伤心而没有话别；我哭自己不孝，愧对父母，未为父母效力，双亲去世我都未能送终；我哭自己一生坎坷，辜负父母的期待，未能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玉梅也伏地大恸，感到未尽儿媳之情，几乎昏厥，我及时给她服用救心丸才站立起来。所幸的是，1989年我们全家同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和嫂嫂等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全家福。而且，老父亲见到了他最疼爱的志武和最小的满孙子，同他们南腔北调，笑谈国内外大事，圆了老人家同我们——他最小的儿子一家同堂叙话的美梦。
从长沙返哈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古人讲“忠孝两全”，我太惭愧啊！
我在文革中，口不离斗争，却律以团结为则。心中无害人之谋，口中无欺人之语，与人总是以口应心，以心交心；不卑不亢，务实求真，不趋炎附势，也不阿贵攀高，凭着爱祖国、爱人民之心，凭着共产主义信仰，凭着自己的政治良心，一心相信毛泽东，一心相信共产党。凡事以公对公，盖非利己第一，图谋职权、私利，更无钻营取巧之心，有不可告人之举。所以，清查之后，虽然被开除党籍，回到平民百姓之中，感慨的是泰山冰变，灰飞烟灭，心怀却一派坦荡。我没有因为私情对待他人，所以也就没有个人恩恩怨怨挂在心头，犯什么愁肠，出门见不得人，晚间谁不着觉。我总是处处感到，周围的人们对我、对我们家人投以友善的目光，并在实际上感受人们的惠爱。在这方面的时间片段，从四面八方向此时的我雪片般袭来，我只好由近及远，作些必要的分类整理和剪裁。
一入牛棚，我试探着看守们对我的态度。我总觉得社会对我的口碑不错，特别是各个院校的广大教职工对潘复生很不满，支持、理解我的人很多。通过试探，我发现看守们对我并不怀恶意，没有以我为敌，他们在言谈中明确表示是受人差遣而不得不来。因此，我采取“以诚相待，心诚则灵”的姿态，向他们敞开心扉，敞开思想，以此进一步了解他们对运动、对我个人之见。
看我时间最久的是林学院的M师傅。他中等个，圆脸庞，面色略带铜黑，头发灰白，留着寸头，经常穿一身褪色的藏蓝工作服，脚踏黄军鞋。老头五十出头，未语先笑。一看便知，是个老实厚道的老工人。相处一段之后，更觉得这位师傅纯朴可亲。一次，我对他直言：
“其实，我的文革履历很简单，造反夺权，当省红革委会班长，进京告状、参加炮轰派，批林批孔时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写过大字报，日常抓教育革命，打倒‘四人帮’后拥护华国锋但说过几句不理解的话。这就是我的情况。没有打过人、骂过人，也没有打砸抢问题。”
他也毫不遮藏地说：
“这些大面上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至于你同四人帮有什么组织联系，我们就不知道了。”老工人说话就这么实在，不做作，但又说得有分寸、不离原则，一语双关。
我说：“这些你不久就会了解的，让事实说话，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同时，我这样做也不好。”
时间推进了三、四个月，并未发见我同四人帮有什么直接联系。他觉得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我的牛棚生活快要结束了。显然，这位纯朴善良的老工人，未把复杂的政治斗争估计在内，以为我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结论。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目前邓小平在活动，邓小平快上台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的见解，这位老工人表示由衷地佩服。我说，“我有在这里待一、两年的打算。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点东西，你得帮帮我。”
“我能帮你什么忙，一个工人?”他笑着说。
我说：“我想学英语。请你在林学院帮我请个老师。”
他不解地急忙问：“那怎么请?”
我说：“当然不是把他请到这里，在牛棚里教我。”
我告诉他，我得从英语发音开始学，希望他帮我找一位高水平的英语老师，用汉语或汉语拼音，把英语语素的48个音标标给我。马师傅立刻答应这事包在他身上。没过几天，用两张稿纸写的清清秀秀、详细标有汉语或汉语拼音或与汉语发音相近似发音的48个音标，就由马师傅传到我手。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两张纸，有一种心颤的感觉，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这位未见面的热心肠的英语老师，决不辜负这位不怕担风险而不辞辛劳的传书人。
就从那天起，我开始学习英语，到1984年，我学完了广播英语教材，以后又进一步学习原版《基础英语》，终于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专业英语资料了。后来听广播发现，这位老师所标示的发音极为准确和规范。我学的是哑巴英语，但要说几句，却是道地的牛津话。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对那位老师和马师傅致以崇高的敬意，热烈地表示谢忱。要知道，这在当时一旦传出去是要担当“说清楚”风险的。这种无私和果敢的帮助，我永志不忘。这是人类的灵性之光，是照耀千古的，是我唱不完的心底颂歌。
我同每一位看守，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的把家里做的好吃的东西拿来教我品尝；有的将单位的矛盾诉与我听，让我帮助分析；有的把家庭建设和个人奋斗的计划说与我听；还有的与我一起预卜祖国的发展前景。我们在一起听评书，散步谈心，等等。他们还为我与玉梅、孩子见面创设条件，提供方便，在生活上备加关照我。玉梅有时下了班来看我，晚间让我们在院子里自找地方亲近、谈话、商量事情。固然，人们通过文革的反反复复整人学乖了，不愿意充当炮筒和枪手，参与整人了。但也与他们了解我的人品、脾性有关。文革期间，我生活在群众中，体会到自己干的最好的时段，正是自己与群众彼此不分的时期。我不怕和群众接触，我越是接近基层群众，就越是感到人们理解和接受我。我成天同看守们谈天说地，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时常竟然忘记自己生活在囹圄之中。
应该说，搞我专案的几位，除了个别人想表现自己一番之外，多数人只是完成官差、并没有出什么主意，对我进行名目繁多的“深挖”，而是照章办事、奉命办事，特别是孟新，讲政策、掌握政策，并没有压我、逼我。同时，还有人在里面做维护我的工作。例如，其中一位从哈工大借调来的闫廷枢老师。文革前是一位处长，文革中参加炮轰派；炮轰派挨整后，对潘复生很不满，从此以后就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省文教办根据孟新的用意，把他增调来参加搞我的专案。如前所述，专案组的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也在体委招待所办公，午间在招待所食堂就餐。闫本来就因为炮轰派的关系，了解我的为人，也了解我的文革史。正如M师傅所说，他也只是对我与“四人帮”有无组织联系这一点不托底而已。他来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天吃午饭排队买饭时，挨着我悄声说，“我也是炮轰派。没啥事。没完没了，我看纯粹是整人，我决定不干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这是向我道别。不几天之后，果然辞职回校抓科研、写他的学术文章去了。
80年代以后，他上教研室专攻经济法，晋升为经济法学教授，出版了专门的教材，成为高校、特别是工科院校著名的经济法学者。1993年中央电大放权，组织一批地方电大与高校共建一批教材。黑龙江电大申请工业产权法这门课程，经过物色并经中央电大审查同意，我推荐阎廷枢教授担任主编。参加撰稿的一共四个人，我负责撰写第四编“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这部分。
编书期间，我们四人，一同上北京，走访国家工业产权局，上书店购买图书资料；多次开会，促膝商讨。最后在威海工大分校汇稿、专家审定。
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合作，闫老师对我特别关爱。在共建这门课的过程中，闫老师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同人合作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许多教诲，促进了我学识的提高，并为以后我组织教材编写工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经验。此后，闫老师又多方推荐，想方设法要把我调到工大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而未能如愿。闫老师总是夸我人才难得、人才可惜，其实是错爱和过奖了。我对闫老师给予我的爱惠，十分感激，他的很多嘱勉我的话，令我永志不忘，成为我治学和做人的力量源泉之一。闫老师经常谈到清查时这么说：“我对他们说，什么事情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这些话也激励我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努力工作和学习。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劳动期间，两位校对员，总是要我注意休息，不要把眼睛看坏了。几位年轻印刷工人，他们对我特别好，以后成为我的好朋友。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各自带的午饭，边吃边唠，谈笑风生，然后，静坐休息一会儿，愉快地继续工作。其中，张祖林这个大高个，我叫他大张，特别细心。我了脚，休息两周上班后，在上下楼时，总过来掺扶我。我离开林学院以后，他还常来我家看我，谈论做人、做事的原则，探讨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问题，因而成为忘年之交。我的床铺，就是他到我家串门之后，动员我利用废材、买了一张旧胶合板，又找来他家的一些木料做补充，要他当木匠的哥哥给我打做的。
在我的苦与乐、进与退中，始终不渝地对我倾注心力的是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母校和校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为我的境况分心，对我的前途担心，为我的健康忧虑，也因我受到这样那样的牵累，经受风险，遭遇不悦。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学生中，有不少人是初期的造反派，后来又参加炮轰派。可以说，他们始终关心我、爱护我，他们在文革前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当后来我的地位变了，我对他们的影响要大于他们对我的作用。但是，在清查中，他们以教职工、校友的地位，检查了他们对我的影响，给我担担子，使我很受感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批林批孔以后就退却了，基本上不再参加运动了。这样，他们就在清查中，“说清楚”之后，回头来帮助我。我的同班同学，1978年后就离开了哈市，与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联系，大部分工作干得很不错，打倒“四人帮”之后，并且当了县以上干部或是在大、中学晋升了高级职称。他们开会到哈尔滨来，总要不避嫌地来看我，鼓励我振作精神，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校友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曾经与我观点相左，甚至是对立面的头头、骨干、成员，经过风风雨雨，经过比较，经过淘洗，他们认为我很不错；我受清查，他们给予我高度理解，从多方面关心我，希望我能经受逆境的考验。因此，我把笔墨多放在撷取与我在运动中没有或干系不大，甚至是参加对立面组织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爱的那些时间碎片上，因为这才有记述的意义。
