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　杞人忧天

104）朋友啊！朋友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无私地帮助别人，不求任何回报，这是山东人（当然不是全部）的脾气。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困难，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臧天朔的这首摇滚歌曲，我百听不厌。

　　抓“5.16”运动结束后，许多老同学有的失去了联系，有的开始同我联系，分配到外地来京出差的一些老同学常到厂里来看望我。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很晚了，我和尹聚平正要睡觉，听见有人敲房东的院门，我出去开门一看，来人给了我一拳，啊！是朱军。他又黑又瘦，象个鬼似的，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朱军在北航是我组织保卫部的工作人员，应当算我的办公室主任。我不在时，把许多权力都交给他，全院的财务报销他代我签字，我的手枪交他保管。他个子不高，精明能干，是我的“死党”和干将。我和韩爱晶赴山西、山东以及我去厦门抓周国怀，都是带他去的。他毕业后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一起分到了贵州航空部某基地。

　　抓“5.16”运动中，军管会多次让我交代、揭发朱军的问题，我是他的领导，不可能揭发他的问题，况且他也没有什么问题。从军管会的口气看来，朱军单位也把他隔离审查了。

　　不知北航的掌权者什么时候把“北航红旗”定成了“反革命组织”，就象解放初期清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分子一样，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们在抓“5.16”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查、关押，几乎无人幸免。有的人，包括个别头头因受不住逼供，贪生怕死，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地写了许多所谓揭发别人的材料。但朱军是好样的，椐我所知，他没有胡说八道，也没有出卖我，揭发我。

　　我和尹聚平赶紧把朱军请到屋里。老同学死里逃生又重逢不容易，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的军管会坏得很。他和爱人皆被关在地下室里一年多，受尽了折磨。贵州潮湿，二人放出来时，两腿皆走不动路了，是抬到医院去的，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过来。

　　“都是因为你。”朱军拼命地抽着烟，笑着说，“军管会一天到晚逼我交代你和韩爱晶的问题，说我是‘5.16’分子，全是他妈的北航转去的材料。还骗我说你也写了材料，揭发我是‘5.16’分子，是你发展的。我一听就是假的。”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一个大学生，抓“5.16”时被逼疯了，半夜里用菜刀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砍死，自己从四层楼跳下去了。

　　呜呼！这就是文革中的抓“5.16”运动。某些人总认为自己文革中受了迫害，把一切气撒在造反派身上，整起造反派来毫不手软。可是造反派也是人，他们中间也有没干过坏事的好人。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究竟谁是谁非，只有苍天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我问朱军。

　　“谢天谢地，林彪叛逃后，我们军管会主任是林彪死党，被抓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解放了。我们成了受林彪死党迫害的英雄，一下子就翻身了。你们呢？”

　　“咳！别提他了。林彪事件都不让我们知道。北京邪门儿，‘九.一三’事件后又关了我们近一年才放出来，至今不得翻身。”

　　“贵州那边‘5.16’都否了。抓‘5.16’是林彪搞的，天天喊林彪语录，一个不漏，一个不漏。林彪一完蛋，全翻案了。”

　　“可你不知道，北京这边抓‘5.16’可是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江青他们搞的。周总理对抓‘5.16’也有指示，‘5.16’主要是反总理的。”

　　“反总理的那个‘5.16’就几个人，早在1967年就处理了，事过两年之后又想起来抓‘5.16’，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中央文革是贼喊捉贼，拿造反派的脑袋堵老帅们的嘴。看着吧！中央早晚又要出事。” 朱军不愧我的部下，“英雄所见略同”。

　　接着，朱军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我看，真正的‘5.16’后台就是毛主席。‘5.16’者，造反派也！造反派的总后台和最高统帅就是毛主席。”

