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意识决定着民族精神，对当今中国而言，要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从国家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学科已经丧失了其最基本的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韩国以其悲惨的古代和近代史，居然铸就出了高昂亢奋的民族精神和极度的民族自豪感，可看了今天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使人非常压抑。中国人精神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衰落、自卑和涣散，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奇迹般的变成了不堪回首的自虐和耻辱，中国历史学科不但没有为国家发展提供应有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反倒成了巨大的精神包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外，还包括历史意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而中国今天则不具备。古代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强大国度，许多外国学者在谈到古代欧亚大陆时，都对中华帝国充满无限的敬意。没有一个伊朗人不知道波斯帝国的辉煌，也没有一个意大利人会不知道罗马帝国的荣耀。可奇怪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不理解古代中国的强盛，甚至不知道中华帝国这个概念，外国人仰慕、尊敬的古代中国，而我们自己却近乎鄙夷，这简直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史学界的耻辱。要灭其国，先去其史，尤其是能激发他们自豪感的辉煌的战史，今天到底谁要灭我华夏？
历史是民族精神的纽带，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借鉴经验，从我们祖先生生不息的几千年中，找到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源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中国的历史被什么东西掩盖着，尽管实际上中国很伟大，可我们接触到的中国历史却没有给人多少自豪的感觉。看了中国人写的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倍受蹂躏的国度。这样几千年“耻辱的历史”已经彻底奴役了中国人，“中国历史”不但没有起到凝聚民气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巨大心理障碍，所谓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们目前引以为荣的东西，如四大发明等，并不能产生实质的自豪感，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盲目到连什么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不知到了，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去伤害中华民族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民族感情！当今中国式学界“可为痛哭流涕者莫过于此”！
从宋朝开始，中国文化转向阴柔、保守而丧失了开拓精神，遗祸深远。尽管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锐气，但毕竟大体还能团结在一起，还有共同的精神依托。可自五四运动以后，反传统之风愈演愈烈，延续至今。根本就没有完全适合中国的纯粹西方思想，在五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的精神首次失去了方向。近代学者张君励认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恢复自信，而恢复自信首先必须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他对当时全盘否定历史的状况给予了严厉批评，“每天骂祖宗，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当时一位叫“子固”的学者也一再强调，“民族的自信力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我们必须用我们过去的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不要夸张的夸大狂，但是我们不能缺少自尊。”“我们也应该纪念我们祖先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先创造文化的美点，从这种心理当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的自信心，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困难。”对于这种理性的认识，许多当时激进得知识分子坚决反对，狂热战胜了理性，中华民族走了八十多年的弯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面对我们历代伟大的祖先，我们应该产生发自内心的虔诚和尊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戒除浮躁而沉勇坚毅，我们的灵魂才能回归，我们才会有百倍的信心而从容地面对一切。笔者认为，回归历史、对中国历史强烈的认同感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第一，凝聚民气。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全国上下只是皇帝新装式的掩盖着，这不符合一个最古老国度的尊严和胸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距离强国还有至少五十年的时间，而能否实现，不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需要强大的国民精神支持，需要世界一流的国民素质，只有一流的民族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而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我们认同什么？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可我们的传统又是什么？有什么传统可以使所有的中国人凝聚起来，令我们振奋不已？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答案。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历代伟大祖先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征战世界的光辉伟业。这是古老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真正精华所在，也是能持久激励今天中国人最终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第二，增强国人的国防意识，以强者的心态从容地捍卫主权。精神长城比物质长城更为重要，可我们今天的精神长城一片瓦砾。周远清、季羡林等老先生说，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民族自信心衰落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泊，甚至走向价值标准的西化，如留学，出国多而归国少，中国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孙失去了吸引力？中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失去了信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老先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我们的教育一再强调，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可我们的英雄绝大部分在打内战，这种内战中的英雄无法使一个民族产生自豪感。我们也强调古代的英雄，如文天祥、岳武穆等，他们确实很伟大，可他们都是悲剧式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一而再、再而三的勾起民族痛苦的记忆，尽管这样一时可能想奋起勃发，可最终却无法激发民族自豪感，无法超越自卑。由于对历史的轻浮，我们想当然的解读历史，“全盘否定”导致绵亘了五千年的煌煌国脉被无知的斩断，剩下的只有无穷的叹息。尽管中国现在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精神的贫乏，中国人总有受害者的弱国意识，没有大国应有的气度。
今天中国很不安全，最大威胁莫过于日本右翼势力。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我们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就是铸起强大的民族精神，不要等到遭受侵略的时候才想到她，虽然最终也能取得胜利，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屈辱。与狼共舞，要想生存，就要比狼更加强悍。我们不要害怕日本右翼，但要警惕，三千年来中华帝国的荣誉伴随着我们，赐予我们无敌天下的力量。日本右翼今天之所以嚣张，只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崛起非常恐惧，他们害怕中国报复，在他们古老的印象中，中国有着三千年的帝国资源，中国自古就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日本右翼的险恶用心就是，在中国这头雄师没有醒悟之前，乘近代侵华战争余威，吓阻中国，使中国人继续陷入近代的自卑、屈辱而不能自拔，遏制中国的发展，动摇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最终使中国分裂。面对日本右翼，我们不但不自卑，反而要铸就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精神，让日本右翼在帝国精神的复兴中继续颤抖吧，右翼的伎俩不会得逞，反而会促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另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感谢日本右翼。近代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空前屈辱的代价，却依然执迷不悟，近代一百多年的国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答曰：落后就要挨打。面对我们祖先忍受的巨大痛苦，这六个字也太轻率了，落后的对立面是先进，难道我们科技先进就一定能强大吗？北宋的科技领先世界，可依然承受着无尽的妥协和屈辱。二战前法国的经济落后吗？法国的综合国力弱吗？再先进的武器，如果让懦夫去使用，依然会打败仗，战争*的是人，是不怕死的人。在今天，没有强大民族精神支持的国家，其科技也根本不可能再领先世界。我们总以自己善良的愿望看待一切，不肯承认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遇见凶恶的敌人，只有无奈和耻辱。直到今天，持续了一千多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依然没有改观，遭受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今天的经济成果很可能都为别人做嫁衣，经济不能决定一切。日本右翼持续的挑衅最终会使中国人明白：不仅落后会挨打，懦弱更会挨打。中国人会抛弃导致他们屡遭侵略的奴隶信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别人蓄谋以久而侵略中国时，我们有多少沦陷区要惨遭蹂躏？就算最终能将敌人赶出，我们能够迅速反攻敌人本土吗？如果不能反攻敌人本土而狠狠的报复，这样的胜利本身就是惨胜，有许多苦果是难以咽下的。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最终会彻底醒悟：“我能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最终会恢复他们祖先强悍的本性，构建起强大的民族精神，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使命。和平的日本将会融入亚洲，东北亚一体化会最终实现。
第三，助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如果说他们害怕大一统而阻碍百家争鸣，倒还差强人意。可他们为什么却直接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高呼不做丑陋的中国人？为什么台湾去中国化愈演愈烈？汉*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孕育了汉*，他们是主动沦落的，外国人、外国文化没有强迫他们，怪只能怪中华文化。儿子大逆不道，老子就一点责任也没有？汉*意识就是那些不肖子孙对中华民族自卑感达到极点的表现。李登辉等尽管没有日本血统，只是由于曾经被日本蹂躏过，便曾坦言自己年轻时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民族对某些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中国自己还要大？很简单，做一个日本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全世界人民尊敬日本人，只是由于近代日本疯狂的扩张，人们除了对侵略者憎恨之外，很可能会产生“景仰之情”。而近代中国比较逊色，对于中国近代的表现，世界人民是同情和尊敬兼有的。对于古代中国，他们是极端尊敬的。可悲的是，中国人由于错误的认识，不但对近代没有一点自豪感，由于被征服成了奴隶，骨子里暗暗地形成了一套奴才哲学，而自己全然不知。由此出发，令世人尊敬的古代中国在他们看来也是自卑的，极度的自卑只能导致背叛。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能够把自己的辉煌淡化到极点，几近于“耻辱”。而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征服的时候才会出现，征服者千方百计地泯灭被征服者的历史意识，尤其是能激发自豪感的辉煌的历史。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祖先开疆拓土、扬威世界的豪气，他们不再有强者虎视世界的雄心，使他们立足世界的他们英勇祖先的壮举，却被认为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们无法洞悉世界强者的心理，他们也无法理解曾经四处征战的他们英勇的祖先，他们对强者心态窥测的结果却可悲地一再证明自己懦弱的合理，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动物之群。
只有当中国人彻底走出奴隶阴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他们才配称真正的中国人，当他们真正走出奴隶阴影束缚的时候，他们会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再一次震撼世界。
第四、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夯实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国有56个族群，是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一个核心，就是汉族群。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如古代蒙古族，蒙古起初很小，统一了大漠南北后，其他非蒙古的部族仰慕蒙古而加入蒙古，可见今天的蒙古与成吉思汗时的蒙古是有差别的。可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群已经衰落了，汉族群的核心部分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腐化变质。从北宋开始，汉族群在促进中华民族整合方面的作用大为下降，我们总觉得元朝和清朝时进入中原的北方族群都已融合，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蒙古族群和满洲族群没有被同化，统治者也千方百计地限制与汉族群通婚，反倒是许多汉族群被满族群同化，在清朝入旗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只有强大的族群才会成为融合的中心。为什么以前的匈奴、鲜卑、突厥能与汉族群融合呢？北宋以前的汉族群是强大的，而后来退化了，人们愿意亲近强大的族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与强大的族群融合会变得更强大，与怯弱的族群融合只会变得弱小，这是生物性的本能。今天的汉族群在民族性上与一千年前相比，有着极大的差别。他们大部分早已经失却了汉唐人的开拓、尚武精神，变的怯懦、柔弱、保守、圆滑，生机微弱的汉族群的病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全中国的战败，汉族群及其病态文弱的文化应该负主要责任。今天汉族群一盘散沙、圆滑世故、虚伪怯懦的状态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
匈奴、突厥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的强大政权，对开发草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骁勇善战的尚武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激励着中华历代的豪杰勇士。但作为中央政权的汉唐，明明打败了割据的匈奴和突厥，一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可在有些患有严重奴隶思想的人看来，匈奴和突厥的武力比汉唐还强大。由于他们的误导，致使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匈奴、突厥这些中古的名称时，还有些许后怕，产生了深深的隔膜，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感情，削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
我们以为，弱化汉族群的族群意识就能维持各族群间的友好相处，恰恰相反，这是在弱化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一个没有灵魂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挤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持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我们只看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腾飞，却没有看到真正激发这种腾飞的决非仅仅是经济体制和市场手段，大韩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倔强性格和集体奋发的精神状态，在经济腾飞中起到最深远的作用，这正是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我们却熟视无睹。
我们不能再回避古代的战争，尤其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整合的战争，战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巨大的作用，可能有些战争当时伤害了相互感情，可如果如果能从相互磨合中找到平衡，就会大大增强相互认同而紧密团结，古代战争是血缘混合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美、日本观察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军事活动，而我们自己常常逃避，原因何在？欧美、日本是发达国家，是强者，他们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军事，支撑强大的主要在于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强势思维习惯，他们观察中国就像观察他们自己一样，主要从政治层面看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是否拓展疆域，而我们只会逃避。
中华民族的各族群对祖国的开发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汉族群、蒙古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维吾尔等等。但贡献最大的是汉族群，肯定汉族群的贡献不但不削弱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会增强中华意识，因为汉族群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族群，就连汉族群的血统也是各族群混合而成，其他各族群也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深厚的血缘、文化基础。
为了重振国威、民族复兴，本文想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探讨强大民族精神的构建问题，希望广大关心民族前途的前辈和同人多加指正，共图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第一章 肇基中夏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其最初的凝聚核心是轩辕黄帝与炎帝的联合，黄帝为主导，所以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从轩辕黄帝定居中土到汉武帝大统一，在这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以神勇无畏的精神开疆拓土，牧马强邻，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一 、 皇祖轩辕
黄帝族最先居住在今西北地区，后来进入中原。在黄帝进入中原前，江淮流域蛮族的一支九黎族率先进入黄河流域，与稍后进入该地区的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族被打败，可以想见九黎族非常强大。炎帝族向黄帝族求救，黄帝族进入黄河流域与炎帝族联合，展开了与九黎族长期的战争。传说中的就黎族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战的部落，其首领为蚩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属制作武器的人，英勇善战，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战神。最后黄帝族与九黎族在琢鹿大战，九黎族战败，蚩尤被杀，可以想见黄帝比蚩尤更为强悍，否则是不会取胜的，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异常善战，我们的先祖是以赳赳武夫的姿态崛起中土，正是这股精神使得我们的民族不断向四方拓展。
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战败，部落大部分被黄帝兼并，组成炎黄集团。炎帝则逃亡南方，成为南方许多民族族群的祖先，而已经存在的族群则和炎帝集团互相渗透，这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部落间第一次大规模的交融。黄帝接着又用兵四方，史载黄帝征战的足迹北达河套，南抵江淮，西至崆峒，东接莱夷。虽然黄帝的军事扩张很远，由于当时的黄帝族几乎是游牧民族，或者是介于游牧与农耕之间，因此不能表明当时的统治范围就那么大。但黄帝的武功在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空间，为子孙万世留下了无上的荣耀而激励他们前仆后继，血荐轩辕。
黄帝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是因为他的武力，所有原初居民均崇尚武力，轩辕黄帝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教化民众、协调内部，《史记》载黄帝在位时期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修德振兵”。如果一个部族不能很好地协调内部，就很容易发生内讧，这个部族就不能保持稳定而内耗，丧失了抵御外患的能力。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强大的国族其内部的和谐均达到了最优化，这也是他们能够强盛的重要原因，而善于内斗的国族主要发生在弱国。当时黄帝修德的内容有“五德”之说，强调长幼有序，这样黄帝族开化较早，人民有了共同的精神理念而紧密的团结在黄帝周围。其他部族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共同的精神纽带，最终为华夏族兼并，到了春秋末期，这一过程基本结束。如东周初年王室衰微，周天子丧失了盟主的作用，而齐桓公起来称霸，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山戎保存了燕国，讨伐“狄人”又重建了卫国。尽管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犬牙交错，但由于华夏族有共同的精神之柱，都承认自己是黄帝、尧、舜、禹之后，互相救助，加上武力强大，最终走向强盛。
由于战事的频繁，在我国广大地区留下了黄帝的足迹，也由于当时处于游牧时代，皇帝的子孙，或在中夏，或在夷狄，黄帝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学者认为，匈奴，至少部分匈奴也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的匈奴王赫连勃勃曾强调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子孙。《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现有熊氏之苗裔也。”《魏书》称建立北魏政权得拓拔鲜卑人，以皇帝之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为拓，谓后为拔，自称为拓拔鲜卑人。控制西魏政权的鲜卑人宇文泰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少典。满洲贵族一再宣扬自己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
近来每年清明节，在陕西省皇帝陵前都会有大量海内外华人亲自祭拜，显示出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拳拳之心，不过其规模和影响还需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我们灵魂中永不动摇的烙印。连古人都承认黄帝是众多族群的共同祖先，可现在却有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他们千方百计要从族源上割裂中华民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也决不仅仅是汉族群的祖先。黄帝源出西北羌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的祖先与黄帝时代的其他族群的祖先有更多的一致性，我们不能随便斩断中华民族几百万年以来的血肉关系。由于中华民族诞生于本土，因此中华民族所有族群存在共同祖先的可能性极大，虽然各族群有一定差别，但这极有可能是源于共同祖先的不同部落迁徙到不同地域适应当地环境的结果。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族群问题上犯糊涂，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戎所言，族群问题应该文化化而不能政治化，居民身份证上就不应该有族群标记，像美国一样，这样大家更多的会意识到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美国仅二百多年的历史，却能把历史上没有任何血缘的种群融在一起，其大力推行主体文化——英语、和基督教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做法却很少显示出政治意味。建国前国民政府扩大、强化汉族群的认同范围，很成功，符合历史趋势，对于那些历史上和汉族群有着密切血缘关系模糊族群，他们基本上也认同汉族群，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之路，建国后却人为的割裂了，仿苏联理论，硬是要进行民族识别，把一些应属于汉族群的划在外面，我们还以为尊重、爱护他们，其实严重的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就像一个小家庭，不要哪个字女了，孩子会高兴吗？近来全国进行DNA检测，证明汉族群不同地区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汉族群与其他一些族群的差异。这足以证明，汉族群没有标准的血统，它是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全部或部分融合而成，他与今天中国各个族群都有亲缘关系，他只是一个文化现象。