一位是教哲学的申正教授。申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苏联专家克列的弟子。专攻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名望，很受学生敬重。文革起始被学院党委打为反动学术权威，造反团成立以后集中批走资派，他被“闲”起来，但并没有参与哪一派话动，一直潜心于学术研究，搜集整理有关中国思想史料，准备写书。申老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敢于维护学说思想、坚持学术己见。平时说话略带口吃，激动时更甚。申老师在我上学时就器重我。我被打成“三种人”之后，多次见到我，告诉我历史是螺旋式发展，要正确理解历史，也要相信历史发展；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都是不符合历史和辩证法的。认为我选择教学的路子对头，并鼓励我不要气馁，争取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他还多方努力，找政治系和学院领导，想把我调到哈师大(即原哈师院)任教，同他一道攻哲学史。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原因，未能如愿。申老师因作为母校老师不能为自己的学生安排退路而深表遗憾，并以蔡元培为镜，感到有愧于我，多次叹息而大发感慨。
一位是教党史的唐纯良教授。唐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的门生，以党史人物研究著称，撰有《李立三传》等重要专著。在文革前，他是我们的党史老师。他很喜欢我在学习中的钻研精神和独到见解，我们之间的友情很好。文革中他参加八八团，同我观点不一；两派对立，但我们个人之间并无冲突；革委会成立以后，一直对我的成长进步寄予莫大的期望。我在接受审查之后，见到我一再表示理解和接受我。他说：“逆境也是人的一种机遇，要从积极方面汲取教训，争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他还说：
“文革是全党的事，我不赞成把帐算到学生、群众代表头上。这个理，现在讲不清。你应该不考虑这一点，搞你的学问。我相信你。正美！”
还有一位教我们毛著的胡之信教授。胡教授也是中国人大何干之的门生，在文革前他对我很器重，在组织我们参加学院农场劳动中，多次表扬过我，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文革开始积极响应号召，揭批党委问题冲锋在前。反复后，他当上八八团的高参，但是我们个人从没有发生过磨擦。以后又因为捍、炮观点歧义，但我们之间仍无个人成见。他后来调到黑大继续从事党史和马列经典著作教学，身患绝症，仍不离岗地忘我工作，同我经常见面。对于文革这场恶梦，无不感慨陈词。每次见面，总要问及我的情况，态度极其诚恳地勉励我继续不倦地努力。他说：“无论怎么样，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因为他身患重病，其劝勉之词尤感珍贵。
说实话，对于哈师大的许多教职工和校友，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哪一派的。清查之后，我到师大办事，遇到教职工和校友，我从来没想到派性碍事，感到人们都对我投以亲切的目光，热情过来对我问寒问暖，诉说他们对我的看法，表示对我的理解和接受。人心是一面镜子，我可以在这面明镜之前观照我的形影，并无自惭之感，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从而成为我不舍余生，要努力自奋的力量源泉。此时此刻，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张张笑脸、一幅幅同我握手叙情的画面，还有那许许多多令我感动、催我发奋的话语，在我耳际响起。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以另写一本厚厚的书，也难以尽述我的老师、同学、校友对我的关爱和我对他们的谢忱。
在隔离审查中，那种人为的樊篱，更胜于囹圄。周围人们报以会意的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暗示动作，也觉得珍贵得很。正是这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暗示，驱散了人们之间的猜疑、误会、成见和敌对。处于樊篱中的人，觉得他的乡情、友情、亲情仍在，他的所在社会、他的亲朋戚友仍在关心他、理解他、接受他。于是他凭人们的一丝笑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一个暗示找到他的感觉，想象周围并不都是隔膜、冷酷和敌视，而是政治无情、敌对无情。这样，某些怀有绝望、轻生的人，便有了继续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看到了人间还有另一面，人们在召唤、在期待、在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新方向、新空间，寻求新思维。如果说，科学家着眼于空间的一点来看待世界的一切，诗人从时间的一点来把握世界的一切，那么，处在樊篱中的人，则从人们的表情一点，审视并理解世界的一切。在牛棚里，我对清查抱有极大的反感，充满敌对情绪，而对自己充满自信，更期待理解、期待友谊、期待社会正义；渴望看到我的老师、同学、同事，以便从他们的脸上、眼神里，发见他们对自己、对眼前事变的反映，探讨自己的应感和思辨的启示。我在受审查期间，在餐桌周围，或院子里散步，甚至在批斗会前、会后，就多少次看到了原来友人、同学、同事亲切的笑意、深情的目光、寓意丰富的手势和充满暗示的关切，这些时间碎片，此刻竟是这样的清晰、强烈地闪现在眼帘，使我不得不十分仔细而重重地书写一笔，以重现我当时的感觉、当时的想法。我无法形容、也没有必要追述个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有一些细节，却是已经形成的影像制品，永远也抹不去。马风杰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风杰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下个年级的一位女生。我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就对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1963年9月新生入学时，我负责接待工作。在接待的女生之中，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深。她来自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却有一种大城市姑娘的优雅，并非十分漂亮，却因为高高的鼻梁和突出的眉骨，使一对眸子镶嵌在眼窝里，白晰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红光，焕发着西方姑娘的魅力，目光犀利、传神而富有挑战性，显得聪颖机灵、智慧四溢，樱红的薄唇，凸显秀气，乌黑的秀发经过精心地修剪，很合乎时尚，与淡雅朴素的穿着匹配，十分得体，显现肢体的曲线美，说话速度较快，声音清脆而圆润，具有品学兼优的气质，给人一种特别的凝重感，又显得灵气十足，热情洋溢，落落大方。我们在上学期间，她是班团支部书记，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委，经常地学生干部开会，使我们不断接触，更使我觉得她可近。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我已经结婚，我准会向她求爱。从与她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我的神经告诉我，她对我也怀有好感，很敬重我而愿意同我相处，在惯称同学、同志的当时，她却愿意叫我范大哥。我有过几次冲动，想向她倾吐我对她的爱慕之意，但出于我高度的政治约束，敏锐的神经自觉，提醒自己不得唐突，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文革造反以后，我在学校期间，很少同她接触，甚至在后来竟不知道她是炮轰派还是捍联总。然而，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那份激情总不能平静，常惦记着她。70年代，她在尚志卫生科当科长，我以省文教办副主任的身份去那里搞教育调研，曾经见过一面，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了。清查期间，我在隔离反省室，她去体委招待所办过几次事，总要设法见到我，或借故路过走廊，或乘我去洗手间出来的那一刹那间，或利用我在院内散步，站在篱笆外，找个篱笆疏空的一处，先轻轻咳嗽一声，报个信儿，投以亲切问候的目光，朝我颔首示意，或招招手，或设法跟我攀谈，简词向我传达我的家安信息，或发出多保重的寄语。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时被调到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副处长。
现在我们都儿女成行。但是，我总是不敢忘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所传递的那种深情目光和信息。她对我的关切，还表现在我以后从牛棚出来之后，她在工作和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我难以一一言传的。说到此，我还必须说，她的丈夫、她的同班同学李绍昌，为人好，学问也好，对我也极为友好。他总是津津乐道我的尚志之行，他们一家与我见面的那些我问候他们、抱他们孩子以及同温旧情的情景，说我永远是他们可敬可信的好同学、好同志！
分到外县市的我的学友，凡知道我的住处的，只要来哈办事或开会，就准来看我或捎个口信向我致平安之祝。这是个长长的名单，其内容虽大体相同，甚至雷同，但连起来却是一个绵长而闪光的珍珠之链。他们给我带来外地改革开放的新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表达他们对我的关怀之情和寄望之意。我不想侵占读者的时间。不过，有三个人对我的情谊是必须在这里一叙的，以窥万一。这就是刘天庆、姜振寰和郑力华。
刘天庆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同年级大班同学，全校有名的美男子。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思维活跃，颇有幽默感，不喜拘束，遇事总有独立见解，平时好发表个人看法，被系里领导和班级个别干部认为散漫、自由化。但我不这样看，我很喜欢他的个性和不同见解，同他交往密切。在“合二为一”讨论之初，这位活跃分子也附会“合二为一”，写过相应的文章。批判杨献珍后，遭到当时系主任的严厉谴责。因此，他在班级受到一些人的冷遇。我当时作为学生干部，认为这是学习中的不同看法，不能上纲提到政治上来认识，而我对他依然如故，他也愿意同我在一起，因而我俩交谊甚厚。7·16之后，他参加过一段“东方红”组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什么派别也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后来，他跟着炮轰派活动。毕业被分配到富锦工作，打倒“四人帮”之后，调回哈市。
我被审查、定处分之后，他对我热肠如故，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关注。他当时在铁路法院工作，与各方面联系广，他妻子又在一个副食商店工作。80年代初期，市场供应仍很紧张，春节期间，机关学校分实物，我在林学院劳动，也能分点东西，但数量有限。刘天庆夫妇就给我们开点后门，给我弄点猪肉、鸡蛋、粉条之类。天庆为人热情，富有幽默感。他说：“别人为领导走后门，我给下台干部弄点吃的还不行?”