　　“这话有道理，可不能乱说。” ……

　　老同学一气聊到天亮，和衣而卧。

　　从此以后，我和朱军经常保持联系。

　　恢复高考以后，朱军夫妇为了摆脱贵州三线山沟里的日子，发奋图强，双双考回了北航研究生培训班，二人带着孩子上学，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但是，由于不算正式研究生，北航未发硕士证书。按规定，必须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朱军原单位也要求他们回去，并许了朱军科技处长的愿，这是他自己说的。

　　朱军夫妇一心想留在北京，我义不容辞地尽力帮忙。我托了许多人，想了许多办法，朱军自己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朱军一家四口的户口进了北京。

　　当时办一个北京户口比登天还难，朱军一家四口户口进京，连派出所的人也惊呆了，他们怀疑朱军是高干子弟或有通天的关系。

　　户口进了京就好办了。我借了厂里朋友一间房子，安置朱军一家住下。我把朱军当成手足兄弟，该办的事自然不在话下。

　　关键的问题是要为朱军夫妇找一个好单位。这事比较好办，因为他们俩有学历，业务很好。

　　当时电子部正在筹建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公司。筹备组领导中有我的熟人和朋友。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把朱军夫妇的情况吹了一通：研究生毕业，精通外语，懂计算机，得过部级和空军多次嘉奖……总之，绝对是难得的人才。

　　第二天朱军夫妇便到该公司上了班，成了正式员工，连一个字的证明材料也没有，也没用面试、考试，只凭我一封信。档案是后来转过去的。

　　实事求是地说，朱军夫妇之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条件和优势，我不过尽了点义务而已。否则，换了两个笨蛋，人家也不会要。

　　后来，朱夫人被派往法国培训，但离出国还有一个月时，突然得了肝炎，指标很高。若不能很快降下指标，出国只好换人。

　　我托了电子部医院要好的医生朋友，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了朱夫人的病，没有耽误出国。

　　朱夫人在法国培训一年多，被法国某大公司聘请为该公司驻北京总部高级雇员兼翻译。据说该公司总裁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在钓鱼台接见招待，就是朱夫人担任的翻译。

　　朱军本人也被提为处长，一帆风顺，并很快分到了一套房子。

　　看到亲如手足的老同学今非昔比，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因在厂里一直受审查，当老百姓。我的地位、权力等于零，我的能力和关系已经发挥到极限。朱军夫妇基本上不需要我再帮什么忙了，但我们两家常来往，关系很好。

　　后来朱军认识了胡耀邦的二公子胡君，并带胡君到我家来玩，为胡君上研究生的事找我帮忙，我尽上了最大的力量，详情后述。

　　1984年，为了摆脱我在738厂的住房困难等困境，我毅然下海，受聘到海淀区玉渊潭乡任工业公司顾问和中玉实业公司副经理。

　　中玉实业公司是我介绍玉渊潭乡和朱军单位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联合成立的。玉渊潭乡出厂房、职工住房和地皮，中计公司出资金和技术人员，派人出任总经理，朱军担任技术副经理，我代表玉渊潭乡出任经营副经理。

　　当时，中玉实业公司同“四通公司”和“联想公司”成立时间差不多，但资金、技术等条件比“四通” 、“联想” 好多了，如果好好干的话，后来比上“四通” 、“联想”，也差不多。

　　当时我已经是下了海即将被厂里开除的人，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而朱军他们是公派的，铁饭碗。

　　我这人本事不大，唯一的长处是爱交朋友。我负责经营，但离不开朋友和技术，渐渐地，朱军单位派来的许多技术人员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受到了公司员工的赞扬和拥戴。我万没想到，总经理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更没想到，朱军竟站到了他一边。

　　“我们的人都让老戴拉过去了，我们被架空了。” 朱军竟然对一把手这样说。

　　我不知道朱军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化。历史上，共患难的朋友很多，共享受的朋友不多，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朱军应当理解我。他曾为我受了那么大的牵连，在关键时刻死保过我。