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居心叵测，千方百计的要分裂中华民族，他们的做法非常高明，不管填任何性质的登记报表，都要有民族一栏，就连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莫能例外。就像马教授所说，这实际上是不停地在向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提醒：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他们要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差异，而且要将这种差别意识生活化、常态化，牢固的保存下去。这种手法实在高明，他们已经成功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都在愚蠢地复制着，而且习以为常，可叹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竟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肢解，分裂中国的祸根被深深的掩盖着，而且日益滋长。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如马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内对于汉、回、蒙、藏等族群，不要称为汉民族、蒙古民族或汉人、蒙古人等，因为这种称呼是对中华民族的挑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权威，并且这种称呼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这种称呼进入大中视野只有五六十年的光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提法。汉、回、蒙、藏等应该比中华民族要低一个级别。最好称汉民、藏民、回民、蒙民等，迫不得已只能称汉族、蒙古族、回族等，这种称呼最好不要用。术语应该称族群，如汉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等，国家应该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下去，先从党政文件、教科书开始，推及各领域，这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成为一个实体的关键，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本文采用马教授族群说。
中华民族的先民诞生于本土，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实体，除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外，还需要战争来促进，中华民族不会自发形成的，我更多讲的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战争，而且也是饱含感情的，希望大家谅解。任何部落、族群、民族的形成过程均伴随着战争，战争也是交融的一种，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大前提。当然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痛，但这种痛却是族群、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像婴孩出生母亲所受的痛一样。秦灭六国、百越、西南夷有痛，但不这样汉族群就无法形成；蒙古部灭塔塔尔、蔑尔乞、克烈、乃蛮、汪古（内蒙古）、斡亦剌（新疆北部、西伯利亚）等部有痛，但不这样蒙古族群就无法形成；吐蕃可灭羊同（藏北）、吐谷浑（青海）、党项、白兰羌（川西甘南）等部有痛，可不这样藏族群就无法形成。秦汉对匈奴、西域的战争有痛，隋唐对突厥、西域、契丹的战争有痛，蒙古对西夏、金、西辽、大理、南宋的战争有痛，清朝入关、西征的战争有痛，可不这样，中华民族就不会形成。这些痛在当时是存在的，伴随战争过后的融合，这种痛大都消失了，如果今天还有些须残留，也终归是要消失的。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当时人们的感受，分出是非曲直，胜要有胜利者的风度，败要有失败者的气节，中华民族不是乌合之众，中国是勇士天堂，不仅由于我们的血缘，更是由于我们对强大、勇敢、正直、诚实、仁爱的追求而凝结在一起。本书中既有对统一者勇略的赞赏，也有对抵抗者坚贞气节的钦佩，而所有这一切，则是对各族群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忠孝仁勇、诚信奉公的集团灵魂的由衷仰慕！
巩固国基
尧舜在位时，继续在华夏族内部推行德治，以德怀远，但有些部落非但不理反而攻扰，所以尧舜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主要对三苗作战。打败了三苗，将一部分迁移，对一部分进行教化，但三苗主力尚存。到大禹的时候，对“三苗”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夏族势力推进到江淮流域。大禹的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西周初年，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伙同商朝的后裔武庚及东夷部落叛乱时，周公在东征的誓词中说：“拿起你们的武器，踏着大禹的足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非同族群居住地），没有人不降服。”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居长江流域后依然很强大，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炎黄族对抗。大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炎黄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愈益巩固。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大禹时才完成了这个任务。禹伐三苗这次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北方、东夷的一些部落摄于大禹的威力纷纷归附，大禹的权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斗争的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或沦为奴隶。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的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作为奴隶制的夏王朝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夏王朝的实际创立者大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黄帝、尧、舜并称，成为华夏的先祖。从远古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夷、三苗、九黎和炎黄都是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祖的基本成分和的相当一部分，由于三苗、九黎是中原土著，即使被炎黄集团打败，除了俘虏，剩下的部落也不可能全部迁往南方。因此，远古时华夏在萌芽期就融入了当时强悍的南方族群三苗、九黎的血液而发展壮大。
启即位后，开始了传子制度，但却受到传统势力的挑战。按照惯例，应该传位于伯益，他具备传统的威望。启发兵攻伐，杀掉益，王位暂时巩固。以后，有户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败之。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便与诸夷展开了长期的冲突。古书对夏与诸夷的关系记载很多，表明对诸夷的统治是夏朝的大事。夏朝初年几次对诸夷用兵是在相在位时，对淮夷、凤夷的征伐。相七年，“于夷来宾”，这是文献记载的夏朝最早一次接纳诸夷归顺的事实。东夷也非常骠悍，他们善射，古代关于羿射九日的的后羿就是东夷人。太康时，夏朝遭受东夷沉重打击，王室的地盘被夺取。在少康时终于复辟成功，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与诸夷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史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芬（少康孙）时，“九夷来御”。泄（芬孙）时，“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发（桀父时），“诸夷宾于门，诸夷入舞”。这一切均说明夏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已经巩固下来。
成汤鸣镝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商是生活在夏东边的一个民族。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其先祖相土雄才大略，以相（安阳西五十里）为都，在位时曾大辟疆域。他的功业只剩下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里的海外，张荫麟先生推测为辽东或朝鲜。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弟弟箕子逃入朝鲜而君临其地，享国八百余年，直到战国末年为燕人所灭卫满所灭。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商人在那里有根据地。
商朝统治范围较之夏朝有所扩展，但商朝周围依然有许多敌对势力，始终与商朝处于战争状态。商朝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商朝武丁统治五十年，商达到全盛，对四方战争取得巨大胜利。首先讨伐对商朝威胁最大的鬼方（根据地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史书记载，武丁对鬼方用兵达三年之久，最终胜利。其时武丁又打败了土方、羌方、夷方，在这些战争中，武丁除了亲征，有时也命令方国进攻四夷。纵观武丁之世，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达渭汭，与周族接壤，武功赫赫，前无古人。当时征战的场景时人记为“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武丁则发出了“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雄心壮志。商朝中后期，确定了南进政策，对东夷的打击贯穿于帝乙、帝辛时代，东夷最终被征服，但商也因此而国力大损，分散了帝辛（纣）对周人的防范，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即所谓“纣克东夷而自陨其身”。
灭商的周人是活动于渭水流域的一个族群。周人处于戎狄之间，前期迁徙不定。到古公亶父时，率众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发奋图强，几十年间成为一个强国。王季时，周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四处出击，与当时的戎狄作战。王季征伐过的戎狄部落和戎狄小国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土之戎等。其中一次俘获鬼方的酋长达二十人。古公亶父就开始有灭商的意图，随着周的强大，商周关系紧张，但周始终为商的一个诸侯国。王季担任商的牧师，季历及昌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王季被商王文丁突然杀死，文王即位后，确定了灭商的战略。为了扫清后方，首先征服了西北的密须和犬戎，然后东向征战，商的许多诸侯归附。文王死后，武王完成了灭商的任务。
武王死后，商朝后裔联合东夷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周康王时，平定了东夷叛乱，只有淮水流域的夷族势力比较强大。康王又命盂两征鬼方，大有斩获，凯旋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仅第一次征伐就获得首领三人，割耳四千八百多个，俘获一千三百多人，俘车三十多辆，俘牛三百多头。昭王南征荆楚，全军覆没。穆王时国势又振，发扬越至九江，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鹿，四白狼，迁戎于太原（宁夏固原）。夷王时，戎狄不恭，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厉王荒淫，夷狄交侵。宣王时国势又振，大败鬼方，史称“宣王中兴”。幽王时，镐京被犬戎攻破。平王东迁后，周朝势力日衰。如果看到这些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周朝和商朝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强盛时四处征战，但最终都衰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
周朝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展的第一个高潮。周朝的伟大功绩不在于王室势力的盛衰，而在于它实行了分封制。周朝分封的实质就是武装殖民的事业，扩张周朝的实力，占领重要的农业区。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贵族站在多数土著被征服者之上。周的分封，分为东、南、北三个方向。东线沿黄河两岸向东延伸，重要的封国有魏、卫、齐、鲁等十余国。北线沿汾河两岸向北延伸，重要的封国有耿、霍、邢、晋、燕等十余国，燕深入东北最远。黄河以南有蔡、随、蒋、宜（江苏北部）等，及汉水流域诸国。西周三百余年与戎狄的征战，卵翼了众多的封国。当周王室衰落之后，封国中雄健者脱颖而出，足以独当一面、雄霸一方。一个周朝衰落了，但却又有好多比周朝更强大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大大的扩充了华夏族群的地理空间。
夏、商、西周三朝的更替，代表三个部族的迁徙和发展，他们相互交错，相互同化，同时把势力所及的土族同化。在两千多年年的时间里，他们错综复杂的团结为一个大的民族。对于他族，他们自觉为一个整体，自称“诸夏”，有时被称并自称为“华”。北狄集团和西戎集团与华夏进行了长期的冲突，结果在周朝前期，华北的北狄集团基本被兼并，其余逃往内蒙古一带。而西戎集团没有多大改变，与诸夏冲突互有得失，直到秦崛起后，西戎集团才逐步被兼并。
武士蹈厉
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支撑华夏族群发展的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上古时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此，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夏代的武士学校叫“序”，“序”就是习射之地。夏代统治者为战争准备，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不惟夏代，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
夏代的贵族非常注意武器的改进。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我国有弈射九日的故事，弈就是东夷族的一支，异常善射，他们在太康时代差点灭亡了夏朝。商周作战主要是车战，上方战车排成横队，互相接近，首先用弓箭对射，接着是互相逼近格斗。当时射手非常重要，这是阻击敌人迫近和给敌人造成伤亡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必须培养精良的射手。射术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商代的军队主要由贵族组成，“射”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有专门的武将指导，武官的称呼由“射、尹、师”等。只有经过训练成为熟练的射手才能作为战时弓箭手。西周时除了序外，庠、校、学也是习射校射的地方。
商代吸收了原始田猎的经验，利用田猎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斗争，开始了军事与田猎的结合。商代尤其是后期，军事和田猎已经密不可分了。田猎就是征伐，征伐就是田猎。田猎的主要手段有：追逐、射戈击、设陷、围捕以及空手博兽等。田猎的卜词中不仅有大量获兽的记载，同时还有进攻敌人，俘获车马、拘捕俘虏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用杀伤野兽作为进攻假象的敌人，或直接进行征伐。田猎按进行时间来划分，到西周固定为为：春搜、夏苗、秋禰、冬狩，尽量在农闲举行。
商周仍保持原始博兽的遗风。《史记》中记载，“夏桀殷纣，手博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业。帝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种博兽逐渐成为服务于贵族田猎活动的搏斗机能。国王如此崇尚勇力，平民就可想而知了。商周存在用于操练的武舞。周武王作象舞，就是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把战斗时的动作化为舞蹈的动作，这种舞也就是军事体操，发扬蹈历以示勇武的意思。
西周的学校教育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术”为基本的内容。西周贵族提倡尚武精神，他们希望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无敌的勇士。西周打仗以车战为主，所以射、御就成了学校的主课。贵族子弟从十五岁就要学习射、御的技能。驾车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它要求与这熟悉马性，掌握御法。又要求御者有胆识，更具不同的情况交换驾驭方式，对人的胆略、体力、智能都是很好的锻炼。六艺中的“礼”也有“大射”、“乡射”的内容。“乐”中的《驺虞》等内容都与射箭有关。春秋及其以前的教育以尚武为主，这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时代风貌。
春秋战国时，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尚武思潮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尚武、重义、轻死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皆尚武之君，齐有桓公，管仲，管仲主张“武勇者长”，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齐庄公更是“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晏子春秋》更有所谓“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晋国的文公、景公、历公、悼公都是骁勇的明君，先后在春秋争霸中纵横驰骋。楚国君主以尚武为荣，若无战功，就愧对先君和国人。楚文王和楚武王一生征战，最后均死于征途中。楚共王鄢陵之战失败，临时要求大臣给自己起恶谥，以雪国家蒙受的耻辱。秦穆公霸西戎，其后康工、历公等屡建战功。秦武王崇武尚勇，他与人比赛举铜鼎，结果受伤致死。吴越之君更是好勇，由于他们战功卓著，才使吴越北上称霸中原。
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粗野的武夫，他们都形成了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伟大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是当时人们信奉的戒条，原繁受到郑厉公责备，立即自杀。晋慧公责里克，里克也自杀。如果士自认为有罪，也会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他于是实行兵谏，楚王害怕依了他，事情办成之后，鬻拳认为自己虽然是为楚王效力，但威胁楚王是不对的，随即砍下了自己的一只脚。士在接受了某项任务后，不管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让勇士鉏麂去刺杀赵盾，鉏麂到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及国家利益就要违背君命；服从君命就会危害国家，这位勇士在赵府门前撞大槐树而死。以上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般表现，这种事例非常多。那些伟大的勇士不仅孔武刚强，他们都能赋诗，明礼仪，善辞令，与后来的酸儒式的士大夫不可同日而语。
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指出：“春秋时代以前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除少数文人，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所谓上等社会就是指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兵，对于平民来说，当兵是求之不得的权利，这是中华武德高涨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只有统治阶层崇尚武德，国家才能持续发展，欧洲、日本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其统治阶层没有丢掉尚武的传统。日本形成了武士道精神，而西欧形成了“骑士道”精神。无论是骑士道还是武士道，其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尚武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带有强烈的贵族性，成为本民族文化不可获却的部分。能够成为武士或是骑士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只有贵族或是富有的人才有这种资格，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军队中的。这样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才能保持下来，不至于受到腐朽因素的影响而最终走向衰落。今天，中国魂——武术，只是保留在穷乡僻壤，尚武精神保留在下层人民的身上，精英阶层已经习惯于玩弄权术，蔑视武德。
雷宗海先生说，从汉代开始，上层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专门从事文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缺乏武德训练，纯文之士既无自卫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士大夫逐渐变得虚伪而阴险。身体与人格虽然不是一件事，但物质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雷先生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两千年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就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兵，中国才能自主自立。
文化早慧
奋发图强，以武力称雄，许多族群都可以做到，但大多昙花一现，怎样才能使霸业长久不衰？则需要强大的文明支撑。决定早期中原文明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居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河流两岸肥沃的地方，一部分人较早学会了农业，当时农业的回报率最高，财富积累最快，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修建了城池，有了城池，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增强了打败外部势力的力量，牢牢地控制已有的势力范围。第二，青铜兵器的发明。在商朝的范围内，许多地方的手工业均可制造青铜器，青铜冶炼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商朝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礼器，以青铜武装的军队，其战斗力远胜于木石兵器，这样中华民族远祖中的一支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与其他部分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差异，成为汉族群的先声。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和亚洲的内陆边疆》中说道：“真正的草原社会和历史比较中国的社会历史，其起源和进化都要迟缓。他们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族都邻近中国，但汉族所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却是汉族的发展而被迫自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贫瘠地区，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数民族的后裔。因此，汉族后来面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起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中国黄河流域附近一个环境中的变化，这是一个有限却还满意的环境。在那里，一些进步的新石器居民学会了制作青铜器，并利用它征伐落后的新石器居民，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便开启了一个宽广的历史范畴：创造了‘汉族’，也创造了‘蛮夷’。”可见，汉族群和其他族群是同源的。
第三，祭祀和文字。任何政权都要一定的思想加以维持，古今中外莫能例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人将祭祀和军事征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商人认为“上帝”是自然界的主宰，它能管天地自然，也能左右人间的生活，这与世界许多宗教相同。而中国古人的独特指出在于，将祖宗崇拜上升到和宗教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合而为一，这种神圣化的人伦美德也是古代中国发展源泉之一。商人认为，去世的先公先王就在上帝左右，获得了和上帝相仿的权力，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商王的祭祀主要是祭祀他们的祖先。商朝发明了甲骨文，这能使人们的传统观念牢固的代代相承，在祭祀过程中，文字的抽象特征，更增加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无限敬畏，由此在部族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没有文字的部族，根基浅薄，一旦战争失利，其固有的信仰容易被冲淡，缺乏促使其东山再起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很容易被吞并。
周人继承了商的宗教思想，但把“天”和祖宗分开，从商的灭亡中，周人明白，如果失政，祖宗也无法保护政权永续，天由此成了至高无上的神。怎样才能不冒犯天？周人提出以“孝”、“德”配天。孝就是对死去的祖先要深切怀念，这样能为族类祈福，而且要对活者的父母、祖父母，宗室、宗庙、朋友、亲戚都要善待。“德”指施政要明察和宽厚。为了使孝德观念全面推行，周公制作了《周礼》。这样，在那个武风飞扬的年代，周人以孝德伦理而使内部和谐，尽量减少内耗，为全力对外开拓蓄积了能量。
第四，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出现。从西周开始，周人就行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即周天子代表天神统治天下，天子是全世界最高的统治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服从天子。为此周人创立了一套理论，即五服制，允许边疆民族进行有限度的自治，亦即羁糜政策。《国语·周语》在叙述周朝实行甸、侯、滨、要、荒五服制之后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亨，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亨，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只要蛮夷戎狄承认周天子的最高宗主权，按规定的时间纳贡和朝见天子，其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均可照旧，其酋长也拥有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不按时朝贡，则要受到惩罚甚至讨伐。这种思想经过儒家的阐发，经过汉、隋、唐等朝的实践，至明清时发展到顶峰，清朝皇帝曾经和来华的传教士争论，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谁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统治者？
第三章 诸侯拓边