他乐于助人。一次交冬之际，因帮助邻居搭火墙，出汗太多受了风寒，而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落下哮喘病。但他一如既往，总是能帮人之时尽力帮人。对我更是无微不至，我家只要找到他，没有不尽力的。我的两个孩子营养上欠帐，但如果不是张大壮夫妇为我们联系买鸡蛋、天庆夫妇帮我们联系多买点副食，恐怕问题要更严重的多。
其次，天庆丰富的社会新闻及其独到的见解，经过他幽默的再加工说出来之后，给我带来精神上的释放、享受和教益，也是难以尽述的。
姜振寰对我的情谊，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片段。这里主要补充一下，首先是他对我在学术上的推动。我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搞出来的。之后，他主编《技术学辞典》，邀我做编委，并邀我撰写技术美学词条。我为《技术学辞典》撰写了技术美学46个词条。通过撰写这些词条，进一步推动了我的经济美学的学习和研究，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为完善我的经济美学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姜振寰还为我的两个孩子的教育，帮了很大的忙。他见我家生活资料和信息来源单一，给我家做了一台电唱机、帮助安装了落地式音响，还送孩子们一把手提琴，送孩子学习用的笔记本，从而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文化生活，有利于孩子们的大脑发育和身心健康。
振寰多才多艺，会萨克斯、二胡等多种乐器，博览群书，有渊博的人文知识，感情丰富，人性化的生活观，特别理解我的处境和愿望，鉴于他联系面广，交际多，又常出差、出国，经常来同我谈些北京、上海、广州以至于欧美、俄罗斯、东欧的情况，为我打开了精神门窗，使我多少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从电视、广播和报刊上可以了解中国和世界，但那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画面，姜振寰给我带来的却是新鲜的立体声、完整的世界油画。我们一落座就是大半天，或一个晚上。白水一杯，促膝倾心，开诚见胆。有时也交流，但主要是听他说。他说的每一件事，对于我来说，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曲交响乐，一幅多彩的画，令我意气飞扬，心神愉快，总是听不够。这些事件本身也是百科全书，是我花钱买不到的，而经过他的传达，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更不待说，有些见闻、情况，对我起到了振聋发聩、启迪思维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他传送的信息，经过他的取舍、剪裁，是一种比较文化、比较政治、比较经济，常常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加写他个人的见解和阐释。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比较，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比较中，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自我的坐标，以便找到自我努力的方向，做到自我奋斗的科学性、预见性、计划性和目标性。因此，我洗耳恭听，惟恐遗漏了其中的要领和要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姜振寰来看我很勤，特别是80年代初，几乎一、两个星期一趟。有时，我们还一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江岸，携手游斯大林公园，举棹划船戏水，放歌松花江，引吭诗词，共忆大学生活，展望余生未来，这些愉快的活动，给我的生命充电，生活注入活力。
郑力华是中文系64级学生，该系有名的女秀才。思维活跃，快言快语，活泼泼辣，颇有男孩子气，勤于动脑，爱好创作。毕业后，与艺术系美术专业66级的于美成结为伉俪。文革中，于美成是哈师院造反团艺术分队的副队长，郑力华也是中文系造反派骨干，两人一直支持我，毕业时受派性影响被挤走。80年代初从大庆回哈，因为工作安排有一段“空闲”，夫妇俩经常到我家串门，我们也经常去他家造访。大家重新相聚，开诚相见，无所不谈。于美成当时正在忙什么创作。我和郑力华便海阔天空，谈论起改革，一时兴奋点一致，想为改革写点什么，问我对广播剧是否感兴趣，我说可以搞；因为我演过戏，还当过导演。力华提出写公孙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个好题材。公孙鞅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改革家，其生平波浪起伏，业绩突出，矛盾冲突大，故事性强，很有戏剧性，层次也很清晰，戏甚至可以从立竿取信开始，困难主要是语言问题难于把握，既不要太白，也不能太文。两人一拍即合，商量了写作提纲。力华推我执笔，第一稿写出来之后，力华认为架构可以，但语言有的地方还不够白话，有些细节也还需要再斟酌，于是商定由她再润色、修改。经她改后，稿子投给了省广播电台，并参加了全省广播电视剧评奖活动，被评为二等奖（这次没有评出一等奖）。这是一次愉快而比较成功的合作，我们都是首次编写戏剧，出师即利，这对于当时振奋我的精神，唤起我的自信，推动我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当时我刚出“牛棚”，他俩不避嫌，对我的这份情谊，至为珍贵，使我精神释放，过了一段开心的时日，并被剧中人的情操和斗志所感染，特别是力华那种积极进取、锐不可挡的心志和刻苦求真的精神，对我鼓舞很大。后来，力华到省科技报工作，还邀我写了一些小稿，按规定付给了我一笔稿费，使我拮据的生活有所宽松。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热线联系，互相关照，互通情况，互相激励，友谊与日长流。
在我众多的历届校友中，有许多未曾谋面，因为文革而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一旦见到我，也会有说不完的话语，并且在我困难时期，出面帮我。赵贵田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在牡丹江召开的中央电大经济法教师培训会上，认识了这位哈师院物理系1964年毕业生。当时他是牡丹江市电大的教育科长。我们一见如故，他表示对我的爱戴和景仰，我也为认识这位年龄比我小的学长而高兴。此后，他也专攻经济法，并成为牡丹江驰名的经济法学副教授。当时，他知道我生活很困难，就在牡丹江等地，为我安排经济类毕业论文指导，使我因此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指导费，从而，大大缓解了我的困难。我们经常相互切磋经济法学，探讨学术问题，交流教学经验，成为无话不说的挚友。
哈尔滨电机校，是我的第三母校。我在电机校的许多老师、学友和学生，在我受清查之后，用各种方式，打听我的情况，关心我的生活。同我一年从电机校考上大学、电工学院毕业的康仁松，从成都打电话找到我，相信我是好样的，详细询问我的家庭、子女情况，却不问文革；每次来哈开会，不论多忙，总要约见并招待我。教我车工学的胡老师、团委书记王玉山、政治科的张俊明、同事夏根明等托人捎信，向我问好。教物理的昌静秋、教俄语的陈升曰源，则在我蹲牛棚时，就想法去看我。昌老师以后经常来我家，鼓励我利用逆境做动力，当好教员，作出新贡献；陈老师帮我借书，攻外语，“我相信，范正美——正美！”。我的同学吴海涛在我刚出牛棚之后，带着他的夫人和我在郑州的同学之托，特意从郑州来哈看望我，祝我以后走好运。校友郭万一，为我评职称，找朋友替我说话，向他们推荐我，平时对我的生活多方关注，帮我排忧解难。同学郭士君，经常来看我，转告我，同学们对我一如既往，告诉我，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事情也不要着急，保住青山第一。还有汤余丰老师，对我念念不忘，告诉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保重身体，加强锻炼，比什么都重要。
俗话说，友谊之花是双育花，是彼此用感情培育出来的。曾经得到过我的帮助的人，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我特别关照。应该说，叙述我帮助过的人对我的友好，并不能说明实质，但下面三位如果我不表一下我的感受，我会感到心里不平衡的。因为我给予他们的是当时我在位在势，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的，而他们给予我的友情却是极其珍贵的。
在我任职时，主要是一些同学、校友、朋友找我为他们调动工作，安排毕业。我的原则是不可不办，不可多办。一个不办，是绝情；什么都办，失原则。因此，在我任职时，注意掌握分寸，帮过几个同学从外地调回哈市，还有帮助个别人升学或毕业分配找个单位之类。他们在我为难遭灾之时便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
L君是一位哈师院1966届艺术系声乐专业毕业的女生，哈尔滨人，毕业时因为派性掌权，根据她们家当时的情况，按照当时国家关于毕业分配的政策规定，本属于照顾对象，是可以留在哈市的，但是却把她分配到呼玛。政治的强制，她不得不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分配。到呼玛之后，她努力工作，并在那里结婚生了三个女儿，有心想在那里干一辈子，无奈她的鼻子不为她争气，却令她怄气。她患有严重的鼻窦炎，一遇冷空气侵袭，鼻腔就奇痒难受，只得戴上口罩，从深秋开始，直到翌年的五月。八个月戴着口罩过日子，其痛苦可想而知。我很理解这种难处，便一再跟当时呼玛教育科长说情，请他把她放回哈市。就这样，L君又找别人做她丈夫来哈的工作，终于举家来到了哈尔滨。L君夫妇在我从牛棚回家后不几天，正是春节当局对我特别注意的时候，来我家看我的为数不多的几家人之一。此后，她经常领着一家来串门，常常给我们说一些有趣的社会新闻，叫我们一家人忍俊不禁。在当时强烈的政治台风之下，人人自危，对于前来看我的人们，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最高礼遇，心里又高兴又感激。L君带来的这些笑料，为我们节假日增添了欢乐。孩子们很喜欢这个L阿姨，喜欢她带来的趣闻和笑料，更喜欢同她的三个女儿在一起玩。她和玉梅如同姐妹一般，还常常讲一些她在那里不和水土的轶事，也从一个侧面激励了我要勇于克服困难，善度困境。
Y君是哈师院生物系毕业的男生，却腼腆的像个女生。哈尔滨人，为人特别老实厚道，也是因为派性掌权，把他分配到省劳改农场一所中学。他虽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那里努力工作，却不准备在那里安家，便在哈市找了对象，因为女方不愿意到香兰这个名字好听、实则劳改犯聚集的地方安家。Y君只好等待机会，从而演起了牛郎织女的故剧。为此，我帮他找了个高校，从劳改农场调回了哈尔滨，为他们拆去了多余的鹊桥。对此，这位Y君，谢字不离口。在我蹲牛棚期间，常来我家帮助玉梅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当时的蔬菜供应紧张，一冬的蔬菜，全靠秋天买好窖起来。这位Y君家住在道里，工作单位在动力，上班很不方便，加上他的双亲年迈，他家里准备过冬的事情不少。但Y君却挤出时间来我家帮助玉梅收拾蔬菜下窖，玉梅很为感激。我从牛棚回家后，他常来看我，帮我改善居住条件出主意，同我设计书架，以后又帮助我调油漆，刷家具。Y君话语不多，忒重感情，讲义气，常同我骂那些背信弃义之徒。有一天，我们议论一位我认识的处长，在我当职时，差不多两、三天来我家一趟，这回我被打入“三种人”，见了面竟然扭头装不认识。我向他叙述这个人的这些故事，Y君劝慰我说：“这样的人是势利小人，不要理睬他，更莫放在心上。”我解释说：
“情有可原，世态炎凉，从来如此。我说出来，是一吐为快。对于政治的畏怕，历来如此。这么大的历史巨变，像我们这样年龄相仿的人，只是读小说、看电影、听评书有过。莫泊桑有一句名言：每当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暴力来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所以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必见我就扭头。其实，我还以当年认他作朋友为羞呢!”