　　之后，我和朱军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误会也越来越大，很难再合作下去。

　　不久，玉渊潭的“老农民”议论纷纷，说中玉公司把“三种人”聘请来了。这还了得！别把玉渊潭的水搅浑了。

　　不久，中玉公司在朱军和总经理的“运作”下，终于解体了。他们没损失一根毫毛，而我，面临着讨饭的命运。

　　我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向玉渊潭的老农民解释我的一切，说了人家也不信任。如果连老农民也容不得我，那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将无我立锥之地。尽管招聘我的玉渊潭乡有关领导竭力挽留我，但他不是一把手，他保不了我。人活一口气，738厂是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尽管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尽管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趁着738还没有把我开除，我又回到了738厂。

　　后来朱军一直飞黄腾达。几年之后，总公司派他到深圳担任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北京总公司的领导。可是，二人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和分歧。朱军本事很大，他联合了许多董事向董事长发难。不久，《深圳日报》登出了头号新闻：某某公司总经理炒了董事长。

　　朱军后来曾向我多次解释，并请我到他公司去“打工”，我谢绝了，从此再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去了香港发财去了，我祝他发大财，祝他一家幸福。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观点相左，一家人夫妻、父子之间吵架的很多，但回到家中仍是一家人。可我和朱军之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我的心里一直在流血。

　　多年以来，我一直反省自己，检点自己的诸多失误，包括和朱军的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可能由于深厚的友谊基础一直在起作用，也可能是上帝从中安排，十年之后，我和朱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久别重逢。此时的朱军，据说已经是“亿万富翁”，整年全世界飞来飞去。匆忙一见不久，朱军又变得“无影无踪”了，我真心地祝愿他好自为之，平安无事。

　　什么是朋友？观点、利益一致的人就是朋友；把你当成朋友的人就是朋友；不出卖朋友的人就是朋友。要允许朋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不允许背叛，这是我的观点。

　　共患难的人最后不一定是朋友，但是，消除了误会或矛盾会成为更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广交朋友的人，实事求是地说，我有很多朋友。有些平常来往很多，与我有许多共同兴趣和爱好，平时吃喝不分，叫“酒肉朋友”也可以。这些人大都是淳朴的工人和同事，他们都很朴实可爱。我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但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一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不太关心政治；有些朋友平时很少来往，但一旦有事绝对帮忙；有些是纯政治上的朋友，气味相投，在一起只谈政治，但很少一起吃吃喝喝；厂里的一些老干部（包括一把手杨书记），抓“5.16”时曾整过我，但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节假日我常去看望他们；厂里原来的“保守派”头头，文革中对立得很厉害，后来哈哈一笑，皆成了朋友，有些人互相帮过大忙。从形形色色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了同情、理解、批评、鼓励甚至赞扬，这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105）怀念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文革之前是团中央书记。文革中，听说他受到不小的迫害。北航红旗与团中央隔行如隔山，既未反过胡耀邦，也未保过胡耀邦。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人民作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胡耀邦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戴，不是因他的权势，而是他的人格。他既是远见卓识，顾全大局、襟怀坦白的革命家，又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人民办实事的人民公仆。他去世后，人们那样悼念、怀念他，说明他为人民办了好事，真正地活在人民的心里。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工作期间，冲破一切阻力，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为许多受文革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作为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胡耀邦同志具有远见的卓识和宽广的胸怀。尽管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完全否定，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大度、宽阔胸怀，采取了网开一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张宽宏大量，吸取教训，既往不咎。他的主张和作法令我辈感激涕零。

　　笔者曾见过胡耀邦同志给彭真同志的一封信，那是一份夭折的中央文件。在信中，胡耀邦同志建议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小将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他认为，那些错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承担。” 老家伙” 们都站错了队，娃娃们有什么错？他们年轻无知，上当受骗，而受蒙蔽是无罪的。我们老同志们不要揪住他们不放，特别是受过打击迫害的老同志们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气量大一些，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高度上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没完没了。再这样整下去，何日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痕何时才能抚平？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创造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十分不利的……