周朝前期的强盛，使得华北大部分地区实现的国家化。但直到西周灭亡前，在华北的边缘地带，以及处于各华夏诸国之间的空隙地带，仍然活动着许多不受周朝控制的北狄集团。在西北依然活跃着灭亡西周的西戎集团。西周灭亡后，天子权力衰落，诸侯开始争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获胜，各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培养了华夏族群的进取精神和智慧。那时各种思想纷纷出笼，以期解决实际问题。从黄帝、尧、舜、禹直到夏、商、周，其统治思想的一个方面是以德治国，当然军事征伐也非常重要。到了列国争霸时期，德治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各国要想生存就要富国强兵，其他一切都是无用的。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学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其创立者孔子乃至以后的亚圣孟子都是积极主张仿照三代的德政，儒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对黄帝、尧、舜、禹、文、武、周公德治思想的重要总结，且视为根本，显然是片面的。孔子将诸帝的思想阐发为“仁”、“礼”的学说，要求人们长幼有序，拥戴周天子，不要发动不义战争，而这种学说在当时根本就没人理会，太迂腐了。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国；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孔孟思想与时世格格不入，当卫灵公问孔子作战方阵时，孔子不予回答。梁惠王想要攻打赵国，孟子却称颂周“太王”离开彬地的事迹，要求避战。孔孟思想对外则严重缺乏开拓进攻精神，他们只看到了远古诸帝的德政，却没有看到黄帝、尧、舜、禹、周公武力的强大。对外征战是国家强盛的保证，而儒家只知一味的怀柔，结果导致了华夏族群的精进风骨一天天被侵蚀。令人欣慰的是，但是伟大的英雄们对这种思想不屑一顾。
《史记》曰：“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征’，齐桓公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穆公用百里奚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今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诚如司马迁所言，列国时期，各国励精图治，我国的疆域得到了大大的开拓。
一 、 荆江强楚
我们总觉得南方人的刚强不及北方之刚强，可在宋末、明末抵抗最激烈的却是南方人，近代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大部分是南方人，改革开放以来出击海外市场的主要还是南方人，今天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还是东南沿海，这不矛盾吗？其实全是误解，南方有着至刚至强的本质，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南方之强决不逊于北方，中华民族没有孬种，楚国就是在南方大地崛起的强大政权，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统一江汉
楚是南方的一个大国，他的先祖就是黄帝时期的九黎族，尧舜禹时期的三苗。虽然华夏族战胜了三苗部落，融合和了许多“黎民”百姓，但其在长江中游一带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只是北上的势头被遏制。西周初年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周成王封熊绎做楚蛮的小国君。歧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的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建国号为楚，自立楚王，与周对立，不断向四方扩展。周夷王时，熊渠崛起，向东拓地至鄂，并与周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周成王曾深入楚国作战。周昭王时又大规模征讨楚国，结果全军覆没，周昭王君臣淹死在汉江里。 楚人自称是战神蚩尤的后代，崇尚武力，相传五年不出兵，死后便没脸见祖先。楚国君臣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蛮夷，和中原诸国不同，专门攻伐中原诸国。楚武王在位时，汉水流域的姬姓小国全被楚国灭掉。楚文王时，更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国、邓国、息国灭掉，奠定了楚国经略中原的基础。中原的中枢是郑国，从楚武王末年开始，郑国已经感受到楚的威胁。文王最后发兵伐郑，但最后没有攻灭。随后出又四次伐郑，均没有彻底胜利。楚武王、楚文王是楚国两位杰出的君主，他们均抱病出征，而且都病死在征途中，他们不仅为楚国留下了称霸的基业，更留下了发愤图强的锐志。
称霸中原
周成王时，楚继续北进，受到晋文公的阻碍，晋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城濮之战，楚虽大败，但元气尚存。楚庄王时，继续争夺中原，与晋国激战于邲，楚胜。楚庄王在数年之内，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与晋人决战而大捷，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之唯命是从，诸侯莫不敢重足而立，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山而东进，中原诸国唯楚人马首是瞻，楚庄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楚悼王时，除向南开拓百越之地与洞庭苍梧之间。楚威王时，灭掉越国，尽占越人所占之吴地，粤人从此离散，成为楚的附庸。楚国由此成为到东周第一大国，有地千里，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列国时期楚国吞并的国家最多，达四十五个。今天我们见谁粗鲁、凶狠，便说他野蛮，而古代南方诸族被统称蛮族，野蛮一词就是来源于华夏族对南方民族的第一印象，可见那时的南方族群非常剽悍，远胜于一些文弱的华夏诸国。而有些华夏小国一个个盲目自大，自以为文化灿烂，以德怀远，视战争为凶事，结果淮汉流域的华夏诸国全被楚国吞并，包括周公的封地，推行“周礼”最典型的鲁国、孔子的出生地，孔子的思想主要发扬了周礼，这是绝妙的讽刺。而齐桓公开始弃王道行霸道，发展了黄帝、大禹、周公、文、武的尚武精神，终于成为华夏族的盟主，使华夏族得以发展壮大。一百多年后的孔子也在赞叹齐桓公的霸业，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统治了。而孔子对齐桓公虽然赞叹却不提倡，对于华夏精神最具活力的方面不但不发扬光大，反而压抑，中国历史沉沦的萌芽就这样滋生了。正是由于楚国的尚武精神使得楚立国八百余年，与周朝相始终，而楚庄王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更是何等气魄？由于楚国好战，版图最大，纵横三千里。即使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农业落后，兵力不强，但勇武善战的楚人常常开疆拓土。楚灭了越国、鲁国等东方大国之后，楚成王时遣庄跤率兵进入云南，以滇池为中心，扩地千里。后来秦南下夺取楚黔中郡，楚国反攻失败后庄跤的退路被切断，庄跤便在云南自立为王，称“滇王”。楚国经过了八百年的经营几乎统一了整个长江流域，为秦汉建立伟大的封建帝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和楚国的贡献最大。
楚雄华夏
由于楚的不断开拓，居住在国境内长江流域的蛮人、淮河流域的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楚蛮固有的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作家， 以他的作品反映的楚辞明显的带有南方巫文化和北方吏官文化的痕迹，当然是以南方文化为主。楚辞和诗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源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学汉赋的前身就是楚辞。楚辞之所以在汉朝成为全国性的文学，主要是因为楚人在汉朝占据统治地位。亡秦必楚，主要是楚人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不管是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人，不管谁打败谁结果都是楚人的胜利。尽管刘邦打败项羽主要依*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的输送士卒和军用物资，但汉军的大将却大都是楚人，整个西汉旧秦国的子民最受歧视。西汉一朝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汉朝的丞相基本上都是关东人，尤其是刘邦的祖籍沛县人。关西人要想封侯，只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战功实现自己的价值。飞将军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未封侯，司马迁自己也是关西人，对此深有感触，漠北战役结束后，关东人与关西人的待遇相差很大，旧秦国的子民受歧视的现象暴露无遗。由于楚人灭亡秦朝后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楚文化自然也就成为全国性文化的前身。尽管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秦朝的文化较落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代表，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还是秦统一以前写的，李斯也是楚国人。楚灭掉秦朝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养生息，开始大规模用兵四方，掀起了中国古代王朝极盛的第一个高峰，而这一伟大的成就是南北人文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南方起了领导作用，而北方尤其是关西的将士只能冲锋陷阵。由于汉朝的南征北战，在帝国范围内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族群——汉族诞生了。汉族群的“汉”来源于汉水，这个解释较为合理，刘邦就是因为封国在汉水而被称为汉王，“汉”以后又成为刘邦建立的王朝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个王朝主体民族的名称。可见汉族群形成时的中心是在汉水，尽管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基本在黄河中下游，但汉族群形成时他的中心已经南移，华夏族和楚人及南方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汉族群。今天有些人总觉得汉族群的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不是正统的汉族群，这个感觉是失真的。在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南方大地的先民显然起了领导作用，是积极主动的。
我们总在说中国人性格的南北差异，北人刚直，南人柔弱，这虽然是南北方一部分人的性格特征，但这不是从来就这样的。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人、吴人、越人，均是崇尚武力，他们的刚直要远胜于许多文弱的华夏小国。只是由于汉朝四百年的稳定，北方的上层开始丧失野性，慢慢地被儒化、弱化，遂之帝国衰落、崩溃，北方上层开始南迁，开始弱化曾经虎视中原的南方勇士。北方留下来的都是勇士，加上和草原移民的融合，始终保持着强悍的身影。
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是南北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不用说以后历史的发展使得南方更能代表汉族群的正统。西晋末年，“五胡”内迁，接着就是大规模的族群混战，大量的汉族群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往南方，与南方汉族群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最后界限消失。而留在黄河流域的汉族群与“五胡”融合，也不再是以前的北方汉族群，这是北方汉族群一次较大的的扩散，远达珠江流域。汉族群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是北宋末年，金军南下，中原混乱，许多人又被迫流亡南方。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两汉时的北方汉族群大部分已经迁到了南方。在今天的广东话中更多的保持着古汉语的语法现象，广东话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中国北方只是一种大陆文明，而中国南方则是海洋文明或半海洋文明，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我们已经能明显的感到高下之分。
二 “秦霸西戎”
当周朝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有衰退迹象时，一个更加强悍的华夏军事政权在西周故地崛起，适时地剔除了弱化武士毅力的不良趋势，为以后华夏统一铸就了强大的武魂支柱。
牧马秦勇
秦人曾经生活在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周朝兴起后，秦人被迫迁徙迁徙到甘肃天水附近，商周两代，秦人受到奴役。在西北地区，秦人与戎人、狄人相互杂居，习俗相近。西周中期，周孝王将秦地（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秦正式成为其名称。秦的先祖“非子”善于牧马，周孝王命令“非子”专门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为周朝牧马，非子每年为周献上大量良马，他的后代继续这一职务。到了后裔秦仲时，周厉王昏庸无道，与民争利，结果被国人杀掉。同时西戎乘机反叛，灭亡了犬丘之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专门攻伐西戎。在战斗中，西戎反把秦仲杀掉，其长子庄公率七千人继续攻伐西戎，打败西戎。于是周宣王把犬丘及其周围等地封给秦仲的后代，并晋升为西垂大夫。周幽王时朝政更为混乱，幽王酷爱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为“犬戎”攻灭，秦襄公带领军队与西戎作战，并把周平王安全地送往洛阳，因此被晋升为诸侯，国号秦，封岐山以西的地方，并说：“戎人侵占了我周室岐山沣水一带的土地，你如果能夺回那些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于是秦的历代先祖开始大规模地讨伐西戎。秦襄公与西戎战争频繁。秦文公曾大败西戎。秦武公曾伐邽、冀之戎。到秦穆公时，史载“并国十二，益地千里，随霸西戎。”春秋时有一部分西戎东迁，进入华夏居住区。春秋末大部分被晋、楚、秦等国消灭，逐渐融合为华夏族成员。战国时期，居住于秦国西部和北部的戎族仍然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其中势力最强的是义渠，与秦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伐义渠，得二十五城。秦昭王时，最终灭义渠，设陇西郡。
秦国以后之所以能够吞并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民风淳朴、剽悍。秦本属羌族的一支，周朝时成为华夏的附庸，开始缓慢的接受华夏文化。西周灭亡后秦国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受“戎狄”影响极深，商鞅变法时，强制要求革除戎狄旧俗。所以秦国相较一些文弱的华夏国家来说非常崇尚武力，而秦国受华夏文化腐败的东西影响较浅，人民诚实守信，到了秦文公十三年才有史官记事。华夏文化固然是文明的标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腐朽性的东西日益滋长，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三代时以德治国，但并没有说要放弃武力，而以后的儒家片面的强调“仁”、“礼”，最终使国家丧失了初期的进取精神而流于妥协退让。周朝分封的同姓国大都被灭掉，不管是鲁国还是郑国。更不用说商朝后裔被分封建立的国家宋国，夏朝后裔建立的国家杞国就更可笑了，杞人担心天要塌下来而惶惶不可终日，迂腐不堪。孔子就出生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礼”就是周公创立的，鲁国也是推行“周礼”最典型的国家，人们厌恶战争，国君不修城池，幻想着三代的盛世，结果为楚国所灭，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齐国先祖吕尚到任以后，没有推行周礼，而按照夷人的习俗去统治，大力发展渔盐工商业，整顿军队，最终成为东方大国，可以看到，华夏文化发展到东周时其消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加以克服，华夏文化不可能发展壮大。“郑、卫之音乃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人们当时听到《秦声》时，感觉非常振奋。所以秦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有幸不为那种腐朽日益增长的文化所束缚，而保持了最原始的勃勃生机。
军功至上
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的都邑，往往驱除原来的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主要是防止山东诸国的腐化生活传染给秦民。秦国士民非常勇敢，一是由于民风如此，二则秦国的军功制度非常好。商鞅变法时制订的二十级军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是在整理秦国原有爵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切以军功为主，正是秦国崇尚武力的表现，而这又使勇武精神与实际利害结合起来，便会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当然民风的尚武与实际利害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尚武的民族肯定最崇拜勇士，而要给他们巨大的荣誉，所以人们普遍勇敢善战。不敢想象在那些鄙视军人的国家民风会异常剽悍，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今天都是这样。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直接就问孟子到我们国家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却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孟子坚持“仁”而反对“利”，如果没有照顾到人的利益而一味强调所谓的“仁”，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有义利结合才符合人情。获利不能违背大义，不能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战国时策士发奋学艺，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他们唇枪舌剑，左右逢源，甚至左右当时政局，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参与历史，获得功名富贵，但却没有损害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就是时代的风流人物。白起的父亲随秦军四处征战，获得了一些产业，他给儿子取名“起”，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像吴起那样所向披靡，建功立业。匈奴首领为鼓励士兵勇敢杀敌，规定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赏以马乳酒，掠夺的财物可以归己，得到俘虏可以作自己的奴婢，这种古老的制度使得匈奴人都以征战为荣。早期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作战勇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军人往往受到电影明星般的注目和宠爱。
可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在沉睡，一提起要恢复祖先的尚武精神，便有一万个不自在，惊慌激烈地反对，我们所受的苦难难道还少吗？卑弱的国家没有资格谈和平，和平不是喊来的，而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无上的勇武精神相对峙的产物。最受美国人推崇的五大总统之一西奥多。罗斯福说过：“准备战争就是最可*的和平保证。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宁可忍受各种各样的战争灾难，而不愿以国家的荣誉为代价换来可耻的繁荣”，“怯懦，不论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讲，都是不可饶恕得罪恶。有意地不做战争的准备，从效果来看，也与怯懦一样可耻。”“没有胆量进行战争的胆小鬼同那些不愿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战争的步骤的短视的先生们，是一丘之貉。”大哲学家荣格说过，强而不暴是一种美，而懦弱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由于他们的软弱只能刺激侵略者贪婪的野心。
只有每个民族都觉醒了，去掉固有的懒散、怯懦的习气，从而团结一致、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建设强大的国家，以最大的速度促进本国的发展，才会有人类更长久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要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改名吗？他们声称是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人才是战争得罪魁祸首，由于他们的懦弱行为将要使中国遭受更大规模的侵略，一个懦弱的民族必将走腐败和衰亡，而世界上的民族不可能都走向腐败和衰落，那些保持着勃勃生机的民族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
帝国魂
秦国之所以非常强盛，更主要在于来了一位超级大师——商鞅。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团结内部、协调内部的问题，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干不了的事。如何协调内部，使人民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而不要自相残杀，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而在商鞅的指导下，当时的秦国比他以前做的更好了。首先商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训诫：“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要求不要在国内打架斗殴，真正的勇士是在战场上为国驰骋，秦人从此全力向外，所向披靡。我不明白这么一句关乎国脉、民气，对国民性格的改造会产生巨大震撼力的训诫怎就从汉语中蒸发了？只有那些专门学历史的人翻到商鞅变法的内容时才有可能看到，而这大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商鞅接着指出，一个国家要敢于使用和善于使用国力。如果国家实力很强，而又不能用其强，其力发挥不出去，就有可能造成内耗，养成内患，由强变弱，自我瓦解。即“力多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而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说民》所以要保持国强，发展国强，就应当适时的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这是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好措施。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商军书》认为应该加强国防，养兵尚武，对外征战。据载：“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去强》所谓礼乐虱官指的是空谈误国者。在商鞅派看来，“战”是消灭国毒民患、净化社会风气、转移国内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关系到国家强盛的根本。国强而不战，强就会转化为弱。国强而战，就会强者愈强。若富国不战，富就会转化为贫。反之亦然。“民欲战，而不得不战，是为重强。民故不欲战，又得无战，是为重弱。”《画策》。总之，无论国之强弱贫富，均应务战。战与不战，是强弱贫富转化的关键。
商鞅派的实力观正是以国防建设为主要动力，以战争为主要杠杆的实力观，是一种尚武型、进攻型、扩张型的实力观。他蕴涵着一个伟大的构想，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互动再生的综合国力发展模式。这以模式孕育着一个很有价值的国防建设新思路的萌芽，即由消耗型国防向增殖型国防转变。只有增殖型国防才能够真正与经济建设产生再生互动效应，也才能真正把国家推向重强。因此后来秦国出现了“兵动则地广，兵息则民富”的局面。正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
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悉了世界各国兴衰荣辱的根源，而且得到了成功实践，最终酿成了世界第一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这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事情。这种理论虽然今天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在古代、近代，这却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二战以前各国协调经济利益不可能通过谈判，而只有战争。适应它，民族国家就能发展壮大，否则，只能自取灭亡。“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非常可惜，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很快被抛弃了，中国人将要为此付出屈辱的代价。
三、赵踞阴山
对开拓华北地区功绩最大的诸侯国是晋国以及后来的赵国。
秦晋草原
由于教科书不恰当的编排，一提起马、骑兵我们总觉得是北方游牧部落的特征，这些好象和中原没有一点关系，中原政权好象就没有强大的骑兵，为完成国家统一向北推进至长城阴山一带时，似乎总是被动的，进展不大，这又是巨大的误解。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大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中原政权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以骑制骑，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也就不存在了，国家统一大业即可完成，如汉唐。另一种就是中原极端腐败，没有能力统一，北方族群会大举南下，完成统一，如元朝。当然中原政权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比北方族群要困难一点，马更适宜于高寒地区生长，但不是说在中原就训练不出，黄土高原海拔高，气候凉爽，属温带草原气候，就适宜牧马。问题是由于中原族群定居较早，产生了所谓的“文明”，由于定居而开始崇尚安宁，开拓精神逐渐弱化，最终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开始贪图享受，统治阶层挥霍无度，人人视从军为畏途，不要说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就是步兵也不好好操练，武备松弛，结果就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世界古代史上的有众多的文明，而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有人将之归结为儒家学说的作用，这种提法值得商榷。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作用，而是秦汉时期中原族群的尚武开拓精神为我们打下了牢不可破的伟大基业，中原族群曾经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使塞外族群大失威风，从而掌握了全国统一的主导权。游牧族群也可以统一中国，可真正的统一核心却是中原政权奠定的，农业相对于牧业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畜牧业太脆弱，受自然影响极大，游牧政权衰亡的时候，总有雪灾、瘟疫的痕迹。只有农业社会才能发展成各种完善的自然科学，最终产生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游牧政权建立的大帝国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从轩辕黄帝到盛唐，农牧兼有、以农为主的中原政权明显能够驾驭塞外族群，在欧亚大陆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奇迹。
唐朝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偌大一个政权一败再败，竟然与辽、西夏、金长期对峙而不能统一，懦弱无能这个概念开始与中原文化有了不解之缘，一直延续至今，渗入相当一部分人的骨子。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群尚未形成，四分五裂，列国征战，可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占据着贫瘠山西的赵国，竟全歼匈奴十万骑兵，创下了步兵集团全歼骑兵集团的光辉战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南下，赵国与此同时开始大举开疆拓土，连败楼烦、林胡、东胡诸部，拓地一千余里，在河套阴山一带置郡设县，这是何等气魄!