他说：“王维的诗说的好：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传说阮籍能作青白眼，对于那些势力小人，白眼相看；而见寻常之人，则青眼相观。所谓白眼看炎凉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于是我们一起历数古代文人学士在这方面的遗教。就是这样，我们由古说到今，又由今说到眼前，在一片嘲笑声中，驱散了我心头的不悦。他看到我的欢欣而告辞，下一次我们再找个话题，寻开心，还是白水相叙。他一个多星期、半个月不来是憾事，这样愉快的谈话，便为我乏味的“待命”生活，开辟了一片花明的新世界。
尹燕鸿是我认识的北方大厦的一名服务员郭丽娟的男朋友。尹氏是中医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哈尔滨有名的中医外科专家，专攻无名痈肿疮节，名传遐迩。尹燕鸿很聪明，又特别勤快，悟性强，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打个助手，涂涂抹抹、包包扎扎，中医外科知识和医术见长，高中毕业后没有下乡，在道外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工农兵上大学时，他由道外医院推荐上大学，因工作年头不够，省招办没有批准。小郭便找到我。对于这位名医我早就有所耳闻，认为尹燕鸿作为名医之后，可以破格推荐上学，几经反复，多方工作，终于说服才起，最后批准他上了黑龙江省中医学院。因此，尹、郭夫妇对我念念于怀，感激不尽。我从牛棚回家不久，他俩第一个来家看我，并转达他老父亲的问候。尹燕鸿这时已经毕业一两年了，分配在哈尔滨市中医院工作。他兄弟姐妹八人，他为老大，艰苦而复杂的生活磨练了他。不但医术与日俱增，而且还干得一手泥瓦匠和木工的好活。他看我没有什么家具，就将家里的零杂木料，利用星期天和早晚时间，亲自给我家打了一个大立柜、一个高低柜，并且刷好了油漆，送到我家。在他的感召下，他四弟在婚前打家具时，特意为我做了一个高低音响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们生病，他们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俗话说，病在忙后。人们经历一段高度紧张之后，一旦放松，原来隐藏的疾病便爆发出来。玉梅两、三年以来，身心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快速运行，积劳成疾，到80年代初的一天，两肩突然疼痛难忍，两臂不能抬举，自以为可能瘫痪，眼巴巴望着正在上学的孩子，心急火燎，病情复加，便去道外请尹燕鸿的父亲看病。老医生依据他的中医理论，认为是毒火所致，教我们不必着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治好的。果然，经过老医生的精心医治，不到一个月就痊愈了。真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使我转悲为喜，好不感激。但是，令我们不安的是，老人家只要我们到，不论是什么时间，即刻就给玉梅诊治。有时赶上吃饭时(其实已经早过饭时，老人因看病耽误)，撂下饭碗，就过来给我们看病，怎么说也不肯让我们等他。当时老人已过六旬。除了玉梅，我也没有少麻烦他老人家为我治病。我想，我绝没有认为自己曾帮过尹燕鸿，老医生就应该在此时这样厚待我们，倒使我和玉梅觉得很过意不去，我们送的薄礼，老人再三推辞也不肯接受。
这使我想起哲人的话语：人们之间的关爱决不是偶然的。你种下什么种子就会长什么苗、结什么果。我当时为尹燕鸿争取上学机会是当时政策对我的感召，并非我有什么特别的善心，更没有想以后要图什么回报。没成想，人家把我当成知遇之恩，感激之情常溢于言表，难尽感激之心。越是这么想，就越觉得一个人要多替别人着想，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多为善，为人们多做些好事；目前，我能够做到的是，应该赶趁余生之年加鞭自奋，争取为人做一些有益的事。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尹氏一家对我的深情。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远离家乡，除了前述那位小舅子还在北安，再没有别的什么亲戚在自己左右，对此体会更深。
我在花园街的左邻右舍对我的友情，也有许多令人不忘的碎片。叙述起来可能是一些鸡毛蒜皮、油盐酱醋之类，然而，正是这些鸡毛蒜皮、油盐酱醋之类的小事情，却是水滴见太阳，包藏着一片人间真情，是无限宝贵的，此刻也萦绕在我的脑际。邻居各家在我受清查之后，对我依然如故，并非因为我这回不是官，且被定为“三种人”而另眼相看，这是我感受最深切的。他们说，今天的范正美不就是昨天的范正美么，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另一个人。原来我们怎么对待你，现在还怎么对待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只要吱一声就行。有那么一两家，连称呼也不肯改，直到现在还叫我范主任。
一次，不知道是谁家小孩淘气，把我家房门的钥匙孔塞上了火柴杆，我们回家没注意，开门时用钥匙将火柴杆推进去了锁孔里，怎么也打不开门锁，把我们急得团团转。这时，给省L领导当秘书的隔壁孙立才听到我们在外面说话进不去屋，急忙跑出来问其故，便主动上来帮我们开门，可几个方法也未能如愿。颇有心计的孙立才便设法从外面卸开门锁，这才好容易将房门打开。时值隆冬，走廊外面很冷，孙立才穿着毛衣，我们一再请他加好衣服再干，他说什么也不肯，直到将门锁修复为止。事后，我俩一再向他道谢，他说邻居之间不言谢。
以前，我们和邻居之间有互相吃什么相送的传统，我从牛棚回来后依然如故。出门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被褥什么的，不用交代，遇到刮大风、下雨时，邻居们就主动给收好，等我们回家送来。我的两个孩子上重点中学、以后又上大学，邻居们就把我当作教子的模范，奉为可敬可信的导师，领着孩子向我讨教，指导他们的孩子上学，帮助研究报考学校填写志愿书的技巧。如今一算，在一个步兵班以上。1995年32号大楼动迁，我们同邻居分迁，一个个感到依依不舍。
在我同四邻的黄金记忆链上，有两人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曾在东头居住、后来搬到院内新楼的黄伟杰。当时在省文化干校当校长。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生，以前一般相识。我被清查回家后，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同我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看重了对方的才气，因而感情日益加深。他也是属虎的，比我长几个月，因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清查时被定为一般错误，到文艺干校属于平级安排。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们互相很快接受了对方，话语渐进不讳。两人经常感慨时乖命蹙，但同样不愿就此气馁。我们经常探讨搞点什么研究。一天，我谈及中国诗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主题是诗人咏论人才，如果单独整理成集，很有意义。我说：
“我国是文化古国，诗词之邦。中国诗词渊远流长，是一个极其丰富、金光璀灿的艺术宝库。咏论人才，在最早的《诗经》里，就占有相当的位置，以后也是历代诗人们所歌咏的重要主题。《诗经》里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楚辞以屈原为代表作，不论是发‘世溷混而嫉贤’，‘哲王又不寤’的《离骚》，伸感伤迟暮、忧愁幽思的《九歌》，还是纪录生活片段、反映不同心遇的《九章》，更是他遭谗受诬而发出的不平之声。正是这些作品，使历代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倾倒，引吭而歌，用以激励自己的爱国之志，鞭策自己走上成才之道。伟大的鲁迅、伟大的毛泽东，在他们的求学期间，都辑录了《离骚》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督勉自己奋发向上。今天，我们把有关咏论人才的诗词汇集起来，也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它是诗词分类整理的有益的尝试。不仅对于人才学、成才学，青少年成长，学校、家庭教育有作用，而且对于诗词的开发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听了我的这番议论，颇有诗词修养的黄伟杰勾起一片联想，不无激动，连连击掌，非常痛快地说：
“这正合时宜。目前，中央提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人才问题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有意义，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如蒙相约，我愿意与君合作！”
我故意提醒他：“不要忘记我是范正美啊！”
他不假思索而兴奋地说：“范正美怎么的？范正美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作为公民，就享有公民权！就有出版权！怕什么？我们又不造反，而是编书做学问，为中国人才开发与建设做贡献，有何不妥！”
见他如此爽快和坚决，我把合作的一系列想法，告诉了他。当时是1981年之夏，我从牛棚回家了一段，有一股子“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雄心大志，和急于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的迫切愿望。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以南夏、黄以盛华作笔名，办了一个内部书号，以黑龙江省文艺干校的名义，出版了《百家诗词论人才》。从人才学的角度，选编了从《诗经》、《楚辞》以来，至当代已故的革命家、作家、名人诗词三百三十余首，计有作者一百四十余人，分为12卷。每卷除撰有卷题外，还用本卷诗词联句，写成提要。每首诗词后有人名、地名、典故注释。有的诗词后，还辑录了一些有关人才的著名论文选段，作为附录。书后附作者简介。一些著名的作者，并介绍了他们的家庭条件、社会环境、成才过程、主要经历以及他们的性格、爱好与志向，及其历史作用、地位和著述等。该书可供大中学生、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党政干部阅读，也可作为人才学的一般资料和家庭教育用书。
我俩在编注诗词过程中，深深地被诗人们的情志、思想、品格和事业所感染。他们那种“鹏博九天”、“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远大抱负；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雄伟胸境；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那种“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磅礴气概；那种“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磨难虽多心无暇”的博大情怀和崇高德尚；那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心境；那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畏浮云遮望眼”、“怀贤坐长夜，耿耿若为情”、“若驱若引，可惜可痛”的思贤纳贤的伟大气志；那种少年“孥星云”、“老来猛气还轩举”、“一息尚存，绝不松劲”的坚贞不渝的斗志；那种“奋发贵乘时”，“莫唱明日歌”，“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的惜时奋进的韧劲；那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不慕虚荣但求全胜的伟大风范；那种“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竞由人”的自强自律的精神；那种“吹尽狂沙始到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愈挫愈奋的金石自砺之力；那种“无人会登临意”，“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那种对“世溷混而嫉贤，好敝美而称恶”、“朝承恩，晚赐死”的讥刺时弊的愤俗不媚的风骨；那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底呼唤；那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今胜昔的凯唱；等等。使我们兴味无穷，心潮激荡，受到莫大的震动、昭示、鼓舞、激励和鞭策。我们每每讨论这些诗词的广阔内涵时无限感慨，常常喟然发出各种议论，思绪万千，一发而不可收控；觉得视野开阔，世界一新，思维奔涌，新思想推动，有着莫大的想象力、创造力。我们的共识大于歧义，统一多于差异。但因经历有异、角位不同、感受不一、认识差别，对于其中的个别问题主要是诗词分卷或个别诗词的取舍也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双方总是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知识互补、认识互补的原则，最后取得了圆满一致的意见。这些深入的讨论，反复的思辨、争辩，给我们每个人以深深的教益，变成了极好的营养素而被我们加以良好地吸收了。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这里有我们的互赠诗词为证。