　　胡耀邦同志说得多么好呀？我看了这封信后，感动得掉下了热泪。这真是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可惜，由于多种原因，胡耀邦同志这封信没有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和正式中央文件。

　　打倒四人帮之后，恢复了高考。原北航红旗的头头、二把手井岗山和清华的一个学生头头孙云以第一、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哈工大研究生。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委拿不定主意，请示了中央。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纪委副书记。中纪委某办主任闫草是我岳父的老战友，一天，闫叔打电话叫尹聚平和我去他家有事。

　　“井岗山你们很熟吧？”闫叔问我们。

　　“很熟，他是二把手。”我说。

　　“他打死过老干部和李井泉的儿子吗？”

　　“没有，绝对没有。北航没打死过老干部，但整了一些人。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校长魏思文。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是别人打死的，与井岗山没有关系。” 我如实的向闫叔汇报。

　　“听说你们把彭德怀打伤了，井岗山打了没有？”

　　“没有，是别人打的，井岗山当时不在学校。”

　　“没有就好，井岗山这个人总的说怎么样？”

　　面对闫叔叔，我这时把他当成中纪委的首长，我得到了向中纪委诉苦的机会。

　　“井岗山为人不错，他父亲是抗联的老战士，去世了。他为人很正派，心直口快，但思想同我们一样，受极左思潮影响严重。北航的问题，他是二把手，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他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武汉事件’，他和尹聚平去了。为这事，中央把我们整的好苦，我们都被关押审查了好几年。” 我如实说话，不敢乱说。

　　“武汉事件，那是中央的事，与你们无关。王力、谢富治也是奉命行事。中央早有规定，不准再查武汉事件的事了。”

　　“闫叔叔，我们很委曲，我总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我们有偏见，抓‘5.16’时整得我们好苦，现在又把我们当成‘四人帮 ’的人，我们感到十分委屈。”

　　“也难怪，领导同志也是人。你们造反时把老干部们整得很苦，人家也气，拿你们出出气，也可理解嘛！中央有数，中央只整少数人，很少几个。象上海徐景贤、陈阿大、北京蒯大富那样的。你们不是‘ 四人帮 ’的人，够不上，你们是吸取教训的问题。中央并没有把你们都当成坏人，年轻人嘛！” 闫叔叔说着，拿出一份文件，” 这不，今天叫你们来，是让你们看看耀邦同志的批示。你们要相信中央。井岗山考上研究生，是好事嘛！人才难得嘛！不过人家哈工大吓得不敢收，全国有名的大造反派头子嘛！报告了黑龙江省委，省委常委五比四，也定不下来，便请示了中央。耀邦同志批了，派我带记者去黑龙江落实处理。今天，找你们了解一下有关情况。”

　　于是，我们看到了胡耀邦同志对井岗山二人上研究生问题的批示：

　　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胡耀邦

　　我们万分激动。

　　闫叔叔留我们吃了饭，又聊了许多事情，告辞之后，我立即把好消息告诉了井岗山。

　　后来，井岗山所在工厂的工人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上了哈工大的研究生班。

　　（注：井岗山和孙云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后，风云突变，中国大地又开始大抓“三种人”，原来决定接收他们的北京某些单位迫于压力不敢再接收他们。靠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如今井岗山是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孙云是北京中关村某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这真正应验了当年胡耀邦“人才难得” 的话。）

　　胡耀邦同志文革中受到团中央某些造反派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按理他应该最恨造反派，但他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一切从国家的大局着想，令人感动。

　　民间流传着胡耀邦同志的一些笑话和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和赞赏。

　　胡耀邦从牛棚里出来后发配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以前做为高级干部，他肯定没有自己拿着火车票上过火车。那天，给他送行的家人拿着火车票上火车进站时，被冲散了，胡耀邦一个人随着人群挤上了火车，家人找不到他了，只好向车站说明了情况。