区区一个赵国，东有齐、燕，南有韩、魏，西有强秦，国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可他凭什么竟能打败匈奴、拓地千里呢？中原政权战胜游牧族群进而统一全国并非不可能，只要有尚武精神，并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大可扬威四方。尚武精神自不必说，在周、秦、汉、隋、唐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先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赳赳武夫的豪迈。闻一多当年曾称引英人威尔斯所著的《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解释：“土匪”包含有中国武狭的意思。梁启超在《中国武士道》自序中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农耕和习武是中国初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农闲即进行训练，每隔三年，要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所谓“四时习武，三年大习。”（《左传、隐公五年》）远古最早的学校就是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场所，学校以射御和礼乐为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教师被称为夫子，旧缘于“百夫长”、“千夫长”，等军官的职称。（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远古好剑之风在社会上经久不衰。春秋战国时，尚武精神成为席卷列国的社会风潮，专以剑术为能，并借此为生的剑客不计其数。他们差不多都成了职业剑客和专职杀手。《庄子、说剑篇》记载：“昔赵文王善剑，狭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亡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了生活居然以死相拼，甚至用生命做代价，可见当时好剑之风竞争的激烈程度。习武角力并不只是猛将和剑客的专利，上至诸侯，下至平民百姓，或骑射，或格斗，都有些须功夫，就连孔子也不例外。“士”阶层在上古长期指武士阶层，到春秋战国开始分途，一部分人开始兼任文职，但过渡时期的士都能武。孔子就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对弟子说：“吾何执？执舆乎？执射乎？吾执舆也。”那时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驾车和射箭两项军事训练，但孔子独钟情于“礼”、“乐”。到了宋朝，“士”彻底成了文职，帝国的核心就这样衰落了。战国时期，像鲁、宋、卫等不崇尚武力的国家只有灭亡
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的条件在当时是完全具备的。今天我们谈中国农牧经济的分界线以长城及其以北为界，而在两千多年前人口稀少，今长城以南的地区并不可能全都是农业区，而是分布着广大的游牧族群。今天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也并不是自古如此，农耕文明是逐步向北开拓的，长城这个界限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河、洛一带开发较早，基本变成了农业区，而山、陕、甘等地地处黄土高原，开发较晚，那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还没有今天这么脆弱，高原上有着大片的草原和森林，所以秦汉时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就大都从事畜牧业，到唐朝时，这一带依然是半农半牧半牧。同样秦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北有胡马之利，所谓胡马之利是指当时秦国北部有大量的牧区，为秦国提供了大量的军马。同样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够用兵四方，就是因为汉武帝时期朝廷牧马众多。汉朝初期，民生凋敝，皇帝出巡都无法具备颜色一致的四匹马，宰相有的还要乘牛车，而汉武帝时期国家异常殷富，田野里牛马成群，一般朋友聚会，谁要是骑着母马，就会被大家讥笑，由于牧马很多，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为汉军进入大漠作战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开拓河西以后，祁连山牧场又成为中原政权一块重要的军马基地，今天甘肃张掖山丹有着亚洲最大的军马场。
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叔虞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就是说按照戎狄的生活习惯分配牧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东周初年，晋献公定都绛，开始对外扩展，公元前661年建立上下两军，扩大了一倍的军力，相继灭掉耿、霍、魏、狄人东山皋落氏、虢国、虞国，统一汾河流域。其疆域西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南到晋豫交界处，东达太行山，北与戎狄相接，晋国逐步成为一个“地险多马”的大国。地险指晋国地势险要，表里山河，而晋国的强大不是由于地势险要，更主要是由于军马众多，马匹的多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他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
胡服骑射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襄子建立赵国。赵襄子在收复了实地中牟后，便向北讨伐狄族建立的代国，灭代，这不仅扩大了赵国的版图，代地出产的良马更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力量。由此，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其北、西、南三面处于赵国的包围之下，但中山国军力强盛，不易灭掉。是赵国真正成为强国的是赵武灵王，武灵王即位以后，赵国的形势比较严峻，其西面有韩、秦、楼烦、林胡四国，北边有燕国和东胡，东与齐国隔黄河为界，南连魏国，中山国在其腹心，堆砌威胁最大的是秦国和中山国。赵国与邻国的战争不断，且丧失了一些土地，武灵王发愤图强。赵国的强大不仅因为马匹众多，更因为伟大的赵武灵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胡服骑射。这一政策包括两个部分，首先胡服要求赵国人脱去华夏族群的宽衣长袖，因为华夏族的服饰不适宜于骑马射箭，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这种要求不仅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体赵国人。虽然许多守旧贵族反对，但在赵武灵王大刀阔斧的气势下彻底实现了。由于实行胡服，极大的缩小了赵人与胡人的心理差距，胡人由此亲近赵国，在胡人中招募军队成效显著。再就是骑射，赵国地处北疆，经常受到东胡、匈奴等游牧部落的侵袭，在战斗中，步兵、车兵非常被动，而对方的优势就是骑兵，弓箭在近距离的杀伤力非常大，所以赵武灵王开始加强骑射。赵军在占领原阳（呼和浩特东南）后，在此建立骑邑，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军事力量大增。武灵王已精锐的骑兵兼并了林胡、楼烦，向西北拓地千里，占领了陕西榆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直到阴山，在此设立代郡、雁门、云中三个边郡。随后，武灵王又开始讨伐中山国，经过数年的战争，灭掉了中山国，赵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
赵武灵王死后，统治者日益腐朽，赵国逐渐衰落，由于秦国的攻掠、与燕国齐国的战争，赵国北边的形式顿时紧张，匈奴崛起，不时寇边。赵国任命李牧驻守北边，防御匈奴。李牧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骑，步兵五万人，射手十万人，加紧训练。为了诱敌，李牧让赵军漫山遍野去放牧，匈奴一进攻，故意丢下千余人败走，匈奴中计，单于亲自率大军入边，李牧利用匈奴轻敌思想，设阵伏击，破杀匈奴十几万骑兵，单于逃走，北边安定了十几年。
除却赵国的武力外，尤令我们叹服的是赵武灵王富国强兵的精神，为了强国他居然下令全体臣民改掉几千年的传统服饰，而向华夏族群一向鄙视的周边部落学习，这与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盛而要求俄罗斯人剪掉胡子，改穿西装是极其相似的，这就是我们先祖的气魄，是我们赖以存在发展的精神支柱，洋溢在赵武灵王身上的拓边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根源。
吴越争霸
春秋时期，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分别崛起了两个强大的国家：吴国和越国。吴国在吴王阖闾时开始强盛，吴王重用伍子婿、孙武等人，大举伐楚，五战五胜，攻入郢都，由于秦军的救援，吴王弟弟夫概的叛乱，越国的偷袭，在占领郢都10个月后，吴王阖闾从楚国撤军。为了报复越国，扫除后顾之忧，从公元前510年开始，吴王阖闾大举伐越，两国军队在对阵时，越国派出的由死囚组成的敢死队在阵前集体自刎，吴军惊异，被越国打败，阖闾受重伤，死在归途中。吴王夫差即位，经过两年准备，大举伐越，前494年，越王勾践战败，卑词求和，夫差放松了警惕，经过三年的软禁，将勾践放回。夫差为先王报了仇，雄心大振，将兵峰指向北方诸国。公元前489年，吴军进攻陈国，开辟了北上中原的道路。次年，吴国攻打鲁国，慑服了许多小国，只有当时北方的大国齐国和晋国反对吴国崛起。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以便于北上伐齐服鲁。公元前485年，夫差命大将徐承率海军从海上进攻齐国，夫差在艾陵（山东莱芜县）打败齐军，更加酬酬满志。公元前482年，吴国又一次打败齐国，吴王通知中原各诸侯国到黄池会盟，自己想充当霸主。经过与晋国激烈的斗争，暂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兵雪耻，趁机进攻吴国，吴王夫差马上回师，结果战败，想仿照勾践故事，被拒绝后，绝望自杀。勾践灭吴后，率兵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一度成为霸主。
齐国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在周朝衰落之际，对于羽翼其他诸侯国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但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其对疆域的开发要逊于秦国、楚国、晋国、燕国，所以没有专门叙述，吴国、越国大体如此。但要专门写吴越，是因为其区域文化有秦、楚、晋、燕不及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海洋文明。在全国范围内，沿海等地有着天然的海洋文明因子，吴国北上称霸中原即曾以海军登陆的方式进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海战。海洋文明是最具开拓性的文明，大海是深不可测、汹涌澎湃的，海洋给人巨大的震撼力是永恒的，而这在大陆腹地是感受不到的，习惯于海洋的人们的魄力是最伟大的。只有面向海洋，才是国家强盛之本，近代五百多年的强国均是如此。江、浙、闽、粤是国家开拓海洋的前沿，对于激励中华民族开拓海洋的奋发精神，以及民族复兴大业责任巨大，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秦朝末年，项羽带八千江东子弟横扫中原，吴越大地虽后为楚吞并，但到秦末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由于项羽的盖世武功，人们发出了“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感慨。
燕国东扩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随荆轲刺秦有一个人叫秦武阳，秦武阳的祖父秦开为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燕昭王命令秦开出击东胡，秦开 打败东胡，把它们驱赶到千里之外。接着燕国在新边界上筑了一道长城，从河北宣化东北到辽宁辽阳北。并沿边设上谷、渔阳、辽东、辽西、右北平五郡。边外的真番和朝鲜均成了燕国的属地，燕国在此设置管理机构。这里的朝鲜就是商纣王的弟弟箕子所建，箕子不愿受周朝统治，率众逃到朝鲜，君临其地。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周朝分封的燕国就已经接近朝鲜，燕国是分封最远的国家，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建国呢？极有可能因为商人在朝鲜建国的缘故。秦灭燕国后，于大同江外空地设置据点，对朝鲜控制有所放松。朝鲜名义上臣服秦朝，实际上却不朝会。汉朝初年，自顾不及，无意扩边，把东北边界缩到大同江。刘邦死后，燕王卢绾率众叛逃匈奴，燕地大乱。燕人卫满聚党千余人，渡大同江，居秦故塞，收容燕齐亡命之徒，灭掉箕子朝鲜，并降服了真番及邻近的东夷小国。箕子的国祀，经历八百余年至此断绝。卫满向汉称臣，半岛上的蛮夷君长朝见时并不阻拦，到卫满孙右渠时，与汉为敌。
对于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中国史籍中有大量记载，但今天的朝鲜与韩国拒不承认，他们认为那完全是神话传说，他们认为半岛上存在国家的时间在公元后。对此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承认这两个中国人统治的朝鲜王朝。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很显然，如果承认了，那将会沉重的打击朝鲜人自尊心和自信心。八十年代，我国学者批评韩国历史学者片面扩大古代朝鲜民族在东北亚的影响力，批评把韩国古代文化列入满洲文化圈、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思想。韩国人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呢？当然可以。我国的学者以为自己找到万世不易的真理而批评别人，实在是班门弄斧。两个国家不同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民族精神，韩国人自信、团结、爱国，举世公认已经直逼日本。而中国人依然麻木、自卑、一盘散沙，孰是孰非，无需多言。
智慧无敌
春秋战国时古代中国疆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期，其实现的原因除经济军事外，文化思想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春秋战国的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种，第一类，可称实学，以管仲、吴起、荀子、孙子、韩非子、商鞅等为代表，其思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把握了万国竞争的本质，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类，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为代表，其整体思想与社会进步相冲突，只是在精神领域能够调节人们的紧张情绪，犹如宗教对人的作用，可称为道学。显然，他们的思想不能用来全面治国，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血腥本质，只能是一种辅助。儒学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以其极不健全的认知体系硬要全面干预政治，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以后中国的悲剧大多源于此。我们今天不能把中国的落后全都归罪于儒学而否定它，就向基督教不能产生民主科学，甚至与科学尖锐对立，但西方人至今还在信仰。儒、道应该成为我们精神的一个港湾，虽然不是全部，中国人依然需要它们。
管仲相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业，它的思想一是富国强兵，再就是尊王攘夷。它强调政治应该因地制宜，简化繁琐的周礼，发展工商业、渔业、盐业，发展农业桑麻，加强统治，君主应该遵守法度，政令畅达。孙子提出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理论，以及“战胜强而威行天下”强势思维模式。以后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吴起著有《吴起兵法》，与孙子同等重要，在当世他显示出巨大的才能。鲁国任用他，打败了七国。魏国任用他，大胆变法，国力增强，打败了秦国。楚国任用他，变法卓有成效，国力增强。它的思想主要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增强军事力量；亲爱百姓；充实府库。商鞅的军国主义思想前已提及，不再介绍。
第四章 秦汉帝国
列国残酷的征战，使中华先民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有了巨大的飞跃，最终导致了秦汉大帝国的崛起。
一 大秦帝国
南征北战
秦灭六国后，开使腾出手来对付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亲自从东到西视察了整个北部边区，确定了大举进攻夺取河套南部战略要地的方针。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迅速收复了河南地，将匈奴赶到黄河北岸。此战使匈奴向北后退了七百多里，十多年不敢南下牧马。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解除，直到秦末大乱，匈奴又重新占领了这些地方。秦始皇在河南设立了四十四个县，大量迁徙内地居民居住，使之牢牢地掌握在秦朝手中。后来秦军又渡过了黄河，继续向北进击匈奴，秦军占领了阴山山脉西端狼山及其山南的广阔平原，设置九原郡管辖该地区。对于匈奴，大家不要受教科书的误导，教科书在论及北方游牧族群时，说其善骑射征战，这很好。但遗憾的是没有论及当时中原族群是否同样具有这样的性格。读者只能以今天汉族群衰弱的性格推测秦汉隋唐人，认为他们也是卑弱的，实际上恰恰相反。虽说匈奴善战，但当时的秦人较之更加野蛮强悍，匈奴人在战场上占上风就冲杀劫掠，但形势不利马上就撤退，不以为耻。匈奴人武器落后，就更不是秦帝国的对手。匈奴人弓箭的箭头是用比较锋利的骨头做的，马刀异常驽钝，因为他们缺乏铁器以及炼铁技术。
秦对于东南沿海和岭南的族群也采取了进攻战略。春秋末的越国一度灭掉了吴国，称霸中原。但以后遭到楚的蚕食，最终被灭。秦灭楚后，降服了越族的一些首领，建立会稽郡和闽中郡，任命东越和闽越的首领为郡守。秦又进军岭南，起初非常困难，给养不足，遭到惨败。灵渠修通以后，秦于214年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三郡。千五十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在攻取岭南的同时，秦派兵修筑通往贵州的道路，宽五尺，称“五尺道”。秦军通过五尺道进入云南，收服当地部落，设郡立县，委任官吏，秦始皇大大扩展了秦朝的疆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西周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张的第一个高潮，打破了夏商一千年间拘囿于中原的狭小范围，将诸夏的影响力通过分封扩展到中原外围，这种扩张是据点式的扩张。那么秦朝则是大规模面的扩张，而且其方向远远超出了周人的想象。向南达到了越南北部，向北打败了匈奴人，夺回了赵国在河套的失地。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主体舞台。
开天辟地