1981年12月7日晚饭后，黄伟杰在我家工作到翌日三点。就是这天晚上，我们在关于某个诗人的看法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讨论的焦点是什么是逆境之作。最后意见统一，他才离开我家。翌日晨，眼球充满血丝的黄伟杰，带着深深的歉意，送来墨迹未干的一首诗，表示对昨天晚上同我发生争议的感诚。其情其意流淌于字里行间，闪耀着同心同德同志同行之光。诗曰：
赠南夏
今晨起来，想昨晚事，甚觉欣慰与痛快，因联诗句以赠之。
人生难得肯直言，是非愈辩思愈坚。
敞开心肺给人看，记忆细故非高贤。
盛华1981128晨于家中
其实，此事我早已将其抛到九宵云外。在我看来，只要合作就会磕磕碰碰。而且，只有通过争辩、思辨，擦出思想火花，磨砺出新智慧，才能集思广益，提高诗词的编注质量。所以我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想，要合作成功，全靠合作者推心置腹，不说假话。应该是我特别感谢他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敢于同我合作，岂能有什么怨言？于是，我于当日上午回书：
答盛华
读君惠赠，瞻念深情，感激涕零，因以命笔，以表寸心。
感君高谊心自寒，精神贵处见艰难;
此时何处寻知己，唯恐难酬壮士胆。
南夏1981128上午读盛华赠诗即笔
我们三易其稿，于1982年春节前后付梓。我感到初步完成了一件心事，未免有浅薄之嫌，特别是有重要诗词遗漏，作家生平介绍仓促成篇，淡而无味，但我仍感到兴奋，遂写了一诗赠盛华，以表志念。
赠盛华
《百家诗词论人才》三易稿而成，感慨横生，得七绝，以赠。
人生难读百代诗，述而不作愧心痴;
今日有幸迎新贝，赖君扶我拜宗师。
南夏19811222
黄伟杰于第三天步原韵回赠我一诗：
步南夏原韵奉和
1981年12月22日，《百家诗词论人才》经三易而初竣其稿，南夏赠我七绝一首，以述其怀，因步原韵而和之，是为答也。
为编人才百家诗，切磋推敲两心痴。
既有微扶何足论?念君执笔汗流时。
盛华19811223晚于花园街
《百家诗词论人才》出版后，由我们自己推销，共发行了近5000册。对于这本书，社会上反映良好，毛病正是我们自己预料的，时间仓促，重要诗词遗漏，作者的生平过于简单。当时，我们受社会急需的影响，忙于赶时间，这教训是深刻的。我有志于退休后进一步把这本书编好。根据这本书，我俩又商量，由我执笔写了《咏论人才，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中国诗词人才思想初探》一文，由黄伟杰在黑龙江省文学会于1982年召开的年会上宣读，受到与会者的赞许，该文后来由省文学会出版的《文学论丛》收入第四辑，排在第四篇。文章提出，咏论人才是历代诗词的重要主题，咏论人才的诗词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研究中国诗词中的人才思想，对于人才培养、发掘、使用和建设，促进精神文明提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80年代中期，黄伟杰被调到省文化厅文化处任处长，以后又调任省群众艺术馆馆长，加上我的家搬到和兴路，我们之间的往来不如从前那么方便，但电话不断，逢年过节，总要聚一两次，也经常用诗词互赠互答。
在我的记忆库里，珍藏着1998年6月6日，伟杰在大连创业中心给我的来信，那天是我儿子结婚的日子，道出了他的喜悦和我们的共同心声。他这样写道：
今日今宵，正是美好时光，必将盛友如林，我人虽未至然心与你们同在同庆！二十年风雨，儿女均已成材。我们也尚未老矣。正是：岁月催人人不老，人要敢教岁月新！我们这代人，多有坎坷与遗憾，但益挫益坚，自强不息，不用加鞭自奋蹄，在逆境中创造人生辉煌！让我们再拥有一次青春吧！
1998年我俩先后退休。伟杰于12月28日，用贺年明信片致信于我，字里行间抒发了一派壮志、美好的祝愿和激励之情。他写道：
身体健康，生活美好，再创人生第二春天
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到花甲才正美。
要将潜能尽发挥，誓夺成功方伟杰！
我读后，感叹岁月流逝，不觉都到了退休之日，彼此情深谊重、豪情未减，良久不能平静，灵感萌动，当即也以贺年明信片回书，写道：
漫道造物赐我材，但有报国志未衰；
与君携手拼余力，拙笔勤耕向未来！
同我住一个楼，在另一个门洞的王振远，对我也是一片深情。原来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因为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才慢慢有所接触。他是吉林大学历史系1964年毕业的，在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副主任。他感于家庭出身不好，长期不得志，对我深表同情。同他接触，给我的感触确实与众不同。他是学历史的，看问题，谈事情，有一种浓重的历史感。议论政治事情，总是注意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考虑，去客观地对待。他景仰我的才气和人品，总是勉励我不要把挨批放在心上。他说：
“回顾中外史，有多少这样那样的是非扯不清的问题，重要的是保住身体，才能有机会让历史来重新作出评价。”
80年代中期，黑大历史系招收了两个班的企业经营管理文秘专修班，学生大都来自各个油田，有不少是科、处级干部。王主任三顾茅庐，恳请我去给这些学生讲企业经营管理。
第一次，我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企业经营管理的，没有讲过这种课，怕误人子弟，影响学校声誉和学生的前程。他说：
“第一个给大学生讲课的人，肯定没上过大学，当然也是没给大学生讲过课的人。我考虑再三，觉得你是最佳人选，因为讲这个课，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你虽然不是学经营管理的，但你懂得经济学，又做过多年领导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还在工厂劳动过，加上你的钻劲和学识，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并出色地完成这次讲课任务。”
我仍不敢答应。于是他二次来到我家，进一步重复我能胜任的观点，但这一次他是专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他说：
“我回去反复考虑，觉得你主要还是思想不解放，还有盲目性。”于是，他又给我讲起许多历史故事。见我不再支吾，便乘机说道：“我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给我一点面子。”他把事情提到这么个高度，我不能再说“不”字，就应允了下来。
第三次来到我家，同我细细商量课时、安排课表以及讲义、教学大纲的具体交稿时间。
为了讲好这门课，我跑了省、市两个图书馆，又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比较好地编写了教学大纲和讲义，挖空心思，在备课上下工夫，认真进行课堂设计，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王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受到了这些基层干部出身的学员的高度好评。这次教学，可以说是撵鸭子上架，但也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推动了我的学习，为我拓宽了知识视野，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郭沫若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推动学习的途径，为教而学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确然不错。此后，我在电大就敢讲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学，并且在社会上对企业领导人开这方面的讲座，从而受到学员和社会的好评。这些我在前一章已经作了介绍，这要十分感谢我的这位近邻。遗憾的是，这位胸怀大志、壮心不已的壮汉，因为评高级职称赶写文章而劳累过度，于1991年春节期间不幸患脑血栓，经过多方治疗，效果仍不见好转，半身不遂，说话困难，痰涌嗓子，呼噜作声，口流涎液。我常去看他，他那一腔热血，满腹文章，要诉说的话语，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我听不大懂，常由他的夫人说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能为他解除痛苦，只能忍泪加以劝慰。每次不忍与我分离，深情地挥手道别。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对于王老师的高德厚谊，我牢牢地刻在心坎，经常回温，用以鞭策自己。
周围对我的情和爱，不仅来自我的妻子、子女、同学和老师，朋友和邻居，也来自我和玉梅的单位。
我工作过的省文教办的同事们，也是情谊难述。最使我感激的是，办里同志在对我的处分问题上，多方为我说情。先则为我争取一个轻处分，继则为我留在党内说话，特别是张双城副主任，多次亲自找省委领导做工作，要求坚持原处分，不要加码，把我留在党内。后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在生活上多方关照我。在我到电大以前，办里多数人，一直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机关工会在过年过节时，主动给予我一定的困难补助费，这对于当时我的生活，具有很大的缓冲作用。我需要换煤气罐，归办里使用的吉普车司机只要我说一声，就给我出车拉煤气罐。机关里分东西，也有我一份。为此，我曾写过一首小诗，纪录了这份情谊。
周围多友谊，写于1982年11月11日
今日去办取工资，小曹、小李把参加球赛的纪念品——一条球裤给了我。这件小事使我想起这些年来，办里同事及周围同志、朋友的关爱，在归途上得诗一首。
一件球裤一片心，穷途容易动感情。
长梦未曾施薄惠，短桥且似见老成。
肯效鸷鸟垂双翼，敢为国事竭精诚。
正是不惑难堪日，会遣余力慰诸朋。
玉梅在哈尔滨电子仪器厂检查科工作，她所在的班组、科室的领导和工人师傅，对她、对我们全家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玉梅领着两个孩子，最大的困难，就是换煤气、弄秋菜，她们科室的师傅，无论男女，只要说一声，总是二话不说，竭尽全力帮忙。孩子有病，大家争着帮助送医院看医生、取药、打针。玉梅每每说起来，数叨着这些师傅，千般谢忱，万种感激。我从牛棚回来，特意请几位师傅到家吃了一顿便饭，以表表我们的一片谢忱。
玉梅的同事潘宏章、王兆礼这两位老师傅，我必须在这里重书一笔。他俩都是老共产党员。潘是一位执着的复员军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打过老蒋，也打过老美，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占公家的一丝便宜，惟恐损害工厂和职工的丝毫利益，说话讲政治，连个玩笑也很少说；王又是另一种风格。为人耿直、热情，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也是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从不不占公家的一文一豪，但笑话连篇，乐观豁达。这两位师傅成了我们家的电工，什么电线、电器安装，总找他们。他俩很尊重我、信赖我，愿意同我聊天。说到我的遭遇，潘师傅说的好：“毛主席、周总理在世，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现在，还是这个范正美，我们不能因为你现在，就对你另眼相看，你始终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师傅总是说：“好就是好。我不会当面奉承。我觉得你这个人正派，有正事，不搞歪门邪道。”老工人对我们有求必应，招之即来。王师傅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晋升教授职称时，需要填写好几份表格，因为要求交表的时间很紧，根据玉梅的提议，就把王师傅请到家帮忙。