　　在火车上查票时，胡耀邦没有车票。由于他穿着十分普通，象个老农民，乘务员和乘警不认识他，便把他当成逃票的盲流对待，审问了他半天。要他补票，他又没带钱，眼看着要吃大亏。他只好说自己是胡耀邦，可人家见他这样子，不相信，幸亏车站的电话打了过来，才给他解了围。

　　又一次从河南干校返回北京过春节时，干校每个人发了几十斤黄豆。那时黄豆可是好东西。由于没有口袋，许多人便脱下裤子，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架在脖子上上火车。年轻力壮的人没什么，胡耀邦年龄大，个子矮，体弱，脖子上架着几十斤黄豆，上车十分吃力。幸亏乘务人员认出了他就是胡耀邦，扶着他上了火车。从此，胡耀邦用裤子装黄豆架在脖子上乘火车的事便传了开来，许多人当成笑话，不相信。

　　胡耀邦同志“解放”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他对子女管教很严，不准子女搞特殊化，不准利用他的关系走后门，完全同老百姓一样生活。

　　他的小儿子胡君在南京某军事院校当助教，娶了一位普通女工做妻子。此事在南京传为美谈。

　　胡君想调进北京，按说易如反掌。可胡耀邦不同意，说若实在想进北京，靠自己的本事正常提拔、调动。

　　胡君只好想法考取北京高校的研究生，这样毕业后可以留在北京工作。

　　大约1978年的一天，我的大学同学朱军带着一个穿着朴素的小伙子到738厂找我玩。老朱只说小伙子姓胡，是他的朋友，特来拜访我。

　　我把朱军和胡君请到家中，买了一只烧鸡，炒了几个菜，招待他们。

　　酒席间，老朱说胡君是他的好朋友，在南京某军事指挥学院工作。他想考北航的研究生，希望我帮个忙，因为我在北航认识的人多。

　　我一边敬酒，一边询问胡君的有关情况。胡君很朴实，个头不高，人很精明，当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有些结结巴巴，似有难言之隐。

　　老朱笑着说：“他想调回北京，只有考研究生一条路。他老子官很大，很有权，但不帮忙。”

　　“你父亲为什么不帮你说说话呢？” 我奇怪地问。

　　“别提我那个老子啦，他太马列，他才不肯帮我呢！他反对我进北京。” 胡君生气地说。

　　“你老子也太不近人情了。现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调进北京算什么，这点小事他也不帮忙？要是我老子，我一定造他的反。” 我半开玩笑地说。

　　“咳！实话告诉你吧，他老子就是胡耀邦。” 朱军道破了天机。

　　我一听，吃惊不小。一看小伙子，对，没错！长得特象胡耀邦，我连忙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多多原谅，我不该骂你父亲。你父亲可是个好人。”

　　“没关系，请戴大哥帮帮忙吧。” 胡君一脸憨厚。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别的马屁不拍，这个马屁我拍定了。” 二两酒下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

　　我们一边聊，一边高兴地喝起酒来。

　　第二天，我就跑到了北航，找了有关的领导，谈了胡君的情况，并请北航照顾和保密。北航领导同意，但要例行一下程序，参加考试。

　　这事眼看着就办成了，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不知北航谁把这事捅了出去，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胡耀邦很生气，坚决不同意，并把儿子和有关人责骂了一顿。

　　后来，胡君在南京努力工作。胡耀邦同志去世前，才靠正当手续调来了北京。

　　由于多种原因，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胡君。

胡耀帮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拨乱反正，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后来在学潮问题上，犯了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

　　1987年1月10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胡耀邦的辞职报告，但保留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决定推选赵紫阳同志为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两年过去了。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听着大家的发言，突然一阵头晕目眩，两眼发黑。他呻吟了一声，头一歪， 倒在了沙发里。主持会议的赵紫阳立即停止了会议，秦基伟把胡耀邦扶在沙发里，江泽民掏出了救心盒……

　　1989年4月15日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然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你是伟大的战士，你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汉。你不是神，你也有缺点和失误，但你是大写的人。你是搏击长空的雄鹰，你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你能返回万里长空。以上几句话，算是吾辈们对您的永远地怀念吧！