秦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进行了疆域的扩展，更在于它进行了文化经济上的统一。为以后中国主体民族的形成作了不可或缺的准备。两千年前左右汉朝的强盛，这是我们祖先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达到的强盛的最高峰。汉武帝自然成为汉朝强盛的杰出代表，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没有灭绝，主要是两个伟大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就是秦始皇，其二就是汉武帝。秦始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连黄河流域都没有统一，而秦一举统一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这也就成为以后中国统一的核心，以后不管风云如何变化，三大流域基本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三大流域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汉族群形成了。秦为汉族群的形成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秦朝首先提供了共同的地域，即广阔的三大流域。其次就是统一了文字 ，秦朝以前各国均有文字，相差极大，字体本身就有极大的差别，语音相差就更大了，如果再持续几百年，中国可能和欧洲一样了，语言文字很相近，但毕竟不是一种语言。体貌特征也很相似，但却不是一个民族。秦始皇统一文字为汉族群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由于秦朝历时很短，统治残暴，三大流域人们的心理素质还没有完全整合的话，那么到了汉朝，这一历程基本结束了，三大流域的人们统归于“汉”这个名称。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汉朝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所带来的荣耀将三大流域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由于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而最终成为一体。
可我们今天对秦以及秦始皇没有达成认同，在个别人的意识中，秦以及秦始皇不是整个汉族群的、整个中国的，而是属于西北的，其他地区提起秦的武功时，总是把自己换位到两千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战乱、灾荒，几乎没有两千年居住在同一地区而不迁徙的居民。秦是汉族群形成前时期的一个民族，它应该和夏族、商族、周族、苗族、黎族、楚族、越族、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匈奴大部、乌桓、氐、羌、鲜卑、羯、契丹、女真大部等共为中华民族的先祖。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还有东西南北的偏见？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必然成为世界上最没有凝聚力、最衰弱的民族。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着秦的文字的延续，如果秦没有统一中国，那么汉字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统一的汉字。
秦朝的疆域非常辽阔，就是以后的两汉、隋唐、明朝的疆域都是极其辽阔的。可我们总有这么一种看法，就是喜欢把他们拿来与元朝、清朝、今天的疆域比较，认为也不过如此。纵向的比较是可以的，但仅仅这样就太片面了，我们更应该横向比较，一个国家、一个人的发展是要与同时代的对手竞争，而不是与古人、古国竞争。只要是同时代的强者，就是伟大的。在当时的世界上，能够与秦帝国相比较的只有亚历山大帝国和印度的孔雀帝国。三个帝国看起来都是昙花一现，但却有重大的不同。亚历山大帝国灭亡后，马其顿人再也没有强盛过。孔雀帝国灭亡后，印度长期分裂，直到成吉思汗的子孙入侵印度，建立莫卧尔帝国，印度大体上才第二次屈辱的统一起来。而秦帝国虽然灭亡了，但随之崛起的汉帝国却持续了四百年，疆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张，这只能证明秦帝国的制度较之其他两国是非常高明的，而秦帝国的疆域也成为以后中国最核心的部分。汉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帝国可以与之相比较，两个帝国衰落以后，中国又有隋唐帝国崛起，与之对应的是法兰克人建立了查理曼帝国，而查理曼帝国只有四十岁的生命。中华自古傲视全球的伟业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人们对秦始皇过于苛求，始皇固然由于征伐太多而伤民，但与其伟大功绩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纵然由于征伐而危机统治，毁掉了苦心经营王朝的根基，但他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度。
秦长城
对于秦长城的修建，时至今日，议论不一。有人认为他是封闭的象征，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人认为不是封闭的象征，尽管它是一种防御工事。理由是今天每个国家都有防御工事，美国仍在构件自己的防御体系，构建防御工事本身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长城完全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尤其是军事智慧的象征，乃至民族精神的象征予以弘扬。这些观点似乎都有看点，但我们必须明确：第一，秦长城与明长城的区别。秦长城是在打败匈奴后建立的，是在战略进攻下的以守为攻，秦长城远在明长城以北几十公里。能够表明秦长城是一种战略进攻的表现就是秦帝国控制着长城以北的战略要地——河套，甚至阴山。明长城虽然占据河西走廊，但却失去了河套，河西是右翼，河套是中坚，失河西是肢体之损，失河套则是心腹大患。河套是中原与游牧族群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游牧族群控制河套，直接可以威胁中原的心脏。中原控制河套，以河套优良的牧场为基地，便可统一草原。占有河套的秦隋两朝，其卵翼下的汉唐异常强盛，而失去河套的西晋、明朝只有走向衰落。明长城是在国力衰落以后，与蒙古族群对抗中处于守势的情况下修建的。丧失了反击能力。而秦军是在打败匈奴以后修建长城，这更是一次完全的胜仗，主动进攻，而且占领大片领土。胜利的战争有两种，一种是自卫反击的胜利，一种是主动进攻的胜利，后者的含金量更高。
第二，长城是否给人封闭的象征，关键看这个防御工事建立以后，能否大规模进攻。如果以长城为依托，向北大规模开拓，那么它就是开拓的象征，胜利的象征。如果仅仅以长城为依托，进行单纯防御，那它就是封闭、保守的象征。秦长城是开拓的象征，因为秦军控制了长城以北大片领土。但遗憾的是，后世的长城多为单纯防御，这样，人们也误解了秦长城，提起长城，也不管哪个朝代了，大体上长城是防御的，人们也就把长城看成是防御的象征，进而引申为封闭、保守。加之魏晋之际陈琳《饮马长城窟》的名言：“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整个长城史的形象就更压抑了。
秦民东渡
《史记》记载，秦始皇为求得长生不老药，派山东一位方士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去追寻东海中的三座神山，一去不返。他们找到了一片平原，方式徐福自立为王。在日本也有很多传说，据说徐福曾在日本左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人建立金立神社奉祀它，左贺市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的一次是1983年。自此，日本逐渐被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上层主要学习中国经典著作，精英们撰写的严肃论文或日记都使用汉语，直到今天，日语中使用了一千多个汉字。
北败匈奴
在苏联社科院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中写道：“最近几年来进行的考察和研究告诉我们，无论在南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上，或者在中国北部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上，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地方。中部叶尼塞河和阿尔泰的卡拉苏克时期的特殊文化的产生，是与大批居民从中国北部向这里渗入有关，这些居民可能就是生活在戈壁和黄河之间的畜牧部落。”由此可见，秦汉以后塞外直到南西伯利亚的游牧族群，至迟在西周前期基本上还都生活在秦晋草原，即以前獯粥、鬼方、土方、白狄、赤狄、诸戎，只是由于中原政权向北方开拓，他们才退往更北方。《史记·匈奴列传》写到：匈奴是炎黄子孙，匈奴的始祖是淳维，又叫獯粥，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死后，将父亲的众多小妾收为己有，流落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炎黄部落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历尧舜禹夏商周而秦汉一统，游牧部落在秦统一前后也实现了北方统一，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匈奴。游牧部落自殷周以来，一向就是北境的强部，春秋战国时，随着秦、赵、燕三国向北方的扩展，一部分游牧族群被兼并，其余的退向大漠南北。秦末混战，匈奴趁机坐大，汉初的三、四十年间，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匈奴的武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它东灭强胡，占有大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败浑庾、屈射、丁零诸部，拓地远至贝加尔湖；西方驱走大月氏，并征服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祁连山天山一带全都归匈奴统治；南面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地，与西汉北部边郡连接，亚洲东部的草原沙漠，全属匈奴所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治联合体，疆域东西一万四千里，南北七千里。而当匈奴开始强大的时候，中原族群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发展也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争夺中国统一的主导权，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汉朝经过河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击溃了匈奴主力，匈奴势力顿衰，南匈奴内附。
屈辱和亲
战国末年匈奴经常越过河套地区进入内地骚扰，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上抗击匈奴，收回了河南地（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不能敌，向北退却700余里，转移到蒙古高原中部。为防御匈驭，在河套一带建44个县移民屯田。秦末楚汉相争，国力衰弱，匈奴乘机强大，建立了大漠南北空前强大的国家。冒顿单于把匈奴分为左中右三部分，中部由单于直辖，左部在东，由左贤王统领，右部在西，由右贤王统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属于匈奴右部。
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踌躇满的信，宣扬自己“以天之福，吏率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渐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子木，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特意强调使楼兰、乌孙这几个西域强国臣服，只是想证明他已经完成了汉帝国的钳形包围，从北方、西方都构筑了扼制汉帝国向外扩展的壁垒。这封信对西汉朝野上下震动极大，如果想听凭匈奴耀武扬威，不想沦为二流国家，就只有走向西北，断匈奴右臂。汉高祖白登之围败于匈奴之后，汉朝不敢与匈奴公开对抗。汉武帝即位前，汉朝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即将宗室的女子冒充公主远嫁匈奴单于，每年定期对匈奴馈赠大量的丝织品，粮食、酒，以换取边境的安全。这种作法虽有一定的屈辱性，但如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以图东山再起，就无可指责，后来汉朝的反击就证明这一点，可耻的是某些朝代会把妥协当作基本国策。那就是败类，如北宋，向辽、西夏、金大量“馈赠”，以满足贪欲，试图换取永久的安全，而没有反击的打算。如匈奴在起初时并不强大，而受制于东胡，强悍的冒顿也是对东胡屈尊，进献牛羊，最后当实力强时才打败东朝。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汉朝的实力渐渐增强，但仍然实行和亲政策，汉匈关系依然汉朝处于被动，但在抵御匈奴的的战争中，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将领李广，匈奴人闻之丧胆。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大举反击。
南风乍起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匈奴骑兵侵扰上谷（郡治北京怀来东南）地区，杀掠吏民。武帝决定进行反击，汉军分兵出击。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河北尉县）；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呼和浩特西南）；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袭击在边境互市贸易的匈奴人。匈奴放开两边，集中兵力围歼中间两路。公孙敖与匈奴主力激战，被打的大败，损失7000骑兵。李广在雁门被被匈奴重兵包围，负伤被擒，在被押送途中夺马而逃，几乎全军覆没。西出云中的公孙贺部没有遇到匈奴，全军撤回。东路的卫青因匈奴主力集中在代郡 、雁门一线，乘虚而入，直捣匈奴祭天和大会诸部得首府龙城，杀俘七百多人，凯旋而归。从整个战局来看，匈奴取得了胜利。但这是汉朝七十多年来的首次战略进攻，失败也是进攻中的失败。况且卫青深入匈奴后方，这也是汉军首次进入大漠后方，给匈奴的威慑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又侵扰上谷、渔阳一带，武帝命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守渔阳。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大举进犯辽西，杀辽西太守。接着又攻克渔阳，大败韩安国，韩退守右北平，不久病死。匈奴又西进攻克雁门，杀掠数千。面对这种局面，武帝东守西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东北。将军卫青率三万大军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郡，与卫青互为呼应。卫青斩获匈奴数千人，暂时稳定了北部局势。
收复河朔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武帝决定夺取河南。河南即河套、鄂尔多斯一带，水草丰茂，距离长安仅千余里，经济军事价值极高。此地在战国时属于赵国，是赵武灵王与李牧先后从北狄族群夺取。战国末年，匈奴夺取河南。秦统一六国后，大将蒙恬又夺回河南，设五原郡。秦朝灭亡后，匈奴又重新占领河南。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卫青、李息率数万骑兵先向东北进发，作驰援上谷、渔阳的假象，北上出云中郡，再突然向西，夺取高阙（内蒙阴山山脉中断处的缺口），切断西部匈奴的退路，然后南下。屯居河南的娄烦王、白羊王万没有想到汉军会从北方而来，慌忙逃命。卫青挥军掩杀，杀敌数千，获牛羊百万余头，收复了被匈奴占领了80多年的河南地区。次战扭转了汉朝对匈奴作战的不利形势，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且为想匈奴腹地发动进攻提供了战略基地。此后汉匈战争进入了汉对匈奴大举反攻的阶段。河南战役后，汉朝在此地设朔方和五原两郡，移民屯垦，是成为塞上重要的粮食和军马基地。
元朔三年（前126年）冬，军臣单于死，伊稚斜单于立。为报复河南之败，对汉朝边郡的攻掠更加频繁。为了巩固河南战役的胜利果实，武帝决定发动主动进攻。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汉朝发军十余万大举讨伐匈奴。卫青率三万精骑由高阙出击匈奴右贤王，右贤王北逃，卫青部斩杀无数，活捉副王10余人，士兵15000余人，夺得牲畜10余万头。这是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最大的胜利，卫青被拜为大将军，所有将领均归其管辖。该年秋，右贤王率领万余骑袭击代郡，杀郡守朱央，掠走边民千余人。
元朔六年（前123年）春二月，武帝大举反击。命卫青率六部十余万人，以张骞为向导，从定襄出发。匈奴见汉军强盛，立即退兵。卫青挥军追杀，斩首3000余人，匈奴主力远遁大漠，卫轻率军回定襄、云中、雁门休整。该年夏四月，武帝令卫青尤率六部十万大军出定襄，北伐匈奴。汉军进入匈奴境后，卫轻令各部寻找战机。其中四路大军杀获匈奴零散部落万余人，另两军全军覆没，霍去病崭露头角。
开拓河西
霍去病将军自小精于骑射，少年就当了皇帝侍卫。霍去病不仅作战勇敢而且胆略超群，不拘于古法，动辄大胆迂回包抄，给匈奴以突然袭击，往往出奇制胜。元朔六年，霍去病随大将军卫清出征，那一战骠骑将军年仅18岁，率八百虎贲之士，以无所畏惧的精神，远离大军阵营，直捣匈奴指挥中枢，一举获得“斩首二千二十八级，斩单于大父行籍，生捕季父罗古比”的辉煌战绩，被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年仅二十岁的骠骑将军第一次独立领兵出征。率精骑万余从陇西出发夺取河西，逾燕支山一千余里，所向披靡，杀匈奴折兰王和卢胡王，擒浑耶王王子和相国当户，斩首八千余极，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两个铜人。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受到沉重打击。
武帝为了扩大战果，不使匈奴有喘息之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夏季攻势。命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塞进攻河西，命张骞、李广率14000精骑从右北平出塞，牵制匈奴左贤王，配合作战。霍去病命公孙敖率一部，沿焉支山北麓向休屠王、浑邪王王廷正面进攻。自己率部采取大迂回行动，向西直插居延海，然后由北向南进攻，与公孙敖部合击匈奴于祁连山地区。公孙敖因迷失道路，未能与霍去病配合作战。骠骑将军孤军挺进，与休屠王、浑邪王的军队展开激战，匈奴大败，2500人投降。骠骑将军乘胜连续作战，大获全胜，共斩杀和俘虏30200人，汉军损失仅十分之三。这次作战，骠骑将军以超人的胆略，在后方无援和缺乏其他部队配合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骑兵机动灵活、迅猛快捷的特点，长途奔袭2000余里，取得了河西战役的伟大胜利。这种远程奔袭的作战方式，为以后的漠北战役积累了经验。同年秋的河西受降仪式再一次显示了骠骑将军的伟大气魄。骠骑将军率领万余受降部队渡过黄河，向等待的匈奴大营挺进。浑耶王虽然决心归汉，但一部分人不服，骠骑将军当机立断，率军直接冲入浑耶王大营，亲自与之谈判，并指挥汉匈部队拦截要逃走的人，当场斩杀八千。待局势稳定后，骠骑将军亲自押解四万匈奴降兵入长安。
东路军的李广被四万匈奴骑兵包围，激战一昼夜，援军赶到，匈奴退去，东线受挫。休屠王、浑邪王降汉以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公元前120年，武帝迁徙内地70万人到河西屯垦戍边。公元前115年，汉朝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这样，汉朝既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往，又打开了进入西域、中亚的门户。
决战莫北