还有董工程师，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也是关怀备至。孩子有病，总有他帮忙；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总找他来修理。他这个人，连“谢”字也不让人说，请他吃饭根本没门。
此外，还有山查胡、张大全、田桂兰、高月珍、张吉亭、高子芬等师傅，他(她)们对于我家的种种情谊，也教我们难于一一叙述，永远不能忘怀。
我自命清高，不想攀高结贵，特别是文革后期，认为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不能陷到哪个圈子中去，总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来表现自己，让人们接受我。因此，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平民百姓，并且我把这份情谊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在回想起来也备感亲切。我的这种现在看似迂腐、当时被讥笑为书生气的思想性格，使我不愿意拜访领导人，同机关、领导层的交往甚少。我的看法是，平民百姓朋友，虽然热情在平时不那么强烈，但总是持久如一，显得自然、质朴，然而在机关、领导层中却不然，交往的气氛在平时看来显得似乎特别热情强烈，尤其是当你担当某种显要之职时，更使你感到热情过分，觉得他同你的交往矫揉造作、言不由衷，并带着某种显见的利益追求和市侩作风，具有一种浓烈的功利色彩，真诚的情感被扭曲、被扼杀了，人们之间本应该有的自然、坦荡的东西不见了。我在逆境中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期，刘万富这位我在八一厂劳动时的师傅，风尘仆仆从绥化专程来看我，一见面他就说我的一切他都知道。刘师傅本来有点口吃，激动时表现得尤为厉害，说的常常是短语或半句话。
“我知道你同‘四人帮’不会有什么组织联系。别的事情，我们都理解。你的为人，有口皆碑。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响应，这是当时的大形势。从八一厂来看，没有不参加的。我开始保守，后来也造反。要想得开，多多注意身体。我相信你能想得开！”
他一再说，他来的是一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个代表。他掰着手指诉说关心我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要注意身体。我也一再告诉他，我一定不辜负师傅们的期望。没想到他竟在前一、两年离开了人世。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这位老实厚道的工人，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在国企改革没有上去的情况下，因为工资开不满，还经常拖欠，家庭孩子多，又都快到上学、结婚的年龄，贫病交加，不堪重负，积劳成疾，未能进到市场经济里来。我想他是含愤而离世的。我留他吃了一顿便饭，亲手为他做了几个菜，他临走时一再要给我五十块钱，表表他的心意，我说什么也没有接受。我说：
“你这个时候能来看我，就使我很感激不尽，这是金钱买不到的最好的礼物。你现在要比我困难的多。你来看我，你这金子般的心我领了，它比什么都珍贵，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来去匆匆，专程来看我，离开我家什么地方也没去，就径直回家了。
写到这里，我的心在痛、泪涌流。我后悔当时没有送他上火车，没有给他买火车票，没有好好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克服难关，不要儿女情长，把自己搭给孩子。我欠他的情，深深埋在心上，激励我奋进。
从绥化专程来看我的还有关文有。他比我小十多岁。我们在八一厂是同一个车间，那时他对我多方关照。我没有帮过他什么忙，他却始终珍惜那段共同生活，回味大家在一起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谈起我关心他的故事。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王岗技校毕业分配到八一厂当工人的一批毕业生，他们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的刘树茂、陈淑清两口子，更使我们难忘。当时他俩还没有结婚，对我们夫妻特别好。小陈经常替我们看小孩，给孩子讲故事、做游戏。树茂能写善画，同我经常在一起为车间出板报、搞宣传，亲如兄弟。当时我是挨整下去劳动改造，他同我在一起，极个别派性强的人，对他冷嘲热讽。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就同我保持距离。正好相反，他把我看成他的兄长，多方体贴，我家有什么事，他总是第一个帮我者。我回到省里重新工作后，他俩调到齐齐哈尔工作，双方减少了联系。这次我落难以后，他只要到哈尔滨，必来家看我，一再提出，他哥在哈市，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哥哥帮忙。我和玉梅还应邀到齐齐哈尔他家小住。小陈的几个姐姐、姐夫也热情地会见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了一次极为愉快的游历。
我的电大同事对我的情谊，难以尽述。
先说在图书馆。当时算我一共四人。
馆长是付春茂，还有辽财毕业的姜莲英(跟丈夫林桐一起调来)，以及高中生毕业生葛学全。付春茂算起来还是我的校友、学兄，他是哈师院前身哈师专历史科58级毕业生。他对我很关照，一再告诉我，他是学历史的，养成了用历史态度看待历史的习惯，常说一个人的历史已经过去，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住现在，争取未来。他说：
“你不要老是想着过去那段子事，老是想着你自己，这不我们也在图书馆，姜莲英是辽财学会计的，不愿意干会计，现在也在这里。葛学全高中毕业，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一想，你就会觉得你也并不屈。在我们中国，有不少人瞧不起图书馆，其实建国以来，图书馆里藏着一大批有本事的人。咱们师院图书馆就是这样。这你是知道的。”他指的是，蓝天成和张士良这样两个当过国民党大官的人。
他说的这些道理很通俗，很质朴，却很现实。他知道我对处分不服，唯恐我思想不通，闹情绪。其实，他并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从来认为，无可挽回的事就不要再想它，以免自寻烦恼，我也没有瞧不起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倒觉得没有把图书馆放在眼里的是某些领导人。当然，我还是把图书馆当做“暂趋身”的跳板，想当我的教员去。付老师对我很信任，把图书整理的重任全权交给了我。在生活上，也多方照顾，为我争取了生活补助和假期有偿劳动。这使我备感温暖。
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姜莲英、葛学全他们两位对我也很好。1984年暑假，学校组织有酬建校劳动，整理演播室。在付老师的争取下，姜老师为了陪我，也报名参加了。当时，报名参加体力劳动的教职工只有我和姜莲英两人。如前所述，我对于参加体力劳动从来没有难堪的感觉，有姜老师陪同，自然在心里更觉得平衡。姜老师是位女同志，不怕脏、不怕累，风风火火，泼泼辣辣，一点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我心里很佩服她，觉得有这样一位女大学生陪着我劳动是件幸事。这是我到电大的第一个假期，过得有意义，应该感谢姜老师。她谈笑风生，讲了许多大学生的心里话，给我很大的鼓励。虽然活比较脏，但我们的劳动生活却是在一片愉快的说说笑笑之中度过的。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饶有余趣。
葛学全对我更是热肠有加。他父亲是教育界的一位前辈，曾因工作有过接触，彼此印象不错。这样，学全同我就有了双重关系。学全为人仗义直言，热情无羁，只要所许，不论困难，为朋友两肋插刀，胸怀大志，博学多闻，妙语连珠，言惊四坐，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爱好就是一杯酒。同我在一起议论，对我多言“没什么了不起，过去就让它过去。今后还是咱们哥们，咱们不搞政治，咱搞教学不行?著书立说不行?没有过不去的河!凭着你这两下子干啥不行。”他负责采购图书，在一起常常纵论读书心得，莫不高兴。不幸的是，这位兄弟，一次饮酒过多，竟至心脏骤停，匆匆撇开了人世。时间是1987年3月8日。我痛失股肱，悲痛地写了一词，以表达悼念之情。词曰：
悼学全
天帘低垂，地友呜咽，哭学全匆匆，人生太短暂，痛首疾心，悲绝难言。忆君容，思君业，三十三年，可也坦然!笑言常惊四坐，拍板无存私心；爱至真，情更纯，一心只要风流，奔波但愿事业然，夜夜日日，日日夜夜，常工作达旦；肝胆照人，朋友无憾，难得人人称赞。呜呼，此去匆匆，未尽事业有友朋换肩。葛君安眠。
到经济系，每一位老师对我情谊至厚。如果一个个来叙述，未免絮叨；加以概括，却又恐挂一漏万。举一件事，足见一般。我到系里开课，首先得有聘用单位。系里的老师，从田主任到其他老师，用不同的方式主动为我联系用教单位。最感人的是闻会新老师，在1985年春节期间，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到省电大附近几个办班单位，一个个具体帮我落实。自行车在坑洼不平的道上跌跌撞撞，我坐在车后心情揣揣不安。这是多么难得的情谊啊!素不相识，我到系里才个把月，对系里并没有什么作为，我还是以前讲过课，能不能讲好课还有待检验。我想，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位新交、对得起系里的领导和老师。在以后的日子里，系里每个老师对我极为尊重，把我看成他们的老大哥，“德高望重”四个字，经常挂在他们的嘴边。我和系里每个老师都有过良好的合作史，书架上摆放的合作教材和论著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我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争取领导机关的支持，积极为系里创收，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张月华老师，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他教学部门的许多老师和职工，也有桩桩令我难以忘情的故事，深深刻录在心。在工作接触中，或是生活方面，他们总是对我报以春风和微笑，惟恐刺激我的伤痛和自尊，只要我开口，为我大开绿灯，尽力提供各种方便。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到经济系不久，省里组织部门几次来电大考察领导班子、征求推荐人选时，明知中央领导人有说法，许多老师和职工，还是向他们极力推荐我进校领导班子，并在事后把他们的这种喜悦和努力告诉我。除了谢谢和苦笑，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到安达流动，同去的还有杨海林老师。我们在安达电大待了近两年，每个星期到那里住三晚，待四天，每个人每个学期给安达电大讲两、三门课。春秋之季，来去坐火车，我们把它当作愉快的郊游；到了冬天，赶赴火车的行路简直成了一种活受罪。不过，我俩一路互相打趣，议论人生、人情、人伦，感慨世情、事变，交流教学心得体会，互换社会小趣闻，相互勉励，海阔天空，从中受到很多教益。我俩同吃同住同时从事教学，自谓到安达此回不为虚度年华，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我俩谈起这一段经历，仍感到十分亲切、充实。
使我尤感珍贵的还有在安达结识的几位朋友。当时在安达电大当校长的夏远杰，是一位精明强干的青年领导干部。为人热情诚恳，工作有方，作风踏实，不务虚名，讲求实际，为安达电大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阶段性的重大贡献。当时，学校最大的问题是教职工住房紧张。他采取职工筹措、请有关行政部门支持、向建筑施工单位举债的办法建了一幢职工宿舍大楼，解决了多年积累的大问题。远杰对我特别关照，给了我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生活上，安排细腻，照顾周到，使我和杨海林在安达的那两年，如住家一样方便。为了表达我们之间的友情，在离开安达时，我戏串了李白《山中问答》一诗，作为互勉。
戏串李白《山中问答》与远杰互勉
何意栖碧间，贵我心自闲;
笑看东流水，别有天地间。
我与副校长张波则是另一种情谊。张校长教中文，颇有文采。我们俩用诗词交流情感，读者可从我们的来往诗词中，对我们的友谊窥其一二。
我把《百家诗词论人才》赠他一阅。他在看完《百家诗词论人才》之后，给我写了一诗。
七律
读君之所编《百家诗词论人才》兴起有感，乃自叹曰：范君岂非人才哉!
曾经一度冠群英，转眼教书心自宁。
万古风流皆入土，千秋功罪后人评。
云中有雨也无雨，历史无情还有情。
大浪淘沙沙愈净，范君正道美其名。
张波赠诗读后，我回赠了一首。
七律·答友
张波校长赠诗，感念万千，因步其原韵，是以为答。
本是师院一书生，荣辱浮沉何足评。
粉笔绘出新世界，勉词引励亦豪情。
难得偷闲作字画，犹为乘兴习文经。
人生本有苦与乐，谢君张帆扬波行。
张波于1990年春节(农历正月初四生日)写《七律·五十抒闲》一首，对自己人生发了一番议论，他写道：
五十天命欲何求，副职轻闲更自由。
好友交朋终不舍，迷山恋水总贪游。
逍遥槛外图清净，陶醉文中费运筹。
最喜南窗尝灯火，兴来楼上讲《红楼》。
同时，他还写了《七绝——马年咏悲鸿之马》：
铁骨铮铮锐气兴，潇潇洒洒走如风。
悲鸿笔下无凡马，千里轻蹄劲有声。
我读后，回了两首。
七律
——和张校长《五十抒闲》并贺大寿。
氨基化合转生球，难能七色颂金秋。
五十开外好运命，知命之年最自由。
千寻佳句传子弟，一片丹心跃笔头。
赋文行诗作春伴，笑笑长生亦风流。
七绝·和张校长，也颂徐悲鸿良马
匠心命笔飞马功，刻意钧钧何轻松;
不见催程跃长鞭，但闻纸底劲蹄声。
安达电大还有一位王勤老师，学中文的，到电大先搞了一段中文教学，后来搞图书资料工作。他一天闲得无聊，我没有课时常到他那里聊天。他感到怀才不遇，对自己遭际感慨多端。错位的境遇产生了共鸣，彼此之间也就近便了。他对我的人生颇有感慨和想法，言语之中多有勉词，写了两首诗赠我，我回答了他的一片情。
答王勤老师二首
——步其赠诗原韵
(一)
此生偏爱北国邑，南来冰城又滨西。
勉从事业苦亦乐，曾许丹心幸有余。
未敢忘身多勤国，从来于我少先机。
喜闻安城兴四化，趁此东风加鞭急。
(二)
文章千著山欲留，先生情深金难酬。
陈言景仰赐妙语，述意报国颂春秋。
滨西到处兼殊味，安城四面任客游。
莫谓春羞人已老，犹见风流跃笔头。
电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中央电大经济系的一批年轻教师，知道我的身世以后，例如经济系的艾大力、刘志敏、陈凌明、王晓明等人，对我更加友好，特别推崇，邀我参与中央电大的教材编写、教学大纲的审定，使我有机会到全国开会，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游览风光，观赏名胜古迹，结交天下知名学者、朋友。中央电大中专处的孙旭处长，爱我惜我，几次推荐我为他们编写教材，并把我编写的教学大纲作为样板推荐全国。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有，中央电大老师在个别交谈时所给予我的关爱、信任和期待，甚至有人提出，帮我找人送上访信，要改变我的处境，那些感人、沁人肺腑的谈话，至今还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人生最轻松、最愉快的深深印记。我到外地开会，通过不同途径了解我的以往之后，那些外地电大的老师和领导，所给予我的关照、对我美好的言辞，便立即上一个新台阶。还有，我到省内市、县电大视导、毕业验收、监考，当地电大领导和老师对我的接待总要越格，对我的敬重和爱戴，令我受之有愧。其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限于篇幅，只得留在我心里。我特别忘不了肇州县电大的冯国良校长，为我的《教育法学》的印制，找肇州印刷厂领导说情，以后又帮我推销；他还用其高超的气功为我治病，并在各方面给予我帮助。
我的湘潭干校同学，如前已述，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因为那是初中毕业的年少之时，大家远离家乡，加上学校工作做得好，我们之间友谊忒深。文革的风雨，大家听到了关于我的各种传闻，有的把我描绘成魔鬼和狂徒，当然也有充满离奇而美好的编造，后来我见一些同学，他们说，无论传闻怎么说，我们对你的基本认识并没有变。
80年代中期，我在湘潭干校的两个最好的同学——龙湘乾和彭淑华——各有一个访朋问友的故事。我和龙湘乾、彭淑华在文革前、文革中，一直有书信来往。龙对于华国锋打倒“四人帮”的此举，曾经写信给我，表达他的信任和热忱，而我对此却在字里行间，婉言地叙述了对形势的隐忧。这以后，我受到了清查，不全、不真、不实的信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和在湘谭的同学黄金元、刘建中、童河钦等人，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于是，他们对我惦念不已。在这种情况下，龙湘乾借工厂一名营销员来哈出差之机，千叮咛、万嘱咐，请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找到我，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完成了向我询问详情的使命。
彭淑华为了联系上我，打听到我的信息之后，则别出心裁，于90年代第一个新年之际，向我试寄贺年片，传达她对我的记念，从而使中断多年的联系，通过一张小小的贺年片，把我们姐弟之间的友谊之桥，又高高地耸立起来。
这一访一信，显示了老同学对我的理解、信任和牵挂之情，助燃我心中同学情感的火焰。1997年9月到北京开会，1999年5月回长省亲，我特意会见了这两位阔别多年的同学。再一次向他们叙述了我的经历和心志。
彭淑华说：“我相信你的为人，相信你的本质。不论人们怎么评论你，我对你的基本看法是不会变的。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周总理相信，我相信。”
龙湘乾则说：“我相信那句老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的基本为人，我是深信不移的。”
这些铿锵的语言，永远震撼我的心灵，永远激励我努力奋斗。
在我到电大以后，给予我莫大支持的，有三位校外朋友是应该大书一笔的。他们是张希玉、陆介雄和张丽娟。
张希玉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转业军人出身。身高一米八以上，彪梧魁伟，秃头，面色略呈黑红，浓眉大眼，大落腮胡子，不修边幅，性情豪爽，而好激动，语出连珠，言谈间前仰后合，说到关键处，常常挥舞拳手，酹一酹腮巴胡子，挺立起来，如果手持长柄戒刀，真是不假的鲁智深再世。但是，他酷爱读书，才思敏捷，勤于写作，是黑龙江省有名的多产科普作家，享有“四条汉子”之一的美誉。他一身正气，常持主见，不阿权势，工作勤奋，又肯动脑，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解、有魄力的好编辑。我的《实用美学经济学》，送到他的手，他啧啧称奇，连连击掌叫好，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它的出版竭尽全力。当有人拿出我的经历吓唬他时，他说：
“他不没有被取消出版权吗?这是一本好书，观点、体系一新，我看，对于他个人来说，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对于社会来说，他提出了新见解，提出了一个新学科。你看吧，本书出版之后很快能获得社会公认，会得奖的。”
他有胆有识，果有先见之明。《实用美学经济学》于1987年出版，于1988年在黑龙江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三等奖。根据本书基本观点，我写的论文《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一文，《新华文摘》1992年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1992年第三期全文转载，1994年获黑龙江省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基础上，我写的论文《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全文转载，以后由《神州之魂》(一)、《新时期社会科学荟萃》等多家出版社全文辑录。有力地证明了张希玉的见识。
回忆张希玉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同我个别交谈的几次言论再一次跳跃起来，在我的耳边鸣响：
“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尊重人、尊重人才就好了。因人废言、因人废书，这样的情况不能再下去了。”
“有人批别人‘左’，反别人‘左’，其实他比别人更‘左’。”
“邓小平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说‘三种人’不能出书，他也没法这样说。所以，我跟他们这么讲，他们也就阻挡不了。”
他多次鼓励我潜心搞学问，“农业损失副业补!”