匈奴失去河西以后，虽受沉重打击，但中部的伊稚斜单于河东部左贤王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就在汉军占领河西的第二年（前120年）秋，匈奴分兵两路，大举攻汉，每路各数万骑，攻入右北平和定襄，杀掠千余人。武帝在夺取河西以后，就筹划对匈奴更大规模的打击，彻底将伊稚斜单于和东部左贤王的势力赶出内蒙古。公元前119年，汉匈大决战开始了，武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经济上实行货币改革，盐铁官营，征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奖励民间捐款。军事上，下令征选用粟米饲养的战马10万匹，选拔精骑善射、骁勇善战的将士10万名，组成两个军团，每军五万人，分别由卫青和霍去病指挥。允许官兵自代私马，计有14万匹。另外征集步兵数十万人，负责押运粮草。
卫青军进入漠北后，与单于主力接战，经一天激战，匈奴大败，单于逃遁。汉军占领赵信城（外蒙古乌兰巴托西），得到匈奴囤积的大量粮袜，人马饱食，停留一天，剩余全部烧掉而还。此役斩杀捕获匈奴兵将19000余人。霍去病与左贤王主力接战，大败匈奴。擒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等83人及部众、士兵74000人，大获全胜。为了庆祝大汉帝国的武功，骠骑将军率军至狼居胥山（乌兰巴托东北肯特山），在山顶筑坛祭祀天神。在姑衍山下辟地，祭祀地神，称为“封椫”。接着大军北进，至瀚海，中国俗称北海（贝加尔湖），与众将士登海边之山，揽大海之胜，大汉帝国的辉煌达到了极点。
骠骑将军一心为国，汉武帝曾问他想在什么地方修建府邸，将军回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也。”可惜骠骑将军只有三十三年的春秋，死后葬在汉武帝的陵前，永远守护着汉武帝。为了纪念他，奉汉武帝的命令，负责建造陵墓的左司空府从祁连山上运来许多巨石，雕刻成虎、象、牛、马、熊等动物，以模拟当年祁连山深处骠骑将军征战经过的景象。如司马迁所言，汉武帝特为骠骑将军“为冢像祁连山”。还雕有自己心爱的战马。最令人振奋的是那尊马踏匈奴的英雄石像，更显出大汉帝国的天威。踏马昂首挺立，恬静自若，马蹄下的匈奴人满脸胡须，面目凶恶，虽然手持弓箭，却被马蹄践踏在下面，垂死挣扎。那马蹄下挣扎的贵族打扮的是伊雅科单于的叔父罗古比。马踏匈奴的英雄石像比长城更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只要我们心中铭刻那渭水河畔沉没了两千多年的踏马，我们就能在先烈勇武精神的感召下团结起来，无敌天下。
漠北大决战，匈奴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将士被杀俘达八、九万之众，经济遭严重破坏，元气大伤，不得不远徙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强盛近百年的匈奴从此日益衰弱，汉朝建国以来近百年的边患基本解决。此战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匈奴无法对汉朝发动大规模进攻，自秦末以来边境战火不断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善。汉武帝调整战略，对匈奴不再作大规模出击。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对匈奴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治拉拢分化，在不断削弱匈奴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围绕争夺西域控制权，与匈奴进行了综合较量。
宣帝武威
此后数年，汉匈反复争夺西域门户楼兰、车师等地，在祁连山、杭爱山（外蒙古）、天山等广阔地域数次交战，互有胜负。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派16万大军与乌孙夹击匈奴，汉朝五路大军无功而返，乌孙获胜。随后汉联合乌孙、乌桓、丁零从四面夹击匈奴，匈奴死伤无数，国力大衰。汉朝乘胜拔除了匈奴在天山北道的据点龟兹，威逼占据天山南道的匈奴日逐王投降。从此，匈奴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消失，汉朝在西域设都护府，管辖各国，西域正式归属汉朝。
在汉朝各种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公元前60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呼韩耶单于降汉，并派儿子到长安作质子，自己到长安朝觐。郅至单于向西迁徙，打败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它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盟邦，他甚至侵犯康居人，在楚河和恒罗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胚芽。但汉军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机会，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府副都护陈睦假传王命，发西域各国兵及汉朝车师屯田兵共四万人，分兵两路，攻破西匈奴固守的郅至城，杀郅至单于，它的头被砍下，送回了长安。陈睦之所以要假传王命，是因为汉元帝生性软弱，朝廷可能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呼韩耶单于闻讯，再次入朝，愿为汉婿，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之。以郅至灭亡，呼韩耶入朝为标志，汉匈战争基本结束。这样，跟随郅至到达咸海边的匈奴人消失了，直到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度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侵入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领袖巴拉米而和阿提拉再现于古典历史。
后汉一统
东汉时，东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北匈奴与汉为敌，汉朝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北匈奴。汉朝对南匈奴的纳贡制度更加严格，不仅要向长安派质子，而且单于在汉朝使节面前要跪拜接受皇帝诏旨，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已经明显是一个“臣”。匈奴每年年底都要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一位使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庭。汉朝设计这种轮换质子的制度，就是要扩大汉朝对匈奴领袖的影响。为了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下，公元50年，汉朝设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官职——使匈奴中郎将，职责除监督单于的动向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中间争端的司法裁定，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这是东汉朝廷已经突破了西汉呼韩耶时代的纳贡体制，匈奴单于已经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汉朝有计划的将南匈奴南移定居，使之居住在边境八郡， 今陕西 、甘肃、内蒙古。汉与南匈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政治上，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公元143年，匈奴单于的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而空缺三年，汉朝将一位居住在长安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从公元50年起，单于每年在秋季祭天的同时，还要向汉朝已故的皇帝供奉祭品。总之，南匈奴迁入汉境，与汉人杂居，完全成为汉朝内部的一部分。
北匈奴是顽固的，他们不打算参加汉朝的纳贡体制，只是要求与汉朝和亲，缔结和平协定，汉朝不答应。汉与北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战争，规模已经没有西汉时期那么大，次数也少。公元49年，辽东太守祭彤拉拢乌桓和鲜卑进攻北匈奴，东汉向乌桓和鲜卑人购买北匈奴人的人头，乌桓和鲜卑人的积极性很高，一度导致汉朝的财政吃紧，北匈奴遭到严重削弱。公元73年，东汉大将耿秉和窦固讨伐北匈奴，从酒泉出发，大败北匈奴，占领哈密，并在此屯田。74年，窦固再次出击北匈奴，重新占领吐鲁番。公元89年，大将窦宪在外蒙古稽洛山再败北匈奴，北匈奴中的81各部落20万人向汉朝投降。窦宪又派2000精骑向西域的北匈奴根据地发起攻击，重新占领哈密，北匈奴向西逃跑，出没天山南北。91年，东汉大将耿去进攻北匈奴，取得重大胜利。汉军进入外蒙古，到达鄂尔浑河流域，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及其家庭所有成员，立单于的弟弟为继承人。93年新单于反汉时，汉朝命令鲜卑人进攻北匈奴，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北匈奴残部逃往西域，继续与汉为敌。2世纪初，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吐鲁番），公元124年、126年两次大败北匈奴。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又重新抬头。公元137年，东汉大将斐岑于巴里坤击毙北匈奴呼衍王。151年，汉将司马达又于巴里坤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北匈奴自此彻底从历史上消失。
欧亚震动
受到汉朝二百多年的连续打击，匈奴大部分内附，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南下，对欧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迁的匈奴人首先进攻居住在欧亚交界出的阿兰人，在勇猛驰突的匈奴骑兵面前，阿兰人大败，匈奴进入欧洲东部。374年，匈奴人击败了日耳曼人在东欧建立的东哥特王国，接着又击败了西哥特王国，把他们驱赶到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并在东起南俄罗斯草原，西到匈牙利草原平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匈奴帝国。匈奴人的势力在国王阿提拉统治时期〈434年——453年〉达到了顶峰。阿提拉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他和他的铁骑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胆战心惊，他们给阿提拉取了一个“上帝之鞭”的绰号。公元453年，阿提拉第三次进攻罗马帝国，不幸突然暴卒。他的儿子们为了瓜分庞大的帝国发生纷争。原阿提拉亲信、吉皮底人国王阿达利克趁机联合其他日耳曼人，打败匈奴于匈牙利的诺都河畔，杀匈奴3万余人，匈奴帝国终于瓦解。匈奴人便和多瑙河下游及俄罗斯南部的其他民族融合了。
南迁的匈奴称亚大，455年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侵印度次大陆，占领喀布尔、旁遮普、克什米尔，460年为印度笈多王朝击败。484年，亚大匈奴人打败波斯萨珊王朝，杀其国王菲罗兹，实力大增，成为占有中亚及北印度部分地区的强大帝国，首都巴儿克（阿富汗北部）。6世纪初，亚大匈奴人占领印度笈多王朝领土印度和流域和恒河流域的马尔瓦，其后继续东侵摩揭陀地区，占领华氏城。567年，亚大匈奴人在突厥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联合攻击下灭亡。
西进中亚
神秘的西部上古时对华夏先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西王母的传说、周穆王西巡等一直广泛流传，在早期的文字中留下了“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河出昆仑”的字样，华夏先民认为自己的祖先诞生于西部一个叫昆仑的地方，怀着对祖先圣地仰慕，汉朝开始大规模向西部扩展。进入西域以后，汉武帝即派人寻找昆仑、河源。
凿空西域
任何一个国家在蓬勃向上的时候，支撑他们的就是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伟大国家的军队还没有开拓的时候，大都有更勇敢的探险家走在了前面。当俄罗斯的势力还没有到达东西伯利亚的时候，俄罗斯的探险家早已经考察完了整个黑龙江，当英、法等殖民者还在非洲海岸掠夺殖民地的时候，美籍英国人斯坦利已经完成了对刚果河流域的“探险”，法国的探险家曾经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完成了全部航程后宣布此流域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娜”。伟大的探险家总诞生在积极进取的民族中，成为该国前进的向导。令我们非常自豪的是，早在汉朝我们就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探险家——张骞。正是沿着他的足迹，汉军才开始向中亚大举开拓，将中华文明沿着丝绸古道传向了西半球，使大汉的声威远振世界。
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尽管武帝时国家经济实力非常强大，但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非常慎重。他密切注视着汉朝四周局势的变化，寻求机会进行反抗。一次从一名降汉的匈奴兵口中，他了解到居于匈奴西部的月氏人，曾经遭到匈奴人的征服，其王头颅被匈奴单于当作饮酒的器具，迁往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对匈痛恨万分，一心要报仇雪恨。汉武帝由此萌生出一个对付匈奴的大胆设想，这就是派谴一个使团前往大月氏人处，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当时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南接羌，隔汉道”，如能联合大月氏从西边打败匈奴，就可断匈奴右臂。当然出使西域异常艰辛，为寻找最佳人选，汉武帝公开悬赏应募使者。张骞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为了报效国家，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于是应募从征。张骞去月氏要经过匈奴人的地方，尽管行踪非常诡秘，还是被发现并全部俘获，被送往单于庭（呼和浩特一带）。单于得知张骞是要去联络大月氏的，便勃然大怒，把张骞关起来，这一关就是10年。张骞在匈奴单于的威胁下毫无畏惧，坚守了汉使的尊严和骨气，加之张骞为人勇敢、正值、坦荡，匈奴人都很尊敬和喜爱他，单于为了软化张骞，把匈奴的女子嫁给他，并且生了孩子，但张骞并没有因为在匈奴成家而忘了自己的责任。
当张骞被关押起来以后，外面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就是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元狩二年（公元前12年），汉军在大将军卫青的带领下，由云中出发，一举收复河套地区，第一次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二是大月氏开始南迁，大月氏曾与乌孙为敌。月氏强盛时曾打败乌孙。当月氏西迁后，乌孔在匈奴的支持下进攻月氏，大月氏无力抵抗，只好南迁至中亚地区大夏人活动的地区，即今阿姆河以南诸地。
匈奴人觉得张骞在营中已经生活了近十年，而且有了妻子和孩子，相信他彻底归服了匈奴，所以对张骞日渐放松了警惕。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监视有所放松，逃出匈奴大营，张骞并没有立即归汉，因为他, 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自己曾带出了汉朝第一个访问西域使团。他又继续西行，终于到达西域，为了去找到大月氏，张骞历尽千辛万苦。而大月氏人说什么也不想东归了。因此张骞惆怅地踏上了归汉的道路，途中经匈奴，又被俘，关押了一年。张骞趁单于死去造成的动乱才得以逃出。张骞终于回到了离别了13年之后的长安城。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匈奴的战略，但张骞却给汉武帝带回了西域各国的地理状况、民族分布、习俗、兵力等重要信息，所以张骞不但未受到处罚，反而加官晋爵。被升为太中大夫。由于张骞在匈奴营中和西域生活十几年，深知匈奴的活动范围和作战方式，因此大将军卫青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率10万大军北击匈奴，张骞从军。此次战役，大败匈奴，匈奴单于远逃，汉朝地域向北扩展了百余里，张骞立有大功，被封为“博望候”。张骞后来又一次出使西域，东归后被汉武帝封为大行，位列九卿，以作为对他一生功劳的肯定。汉元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和政治家因长年奔波，身劳心悴，于长安逝世。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德国人夏伦和俄国史学家都将张骞西行与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
远征费尔干那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率军数万，讨伐楼兰和车师，赵破奴获胜，扬威西域。西域各国受到极大的震动，心存恐惧，再也不敢轻视汉朝，纷纷和汉友好往来。但大宛以西的国家由于迫近匈奴，惧怕匈奴，认为汉朝远在千里之外，不向汉朝进贡。汉武帝听说大宛有汗血宝马，比乌孙马还要好，更增强了征服大宛的欲望，大宛远在今天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那盆地一带。在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国时期，大宛都未被征服，而是一个独立国家。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率军6000西征，但由于沿途小国坚壁清野，补给不足，许多人死于半路，李广利只好率几百人返回。汉武帝大怒，不许他们进入敦煌。如果打不下大宛，汉朝将无法在西域立足。汉武帝下令赦免囚徒，征发品行不良的青年和边境骑兵，不到一年，便有六万多人入李广利帐下。汉武帝又征调了十万头牛，三万匹马，以及充足的粮食和武器装备，全国震动，人们互相转告着要奉命征伐大宛。汉武帝又征调18万兵进驻酒泉、张掖以北地区，并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以护卫酒泉，李广利踏上了二次西征之路。汉军铺天盖地的压过来，傲慢的各小国闻风丧胆，打开城门迎接汉军，主动拿出粮草供应军需。只有轮台不识时务，与汉军作对，闭门不开。李广利血洗轮台，其他小国见状，无不胆战心惊。三万汉军所向无敌，直抵大宛城下。汉军在城外打败大宛军，大宛王逃回城内，李广利包围了大宛城，连续攻城40天，大宛贵族杀掉大宛王向汉求和，并拿出粮草供应汉军，向汉军贡献马匹。汉得良马数十匹，中马三千匹，与大宛定了盟约。汉朝大败大宛，在西域一起了极大的震动，各国纷纷入朝。李广利班师时，各国派自己的子弟从军贡献方物，并留作人质。汉武帝派出十几批使者前往大宛以西各国，索求珍奇异物，并趁机宣扬汉朝征伐大宛的国威和德行，汉武帝通过战争，终于在该地区树立了高度的权威。
汉朝在征服大宛以后，又与匈奴展开了对车师的争夺。车师位于吐鲁番盆地，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早在汉初就臣服匈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必然成为汉匈争夺的焦点。自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首次攻下车师以来，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才最终占有车师。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围绕着车师，汉匈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争夺战。在第二次争夺过程中，起, , 初楼兰王态度不稳定，傅介子奉命出发，很快到了楼兰王都。他此行的公开身份是汉朝赏赐西域诸国的特使，除了卫士，还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一开始，楼兰国王安归并未亲自接见傅介子一行，对它们比较冷淡。傅介子故作受了冷落而要离去的姿态，率随从离开王都西行。到达楼兰西部边界时，他对前来送行的楼兰国译员说：“皇帝派我以黄金锦缎遍赐西域名国，既然你们的国王不肯亲自来接受这些赏赐，我只好把它们送到其它国家去了。”说完还故意，让译员看了所带的大量金币。译员立即向国王报告了此事，国王马上赶来见傅介子。傅介子设宴款待楼兰国王，在宴前还陈列着那些黄金丝绸。贪财的楼兰国王被美酒黄金弄的头昏眼花。傅介子说：“天子让我私下跟你谈点事。”楼兰王此刻已完全丧失了警惕性，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就屏退左右，随傅介子进入帐蓬中谈话。刚进帐蓬，两边埋伏好的壮士就从背后向楼兰王行刺，利刃穿胸，楼兰王立即毙命。楼兰王的亲信仆从得知其遇刺后大乱，傅介子镇定地大声宣布：“楼兰王安归对汉朝负有罪行，常受匈奴指使，拦杀汉朝派赴西域的使节，盗取大宛派赴汉朝的使节节印和献物。天子派我来处死有罪的楼兰王，并立在长安作待子（即人质）的前太子为新的国王，汉朝大兵压境，尔等若敢轻举妄动，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楼兰人被傅介子镇慑住了，乖乖地散了火。于是傅介子持楼兰王安归的首级返回长安，受到汉昭帝的嘉奖。楼兰王的首级被悬于北阙，而傅介子则被封为义阳侯。汉朝势力又重新回到了西域。傅介子之所以仅凭几十个随从就慑服了一个国家，首先是由于他们的勇敢，他们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今天许多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更主要的是汉朝打击匈奴，使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
班超定远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西域正式归属汉朝，一直维持到西汉灭亡、王莽建立新朝。东汉初，北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在东汉重通西域的斗争中，班超的贡献最大。班朝以前是一个文职小吏，他精研汉史，对西北的汉匈战史尤感兴趣。73年，大将窦固北击匈奴，班超毅然从军，被任命为假司马，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一年的西域生涯。在这次战役中，班超率领一支偏师，进攻伊吾（哈密）一带，斩首很多。伊吾是北匈奴侵扰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汉军控制伊吾，揭开了汉匈争夺西域的序幕。窦固命班超出使西域，东汉帝国开始经营西域。
班超经营西域是从距离匈奴较远，匈奴控制较薄弱的南道诸国开始。南道东段的鄯善和中部的于阗号称南道两大国，控制了鄯善和于阗就可以控制南道，乃至整个西域的形势。班超到达鄯善，善鄯王非常热情，可不久却变得很冷淡，班固得知是匈奴使者到来的缘故。当时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很大，很多国家都成了匈奴的附庸。 班超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马上带领十几名汉使，夜间冲进匈奴使者的营帐，把匈奴使者全部杀死，割下他们的头去见善鄯王，善鄯王非常恐惧，马上纳表称臣，归顺汉朝。这就是当时大汉儿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怕吗？那个令欧洲人恐怖的匈奴就是这样一次次被打败的，有多少两汉的优秀子孙战死在这千年古道，大漠的风沙可以掩埋他们的忠骨，而他们的英灵将永垂不朽！
鄯善归顺后，汉明帝擢升班超为司马，命其继续出使于阗。窦固愿多派大军，以壮声势，班超谢绝，只率三十六名骑士沿南道到达于阗。此时的于阗王广德，刚打败莎车，国势强盛，雄居南道，与匈奴关系密切，匈奴也遣使者常驻于阗镇抚。广德对班超等人的到来非常冷淡，并听信神巫的话，强索班超的坐骑，准备杀马祭神。班超假装答应，命神巫亲自来取马。神巫到达后，被班超杀死，班超将首级送给广德。广德大为惊恐，慑于班超在鄯善攻杀匈奴使者的显赫声威，马上杀掉了匈奴派来监视的使者，归顺汉朝。班超善言宽慰广德，厚赠财物，留居于阗镇抚。
南道诸国虽然归顺，但北道诸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下。龟兹王为匈奴所立，依*匈奴，称雄北道，攻杀疏勒王，另立龟兹人为新的疏勒王。疏勒位于南北二道西端的结合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控制疏勒，西行的道路仍然不通。74年春，班超率部下从于阗出发，从偏僻的小路进入疏勒境内，在距离王城九十里处停下来，派田虑一人前去劝降。疏勒王见田虑一人，毫无戒心，傲慢地拒绝投降。田虑乘其不备，突然将疏勒王劫持起来，左右卫士惊惧逃散，田虑挟疏勒王纵身上马，飞奔出城。班超见疏勒王被俘，立即率部进城，召集疏勒群臣，宣布其罪状，立已故的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疏勒人纷纷请求杀掉外来的疏勒王，班超认为杀掉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放了他以显示汉朝的恩德，于是将其放回龟兹。
在班超招降疏勒，南道北基本上打通的同年冬天，汉军又在西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窦固、耿秉率军攻破车师前后两国，重新控制北道东段。朝廷命陈睦为西域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兵于车师后国的金满城。关宠为己校尉，屯兵于车事前国柳中城。中断了六十年的西域与中原重新开通。匈奴不甘心，公元75年，北匈奴派兵两万进攻车师，耿恭将其击退。同年十月，焉耆 、龟兹在匈奴的支持下，攻陷西域都护府，杀死陈睦和两千多汉军，柳中城也被攻陷。至此，汉朝在北道只剩下耿恭坚守的最后一个据点。车师这时也叛汉，与匈奴包围耿恭达数月之久，但不能攻破。公元76年春，汉章帝即位，派兵攻破车师，解救耿恭，耿恭部下只剩下二十六人。章帝于此役后再不愿用兵西域，于是罢除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命令班超回朝，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又告中断。
班超回到鄯善以后，违背王命，重返疏勒，马上平定勒疏的叛乱。从78年到91年，班超利用大汉的声威，重用亲汉国家的兵力，经营西域，匈奴对西域各小国的统治是非常残暴的，而汉朝的赋税很轻，许多国家亲近汉朝。班超的行动得到朝廷同意，并派出数千军队协助班超。公元91年，东汉大将耿去进攻北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匈奴西逃，班超统一西域的时机成熟，94年，班超统一整个西域，95年，被封为定远侯。
饮恨身毒
元光末年，为制服岭南越人和开辟通往西域的新通道，汉武帝一度将注意力集中到西南夷地区。汉时，在巴郡、蜀郡的西南外围地区，即今天贵州、云南、四川西部和南部一带，居住这几百个语言不通、习俗各异的小国，俗称西南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部的夜郎，夜郎的西南有滇国，滇的北部有邛都。武帝即位以后，秦时曾置于中央统治之下的西南夷，一直没有归顺朝廷，武帝很不高兴。此时，出使南越的唐蒙向汉武帝提出利用夜郎制服南越的建议，从而拉开了汉武帝经略西南的序幕。唐蒙早年出使南越，南越人拿出蜀地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非常好奇。越人说，从西北方的北盘江运来的，该江从番禺近旁流过。回到长安后，唐蒙问蜀地商人，商人指出蜀人将此特产卖给夜郎，夜郎是*近北盘江的一个小国。唐蒙立即认识到可以利用夜郎沿北盘江进攻南越，汉武帝闻言大喜，决定开发西南。公元前130年，汉朝在夜郎附近设立犍为郡。两年后，汉朝由于大修朔方城，无力顾及西南，西南开拓没有多大进展。
张骞通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讲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张骞在中亚的大夏国看到了蜀地产的竹子和布匹，他从当地人口里得知，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运过来的，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大夏距汉一万二千里，在汉西南，张骞大胆的推测，从四川向西南即可到达身毒，而且距离不会很远，然后就可以开辟第二条通向西域的道路。汉武帝大喜，命张骞主持开通通往西域的第二条道路。元狩二年（公元前122年），张骞派人沿着蜀郡 、犍为郡四道并出，寻找身毒。各路使臣走出一二千里以后纷纷受阻，无功而返。特别是昆明一带，部落林立，没有统一政权，盗匪众多。再加上他们怀疑汉使探路的用心，经常劫杀汉使，几批汉使无一通过其地。这次探险虽然没有成功，但汉使第一次到达滇国，受到滇王的热情款待。汉使回到长安后，认为应该争取滇国内附，由于汉使阻于昆明，汉武帝决定讨伐。
公元千112年，南越吕嘉叛乱，且兰国不服从汉军调拨，趁机反叛。汉武帝派中郎将郭昌、卫广率领本应攻打南越的有巴蜀罪犯组成的八校尉军队前去平定叛乱。汉军击败了且兰，诛杀其首领，各国震恐。郭昌又趁机杀掉了两个反叛小国的首领，夜郎等国全部归顺，只有滇国还在玩抗。汉武帝派人出使滇国，拿汉朝打败南越和剿灭南夷的兵威劝滇王入朝。但滇王自以为人多势众，又好几万军队，特别是东北方有两各与之同姓的小国劳深和靡莫，之间经常相互支持，不肯屈从汉朝的压力。劳深和靡莫两国经常侵袭汉朝在西南的使者和官吏，汉武帝决定大张鞑伐。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命郭昌和为广征调巴蜀军队，灭掉了劳深和靡莫。随后大军兵临滇国边境，滇王只好举国投降。西南夷大都内附，武帝在此设了七各郡。
汉朝开拓西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征服身毒，打通通往西域的第二条道路。但由于横断山区地形非常复杂，特别是汉朝打败了匈奴，取得河西走廊。直接进入中亚，西南通道没有打通。但张骞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汉武帝的气魄更是空前绝后，以后在大西南，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均没有打通印度洋。
汉风渡海
帝国不仅打败了匈奴，而且在东北、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均有开拓。公元前109年，汉灭朝鲜卫氏政权，于辽东设乐浪（郡治今朝鲜平壤）、真番、临屯（均在朝鲜境）四郡，汉朝南部势力最远到达越南中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南越地区在秦时归中央直辖。秦末，南越龙州县令——原赵人赵陀，自立为王，占据桂林、南海、象三个郡，主要在今天两广地区。公元前104年，赵陀建南越国，自立南越武王，都城番禺，赵陀对边疆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南越建立以后，赵陀多次发兵，希望吞并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国家瓯雒国，赵陀的军队攻打到游仙山（越南仙山）和武宁（越南桂武）地区，但被击溃。赵陀采取各种策略，获取了瓯雒国的情况，经过充分准备，前179年，灭瓯雒国。瓯雒国国王安阳王战败，跳海自尽。赵陀占领瓯雒国后，将其领土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越南北部），九真（越南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大大扩展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范围。汉朝初年，无力统一岭南，汉朝册封赵陀为南越王，使之成为汉朝的藩属国。但南越经常中断与中原的往来，独立发展。汉武帝早有将南越纳入版图的打算，只是匈奴一时非常强大，无力南顾。当汉匈战争基本结束后，汉武帝将目光转向了南越。
公元前112年，南越吕嘉叛乱，反对内属汉朝。先前的国王同意内属，汉朝向南越派了两千军队。两千汉军与叛乱者激战，全军覆没。武帝怒不可遏，誓灭南越。公元前111年秋，汉军务路讨伐南越：路博德为伏坡将军，率军从贵阳沿湟水进发。扬仆为楼船将军，率军自豫章沿贞水进发。这两路军为主力，其他各军配合，直捣番禺。各军士卒均由囚犯组成，并调集江淮以南地区十万士卒乘船出发。又令南越降将何遗为第五路军，率巴蜀囚犯及夜郎兵取道西江，各路军汇合于番禺城下。公元前111年冬，汉军攻下番禺，经历五世九十三年的南越国灭亡。汉武帝在其地设立了九个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中北部，日南郡最远。直到汉献帝的时候，日南郡最南端的象林县功曹区氏杀县令，独立称王，建立林邑国，由此失一县之地。三国时期，越南的林邑国不断向北扩张，夺取了日南郡五县之地。南北朝末，日南郡全部丧失。
秦末，燕人卫满灭箕氏朝鲜，建立卫氏朝鲜，方圆数千里。汉朝建立以后，卫氏朝鲜为汉藩属。卫满死后，传为其子，再传位其孙卫右渠，卫氏朝鲜招降汉朝的逃往人员越来越多。卫右渠从未朝见汉武帝，武帝不悦。更不能容忍的是，真番附近的许多小国君想朝见汉武帝，竟受卫右渠的无理阻挠。武帝派使节去朝鲜，责难右渠为何不朝见天子，右渠根本就不听，武帝决定东征朝鲜。公元前109年，汉朝兵分两路，楼船将军杨仆率兵五万，从齐地出发，渡过渤海，由水路进攻。左将军荀彘出辽东郡，从路陆进攻。公元前108年夏，汉军开进王险城——卫氏朝鲜的都城，朝鲜被平定。武帝于其地设乐浪郡（平壤南）、临屯郡（咸镜道北）、玄菟郡（郡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真番郡，遏止了匈奴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帝国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朝鲜终于成为大汉东部的疆土。
在朝鲜半岛东南、会稽郡东冶以东的大海中，有被汉朝称为倭奴的百余个岛国，其中大倭王居住在邪马台。汉武帝征服朝鲜后，又派船队出海，同诸多倭国交往，有三十余国同西汉通使。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王派使者进贡，愿意称大夫。光武帝接见了使者，并颁发了象征汉朝诸侯王权力的印章和绶带。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奴国王帅升亲率使团朝见安帝，并献牲口160人。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了一枚金印，印文为“汉倭奴国王”，这证明倭奴国曾为汉朝的附属国。
帝国铁甲
战马嘶鸣
为了打败匈奴，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汉朝非常重视养马。《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为六畜之首，其使用范围比其它更为广泛，不仅经济功能，而且有重大的军事价值。西汉初年，马匹非常缺乏。西汉建立不久便在沿边郡县大力发展官营牧场，这种牧场在当时叫做牧师苑。沿边郡县（西北、华北、西南）有大片的草场。据《汉旧议》统计，汉代沿边郡县有牧师苑“三十六处，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与此同时，汉政府还在内地郡县建立官营马厩，由官府统辖，并建立一批养马场，招募马人养马、驯马。仅在京城长安就有所谓的“天子六厩”，六厩规模都很大，均达到“马皆万匹”的水平。汉政府也鼓励民间养马，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如民人养马，可部分地代替赋税的征 和徭役的支出，养马达到一定规划，官府还可提供相应的牧区和草场，减免赋税的额度也会相应地增加。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社会经济全面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马匹大量繁殖和种群质量地提高。汉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民间养马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服。《盐铁率·西域篇》记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汉朝十分重视马匹育种技术的使用，以更多地保留良马，繁殖和培育优秀马匹。北方草原的蒙古马匹种优良，形体虽然不是很高大，但十分强壮，耐力极强，奔跑速度极快，非中原一般马匹可比。汉政府有计划地引进这些优良马种，使中原地带马的质量大为改观。汉朝还从西北引进优良的乌孙马和大宛马。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而派李广利征大宛。当时马的重要性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由此产生了专门相马的人物。到了东汉末年依然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免”的说法。
汉军每次出塞，均以骑兵制胜。前127年，卫青率大军自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陇西，击败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白羊王部和楼烦王部，获畜产马牛羊百余万头，汉军复得秦时的河南地，设朔方、五原两郡。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10余万骑，对匈奴大举反攻。汉军深入匈奴居地六七百里，俘虏15000人，畜产上百万头。次年，卫青再率六将军10余万骑从定襄（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出发，单于庭被迫移居漠北。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于河西大败匈奴，断匈奴右臂。公元前119年，汉匈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分道深入漠北，单于军被包围，自率百余骑汉远遁，卫青军追至置颜山赵信城（蒙古杭爱山南），烧城而还。霍去病越大漠，临翰海，封狼居胥山（蒙古乌兰巴托东）而还。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率十二部汉军将士北巡，登单于台，勒兵18万骑，威震匈奴。
溅血弓刀
汉朝之所以所向无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生产技术远高于四周，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汉朝拥有铁制兵器，而这在当时是汉朝的特产，因此汉军的战斗力非常强。汉元帝时冯世宽比较汉羌兵力说：按兵法，出兵击敌，兵数加倍，力量才能相当。不过羌人刀不尖利，四万汉兵一个月便可击败三万羌兵。汉成帝时陈汤比较汉胡兵力说：胡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五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近来颇的汉人铸铁法，还是三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西汉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匈奴和西域的贸易带有防止侵略的意义，法律用死刑禁止铁器、兵器、铜钱出境。就是怕匈奴改制兵器。铁器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发明，铁器和勇武精神相结合才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根源。绝对不是那些导致我们衰落了一千多年而愈加怯懦腐败的礼乐诗书，只有能够富国强兵的思想和技艺才是最重要的。
汉军对匈奴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弩，《武经七书讲义》中指出，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最有效的武器。自夏商以来，中原人就发明了弩。弩由弓发展而来，但增加了发射用的发射机，即增加了延时装置，拉弦后可用弩机牙扣住，将动能蓄为势能，待机扣悬刀（扳机）即可发射。弩的第二个优点是由瞄准器，即“望山”。有了规定发射方向的箭槽，可提高命中精度。第三个优点时可用脚、机械力张弦，提高射程。战国时，韩国即以弩著称，可射800米。而秦国的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弓的射程最远只有300米，有效杀伤力150米，而最强的弩如秦弩射程可达一千米。现代步枪的射程是1500米，弩是古代兵器中最远的远射武器。春秋末期，弩已经装备军队。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组成专业不对，则是战国的事情。公元前314年，齐魏马陵之战时，齐军在马陵道两侧埋伏了一万多名弩兵，当魏军赶到时，万弩齐发，大败魏军。赵国的李牧，曾以十万弩兵，五万步兵，13000辆战车，13000骑兵，依托长城，全歼匈奴骑兵十万，使匈奴十余年不赶紧赵边。