陆介雄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上海人。毕业分配到尚志县，1980年后调至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从事经济法教学。同张希玉比，陆介雄是个书生。平时不大多言，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矜持感。但到急要处，唇舌如刀，锋指要害，便显出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基质和能力。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后先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因为笔杆子硬，从部队到地方，差不多一直搞文字工作，从事宣传或文艺创作。这使他政策观念强，说什么、做什么，强调符合党和国家的规范，有板有眼。陆介雄为人忠实厚道，治学严谨，操笔不辍。我同他合作编书有三本：一是《经济法400案例析》；二是《案例经济法学》；三是《工业产权法》。我们之间认识是马风杰这座桥梁，所以我们互相了解，彼此接受，在经济法学教学中，联手编书，经常研讨教学问题。我俩在一起合作得很愉快，也很开心。我俩的共同之处是认真、求实。我在主编或同他合作编书的过程中，有时遇到个别人迁就困难、不愿进一步下力量，甚至对付时，他总是站在我这一边，坚持精益求精。他对于我的境遇，深表理解。我们俩对于经济法学问题开展推心置腹地讨论，共同探讨新的见解或新问题。我们不愿意墨守成规，因而，我们俩写的东西不落俗套，总有新意。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治学的经验。
张丽娟是位女士，比我小十七岁。原来在哈尔滨市税务学校从事教学工作。80年代电大热，税校也办起了经济类电大班，她担任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1985年从我组织全省电大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开始，我们一直紧密合作。这位女士，个头一米七左右，身材修长，长得并不漂亮，但显得有气质，给人一种秀美感。同时，在言谈中多次表达了她的傲世之心，能被她看得起的人并没有几位。那是1985年的夏月，在第一次教学研讨会上，她穿着一件白短袖外衣，留着短发，发言分寸感特别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位女士不凡。我们第一次合作是编写《经济法400案例析》，我为主编，并撰写第一、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五章，她负责二、三章。因为一、二、三章联系特别紧密，加上当时我们两家住得也比较近，所以我们之间在一起研讨的机会相对多一些。我在同她接触中，隐隐地感到她对我有一种敬重感、亲切感，这使我感到温馨。以后，因为教学、评卷，我们经常联系，彼此之间觉得每一次联系都很珍贵；分别时，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感；一段时间不见面如有所失，特别牵挂。她调到哈尔滨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所任副所长以后，我们经常约在一起谈论社会、改革、人生、人伦、生活、爱情，甚至天文、地理、历史、考古，以及读书、戏剧、文学、诗词，等等，见什么谈什么，想什么谈什么，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她向我倾吐生活、工作中的矛盾和不快，我对她讲起我的烦闷和感慨。对于她的倾诉，我析之以理，她觉得耳顺了，心安了；对于我的烦闷和感慨，她引古说今予以疏导，我感到茅塞顿开，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感。80年代末以后，大概有一、两年，我有意疏远这种关系。我觉得，我不应该同她这样密切。以我们中国国情，这会引起非议的。我想，我和玉梅少年夫妻，患难与共，岁月渐侵，感情益笃，她为我历尽艰难困苦，承担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吓和风险，我不能辜负她对我的爱和情，我还有心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能给他们带来不快。张丽娟夫妇年轻，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宝贝女儿长得出挑地可爱，我不能给他们一家的生活渗进阴影，伤害这个和睦的家庭。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张丽娟家购买了电脑。并不知道我心思的张丽娟提出，为了练习打字，建议把我写的诗词给她练习打字。我正想把自己的诗词整理一下。本来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占了上风，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诗词全部交给了她。
我写的诗词，共分十个部分，即：即兴、抒怀、咏时、纪游、骚言、愤俗、杂感、赠友、教子、自勉，除了我的两个孩子断断续续看过以外，还没有给外人看过。我说：
“这可是我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你了。”我原想，她对于我的咏时、骚言、愤俗不一定接受得了。然而，她用她的全部心血，给我打这份诗稿。据她说，我的诗词深深地吸引了她，打字过程中，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停下来，进入深沉地遐想而不能自己。因此，我的这份诗稿，她足足花了一年的功夫才打完。一次聚会，从我的经历再次谈到这份诗稿时，她认定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不该受这般苦难而为我伤心地恸哭，她一字一声地啜泣，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身世感动了这位颇不一般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意疏远的感情，反而升了温；想要割舍的联系，心却贴得更紧。就是这一次，我们相互倾吐了爱慕之情。我觉得，在我遭贬之际、逆境之时，有这样一位年轻的知识女士对我如此理解、爱重，是我不幸中的大幸，胸中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暖流，感到莫大的欣慰。但是，我要告诉读者、玉梅和其他亲友，我们并没有任感情的游船驶出道德、人伦的水域。我们认为男女的爱情是最崇高的，我们相互之爱不能伤害各自家庭的幸福。我们自知我们生活的国度、社会道德和伦理以及各自的社会责任，同时，历史进展是遵循时间递进规律的，这种时间进展差距使我们丧失了结合的可能。因此，我们只有把对对方的爱藏在心里，以此来激励自己进取，做一番事业。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我们两家成了好朋友，我的两个孩子有什么事直接找他们帮忙。玉梅和她互称姐妹，相处的十分融洽和谐，并无嫌猜。
1998年5月，张丽娟随团去德国考察学习，从柏林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这里我撷取其中意蕴深长的两段：
这是一座古堡式的花园建筑，四周被茂密的森林围住，一面依水，建筑物周围是草坪和花坛，五月的Tegleh湖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住的房间正好面对开阔的花园草坪，临窗望远，200多米处就是湖面。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站在伸向水中的栈桥上，看着来去的五彩的帆船划过，林中传唱着鸟鸣，风中飘香，一簇簇的开得灿烂的郁金香和矢车菊，偶尔船上会传来人们友好的问候，也有男人莫名的微笑，让你懂得世界上人的心是相通的，总之，不分民族，男人与女人的心也是相通的，更不需要语言，因为微笑是最美的语言，人人都懂。
……
今天是星期日，安排我们去波茨坦城参观。看到了波茨坦会议的旧址和文物，虽然在异域看历史，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民族的范畴，它更多的是人类的文明走过的痕迹，过去那个残忍的民族，会建成这么美丽的家园，又为其他民族创造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制度，创造了一个美的生活模式或供人们以欣赏和仿效，这大概就是文明的力量，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吧！所以，我们应当对人类抱有信心的，自然的美，无非是阳光、山冈、湖泊、绿树和鲜花，一个具体的生命过程中谁又能看过国际的沧桑变迁呢。山还是万万年前的山，水依然是那个水，正所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迎风。本正美的是人本身，是人的不断变化的丰富的思想情感，是人对自然的不断的认识和对自身的生命潜能的开发和创造，是人对人的感情。所以，这个世界最美的是人不是物，而在全部美的人类情感中最美的还是人类的爱。在认识人类的同时认识我们自己。
它当时激起我的心跳，就像现在令我不能平静一样。这教我怎能忘怀啊！
将要结束本章的时候，我还想叙述一下在批林批孔中曾经同我在一起的几位朋友对我的友情。在批林批孔中，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的张文达、省委宣传部的张文鸣、栾锋，同我观点一致，我在前面已经述及。在清查中，他们也接受了这种、那种形式的审查。其中，张文鸣的审查最重。
事情是这样的，在牛、聂等人被审查不久，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张文鸣主动向省委写信，称自己和范正美在批林批孔中一起干，也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来以为范正美是对的，其实他同牛、聂等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于是主动交代同范活动的情况。在清查的当时，他这样做，正好迎合了当时一些人的心理。他不明白，他自己是在批林批孔之后由省委宣传部调到卫生厅当副厅长的，这是政治斗争中的烦琐哲学，是本人无论如何交代不清的，因为这时人们的思维都是反常的，不相信他交代的是真、是实、是这么简单。因为只要出来一人提出，“还不止吧”，便没有人敢于冒死出来干涉。所以，就在他这封信发出不久，我就被送进了牛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我的审查是全面否定文革的必然结果，他的这封信只不过起了导火索的作用。他不但没有自己洗清自己，却因此也接受了长达一年多的审查，直到1981年才给他定犯有“一般错误”的结论，调离卫生厅，重新分配做一般工作。
张文达、栾锋两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范当时的做法是得到当时省委、现在仍在台上的几个老同志支持的，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把错误推给别人，就这样顶着，虽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却也没有让他们好好工作。我这样说是想说明一个意思，在我们中国，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那么实事求是的，有一些错案、冤案，就是某些人自己“至诚”而酿成的，至少我的经历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从牛棚出来之后，张文鸣、张文达、栾锋都先后到我家看我。我也常到这些同志家走走。我们在一起，有时发一些牢骚，但更多的是互相勉励，不要沉湎于过去，而要在新的形势下，探索新的人生之路。下面是我以诗词形式对这些活动的记录。
1979年初，张文鸣来我家看我，以后又邀我去他家，并写了两帧一模一样的“退思书屋”条幅，一幅赠我，一幅留己。谈及他对清查的反思，我感到他变得世故了，甚为高兴。1979年11月14日，我写了《赠友》一诗给他。叙述我俩从潘复生整我、他当看守彼此相识，以后成为好朋友，并在以后运动中站在一起，文革最后受清查的经过。诗曰：
赠友
禁楼晤面，激流知心，逆境见风流。辛辛往事无返顾，区区今运岂怅惆?季鹰堪笑，许汜亦尤。东风与人便，无羁更自由。有甚求!?无限江山，豪情放纵，功罪说千秋。笑颜放眼看物华，躬身低首向东周。青山难遮，毕竟东流。高天寒滚滚，大地暖悠悠。拭目瞅!
1981年，张文鸣经过努力，在黑龙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