西汉的晁错分析道，用弩对付骑兵有三个优点。一是射程远，在匈奴骑兵射程之外，可以先行射杀。二是可以穿透革甲木盾。三是与步兵、骑兵、车兵组成合成军阵，互相配合，使习惯于各自为战的匈奴骑兵难以抵挡。汉代在秦代的基础上，对弩进行了重大改进，主要表现在弩机上。一是有了铜部，可以提高弩的初速度。二是望山高度增加并有了分度线，类似近代步枪标尺的分划。在空气阻力和地心吸引力的影响下，弩箭在空气中飞行的轨迹，和一切空气中的弹道相同，成抛物线状。在弩的射程较近时，可以不及偏差。担当射程较远时，必须掌握准确的射角，才能命中目标，分度线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现。刻度的出现，说明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物体自然下落的规律，知道弩箭在空气中是以抛物线的轨道飞行的，并掌握了射程与射角的关系，这在射击学和物理学上都是一大成就。汉代在单人用弩上，除“臂张”、“蹶张”外，汉出现了“腰引弓”。弩手坐于地上，两足向前蹬弓，用系于腰间的拴钩拉弦上牙，这种弩的射程更大。弩虽然射程远，杀伤力强，命中率高，但不如弓轻便。为了避免弩的缺点，在秦朝就发明了轮番射法。即射手分成三派，则可连续发射。这种轮番迭射的战术，直到近代后堂步枪出现之后，欧洲人才使用。公元前99年，李凌以步兵五千被匈奴三万骑兵保卫。李凌以大车为营，当匈奴冲击时，汉军千弩齐发，地应弦而倒，匈奴骑兵败退，汉军追杀，杀数千人。匈奴骑兵后又增加至八万，汉军被迫撤退。途中多次战斗，均获胜利，并曾发连弩，是单于下走。转战十几天，直到弩箭全部用完为匈奴所败。虽然此次汉军最终失败，但以绝对劣势对付绝对优势，首战告捷。撤退途中，多次击败追击的敌人，直到箭尽援绝才失败，足见弩对付骑兵的重要性。
尚武风潮
秦汉人士在生活理念上恪守并坚持奉行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汉人对气节的理解不是虚幻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触及的真实精神，这就是对正义、信念、道德、情操、自尊、自重、自强、刚毅、果敢等精神品质的物质再现。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到传序》中说：“赴土之厄困，既已存之生死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不仅游侠如此，士也是实样。
信陵君无忌屈尊对待候赢，当信陵君北上救赵时，为报警信陵君的知遇之恩，候赢北向自刎。荆轲为刺杀秦王，要樊无其的首级，为了能报仇，樊无其很快就拔剑自刎，让荆轲把头拿去。秦汉时人们为了名节、大义，以身赴死的事例不胜枚举。汉朝自进入对匈奴的战略反攻阶段，士民斗志空前高涨，“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公元前119年，汉匈大决战时，汉发军十万骑，而争先恐后的志愿骑士有十四万，配合大军。虽然有时他们非常韧性，不合法制，但这就是中华的先祖，正是他们的强悍尚武，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发展，延续至今。
西汉全民皆兵的体制也保证了汉军的不断胜利。在册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秦朝二十岁开始，西汉中期改为二十三岁。法定服役位两年，两年后，每个成年男子还要随时准备应征入伍，参加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得抗拒。正式服役第一年在本郡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由于地区不同，训练的内容也不同。西北与北部边境地区，人们崇尚武力、骑射，半农半牧或以牧为主，并且处于与游牧民族直接对抗的前沿，训练内容以骑战技术为主，其正卒多为骑士。内地平原、山地、丘陵地区，以农为主，因地形便利，训练内容以步战、车战、射技为主，故多出材官（步兵）车士。江淮及沿海河湖众多，民多习船，训练内容以水战技艺为主，兼习步战技术，故多出楼船士。从西汉根据不同地区而设立的不同兵种，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兼有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予一身的特点，只是农耕文明的比重大了一点。西汉正卒训练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能驾车，骑士技艺不佳，不仅本人受罚，督训官吏也要受罚。但刘秀建立东汉后，下令罢“骑士、车士、楼船”，成年男子的兵役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开始实行募兵制。这种政策贻害无穷，是导致东汉军事力量衰落的原因之一，东汉最强盛时也没有超出西汉的版图。
为了激励人们的勇武精神，伟大的国家一定会颁布明确有效的军功制度。中国的军功爵制起源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中国后已经非常完备。西汉时，军功爵制与秦朝稍有不同，但没有废除。从汉高祖到汉武帝，17位丞相都是将军出身，军人的地位得到巩固。汉元帝以后，重用儒生为丞相，军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由崇尚军功到崇尚使人懦弱的儒术。东汉时，军功爵制彻底废除，人们的铮铮铁骨逐渐被软化。
腐儒乱国
儒学从宋朝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准则，对维系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更为主要的是我们早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形成的时候与儒学并没有直接关系。宋朝以后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成为至尊，华夏族群彻底丧失了祖先开疆拓土的雄心和勇气，致使一败再败，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华夏族群衰落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中，没有灭亡只是由于人多势众。儒家思想在中国没有占据至尊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威镇四方，人人勇赴战场，为国捐躯，“汉*”一词在唐朝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人说，汉武帝不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汉武帝只不过把汉朝前期的黄老无为思想转变成儒家学说装饰的多欲政治，并不是纯儒学，儒学不能用来全面治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中国史纲》中说：“汉武帝推崇儒家，但他却不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董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来，则修文德以来之’，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曾婉谏过。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违反‘天理’的。” 董仲舒所谓的不与民争利就是要国家不要压制地主豪强，任由他们膨胀。
汉武帝用兵四十多年，虽然取得辉煌的胜利，但也导致了“海内空虚”，社会矛盾尖锐。在他逝世前三年，下罪己诏，渴望与民休息，社会开始稳定下来，汉朝转危为安。汉武帝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大规模的开疆拓土，更在于他晚年保持着极为清醒的头脑，作真正的“自我批评”。从这一方面看，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等少数几位可以称的上伟人，伟人的伟大就在于他的谦虚和求实，而不是刚愎自用，到死仍然执迷不悟。汉武帝和唐太宗进行的是对外战争，而以后的人们基本进行的是内战，不可同日而语。汉昭帝即位以后，复行汉初的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汉宣帝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农业又成兴盛气象。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降汉，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极点。汉宣帝以后，统治思想变成了纯儒学，所谓的纯儒学就是依据孔子所传在周天子统治下承认封建割据合法性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宽厚温柔的《诗学》最为盛行，皇帝不懂刑名法术之学，就无法驾驭群臣，只能导致中央集权的削弱，在当时中央能够集权、能够驾驭地方，国家就不致分裂、混乱，所以中央集权在当时是非常积极的。汉宣帝教训汉元帝说：我们汉家的制度，一向杂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学习西周政治学纯儒呢！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汉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以重任，又使通一经者可以免除赋税，腐儒地位迅速提高。但帝国的吏治和社会风尚则每况愈下。他们的为官之道是：“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腐儒们懒于奉法行事，随着儒学的兴盛，法治思想日益衰弛，帝国开始衰落。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强盛的顶峰，但面对这样辉煌的战绩，犬儒们在汉武帝在世的时候，就对汉武帝的大政方针非常不满。朝野对时政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汉武帝去世后，这种分歧在汉宣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全面爆发了。在经济方面，犬儒们主张废除盐铁官营，汉武帝时，为了保证反击匈奴战争的顺利进行，任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改变西汉初期盐铁任由民间经营的做法，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设立盐官和铁官，统一经营盐铁。对于犬儒的这一主张，桑弘羊坚决反对，认为盐铁官营扩大了财源，堵塞了豪强大家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在军事国防方面，腐儒们把汉匈战争的爆发曲解为汉武帝好大喜功、开地拓边的结果，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防。对于汉朝军民即将赢得的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战争，犬儒们却认为是亡十获一，“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间，民不能自守”。犬儒们无视历史事实，造言战前汉无匈奴南下扩张之患，诸夷纳贡，一片升平和乐景象，汉军反击匈奴的战争谈不上自卫性和正义性。他们诋毁桑弘羊执政十余年，低估了匈奴实力，建议武帝用兵西域，得不偿失。汉武帝又因张骞夸谈大宛天马的原因，才兴师伐大宛，这更是“万里攻人之国”的不义战争。因此腐儒们要求执政者去武行文、废力尚德 ，“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那些败类甚至欲将秦汉帝国四海之地限定为：“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整个是要搞试验田了，实在是为华夏族群设计了再好不过坟墓。
针对犬儒们的指责，执政官员阐述了政府相关的军政方略及史实真相：汉兴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屈辱的和亲政策助长了匈奴贪欲及其南侵的野心，以致汉文帝时烽火通甘泉，和亲之约无世不订，但匈奴背信弃义，“百约百叛”，和亲政策根本不能阻止匈奴南侵。因此汉军对匈奴的反击，具有进步性和正义性。早在秦统一以前，燕赵“尚犹却寇虏以广地”，武帝之世，国力强盛，对匈奴进行战略反击是由当时客观形势和帝国长远利益决定的，必须如此，“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此长患”。
关于西域用兵问题，桑弘羊指出，西汉前期，匈奴势力扩张，西夷大宛、康居，南与群羌通，汉武帝派遣汉军占领河西，才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西域诸国纷纷反抗匈奴，这是折断匈奴右翼势力的决定性胜利，有利于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至于汉军攻伐大宛，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大宛在匈奴的挑唆下发起排汉活动，“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通过这次战争，匈奴远逃，西域诸国纷纷要求内附。如果帝国稍微有所疏忽，“是弃于胡而资强敌也”，那将使即将成功的千秋大业毁于一旦。在盐铁会议上，除了停止酒类专卖，其他一切政策继续进行，腐儒的想法没有得逞，汉宣帝继续汉武帝时的军政方针，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成就了“汉宣中兴”。
羌胡归汉
朝纲紊乱
任何制度有利也有弊，汉朝实行察举制度，本来是选举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请托舞弊已经非常寻常了，察举制度也完全失去了其创的本意，加之那时人们读书的机会非常少，古代书籍都是用竹帛书写的，很少用纸张，更没有印刷。印刷自唐宋时才开始，因此抄一本书费用就大了，因此读书受到很大的限制。当时一个读书的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同时也就有钱有势。谁若是做了几个郡的太守，各地经他荐举的便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如在政治上得意了，少不了对原来荐举他的人报些私恩。汉代的选举制度是分名额的，于是每郡有限的几个名额便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这样就造成了以后的世族门第，也就是魏晋时期的士族了。加之西汉后期实行纯儒政治，朝纲不振，而士族是极端腐朽的，这样汉族群就开始慢慢地衰落了。东汉虽然继续对外扩展，但由于朝纲不振，宦官、外戚、士族纷争不休，东汉就这样内耗完了，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
东汉末年，经过汉朝的长期打击，北匈奴日渐衰落。漠北草原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鲜卑，鲜卑吞并了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占领了北匈奴故帝。势力强大之后，鲜卑又重蹈匈奴的覆辙，将目标对准了富庶的中原。156年，鲜卑进攻辽东郡被击退 。后来他们右进攻归顺汉朝的南匈奴，没有赚到便宜。后来他们一度于南匈奴达成协议，共同进攻陕西、甘肃的东汉边境，但他们在强大的东汉军队面前退缩了。公元220年，当汉朝在内战中灭亡后，国家大乱，但北方的游牧部落没有趁机南下，逐鹿中原。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汉朝三百多年对北方草原的沉重打击，游牧部落或是心怀恐惧，或是虚弱不堪，仍然敬畏的倾听着中原发生的一切。尽管三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内战，但是西域诸国依然忠于三国之首的魏国。晋国取代魏国，同意中原后，西域诸国有忠于西晋。279年，鲜卑人进攻凉州附近的甘肃边境，被西晋大将马隆击退。
如《草原帝国》的作者勒内·格鲁塞所说，“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占据其位置的鲜卑人已经表明他们无力恢复对中原边境的攻击。当中原似乎不再受到草原威胁的时候，4世纪的蛮族大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内似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这次入侵不是由于蛮族之地的骚乱而引发的，也不是由于某个阿提拉（威振欧洲的匈奴领袖）的行动而引起的，仅仅是由于中原力量的衰落而引起的，中原的衰落像一根真空管，把当时驻扎在西晋边境，作为西晋盟邦的蛮族吸入中原。”
中流砥柱
在大乱中，一些杰出的人物试图挽救帝国的衰落，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曹操了。当董卓为乱的时候，他募兵数千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几万，谁也不敢跟董卓作战，只有曹操带领几千人单独进攻，虽然大败，但却证明曹操的胆略和气魄是非凡的。曹操重视农业，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进行，黄河流域遭到破坏的经济在曹操的统治之下逐步恢复。
曹操在疆土方面最大的功绩就是北征乌桓。乌桓是当时东北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大部分已经居住在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不断参与汉族群军阀的斗争。汉族群军阀竭力争取乌桓帮助自己攻击敌人。一些汉人逃入乌桓境内， 为乌桓运筹策略。乌桓又是趁天下大乱，攻破幽州，掠有汉民十余万户。205年，袁绍次子袁尚被曹操击败后，胁迫幽冀军民十余万投奔乌桓，企图借乌桓力量夺回冀州。曹操为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安定东北，解除南下、西进的后顾之忧，遂决定北征乌桓。207年，曹操亲统大军北征，乌桓全军崩溃，首领被杀，乌桓及汉民先后降者二十余万。一些乌桓贵族逃到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同年十月，代郡行单于曹富卢、上郡行单于那楼率各王谒曹操于易水，北方尽服。曹迁三郡乌桓于幽并二州一带，选其壮健这为骑兵，参加征战。这不仅增强了曹魏的军事力量，也促进了汉与乌桓融合的过程。曹操及其继位者对乌桓还是采取伐叛柔服、恩威并施的方针。218年，上郡及代郡乌桓叛，曹讨之。以后乌桓融于鲜卑，又随鲜卑融于汉。
东汉以来，南匈奴内附，曹操将入居并州的二十余万匈奴分为五部，每部派汉人司马进行监督。这使南匈奴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匈奴原来部落组织逐渐解体，部落酋长对部民的直接统治，逐渐变为曹魏对部民的直接统治，南匈奴的部众逐渐变为政府的“编民”，要缴纳赋税，经常被征调守塞、保边，甚至参加征战。有的部落民沦为好族的田客或奴婢。222年，曹操的继承者平定河西走廊，后在楼兰设西域长史府，对西域广大地区行使有效管辖。
为了打破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曹操试图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人来冲淡士族的势力，减轻取代汉朝的阻力。但士族势力依然很大，曹操只好决心做“周文王”了。曹丕行九品官人法，取得士族的拥护顺利代汉。曹丕在洛阳建都，在汉宫的基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园囿，掠夺民间美女，荒淫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期。继起的司马氏政权不是不腐朽，而是不敢过度腐化，中原地区的经济逐步发展，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到晋武帝时中国又重新统一。晋朝代魏又对士族做除了巨大的让步，士族的势力更大了。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后，晋武帝不听群臣苦劝，要仿照儒生坚持行三年丧礼。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士族。西晋门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