106）话说赵紫阳

　　提起赵紫阳，这里来一段“话说”。

　　胡耀邦同志被迫辞职后，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后来却犯了“支持动乱” 、“分裂党”的错误，也不得不辞职下了台。中央内部的事情，老百姓说不清楚，但在他被打倒之前，同胡耀邦一样，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两匹骏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换马，是马不听话，不换不行。“反正人老了也无所谓了”，不拉车的老马更轻松，更舒服。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1919年生，父亲是一位地主乡绅。赵原名赵修业。赵紫阳是后来参加革命后他自己起的名字。赵的先祖也是来自山西老槐树地区的。13岁时，赵修业经共产党员徐仲三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是1932年6月，赵当时是桑村完小的学生。小小年纪的赵修业这就算参加了革命，跟着进步教师们散发传单，跑腿送信等。几个月后，共产党人发动的磁县暴动惨遭镇压，共产党人被捕或转移他乡和地下，赵修业没有事干了，又回到父亲身边，继续上学，同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赵修业考入了开封的省立初中。1936年夏天，17岁的赵修业考入了武昌高中。1937年”7.7” 事变后，一心抗日救国的他毅然辍学，并改名赵紫阳，回到家乡，开始寻找党组织。

　　1937年10月，当时的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王从吾（后任中纪委副书记）派濮阳中心县委书记蒋中岳到濮阳、滑县边界一带恢复共产党组织。

　　蒋中岳1929年经王从吾同志介绍入党。他知道滑县有个赵修业，并认识他的父亲。当时蒋中岳是地下党员，身份不公开。后来，王从吾、蒋中岳等人因组织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7.7” 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8年2月，蒋中岳到了滑县，找到了已改名的赵紫阳，问他还愿不愿出来干？赵紫阳说愿意干。于是蒋中岳和李光录（后任北京铁路局总工会主席）便介绍赵紫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让赵紫阳办了正式入党手续，并确认了他1932年参加革命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赵紫阳1932年参加革命（共青团），1938年才入党的原因。

　　赵紫阳有文化，进步很快，不久便到山西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了几个月，1938年9月赵紫阳就当了中共滑县县委书记，1940年春天便任冀鲁豫三地委书记了。不久，赵紫阳又升为桐柏地区党委书记。解放后，赵紫阳当了广东省委副书记。蒋中岳解放后任河南省工会主席，劳动厅长。作为老战友，赵紫阳到郑州时，必来看蒋中岳，蒋中岳到广州时，也必去找赵紫阳。

　　文革初，广州不断有人来找蒋中岳调查赵紫阳，说赵紫阳是叛徒。蒋中岳破口大骂：“你们滚！我们都是叛徒，共产党都是叛徒，就你们是好人！” 把外调人员轰走了。

　　1968年，蒋中岳成了笔者的岳父。有一次我问他，赵紫阳被捕过没有？岳父说，赵紫阳当时还是个孩子，家里是大地主，我入狱后他就回家了，又没有被抓起来过，怎么能是叛徒呢？38年以后，一直在冀鲁豫一块工作，更没有问题了。岳父说他入狱后，倒是有人叛变了。岳父在狱里组织越狱，任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岳父一直在河南工作。岳父常以老资格自居，脾气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后来又说彭德怀的好话，被打成“右倾”分子，差点开除党籍，发配到新乡一个厂子当书记，文革前才又当了劳动厅副厅长。文革以后，岳父也被审查，同赵紫阳、万里等老战友皆没有联系了。直到1973年得了肺癌，来京治病，住不上医院，才给万里同志写了封信求援。万里当时刚解放，立即派人把岳父安排住进肿瘤医院。1974年岳父去世时，在四川的赵紫阳派省委的干部来河南吊唁，赵工作太忙没有来。

　　赵紫阳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整得很厉害，他恨造反派，恨“三种人”是很正常的。后来他当了总理、总书记，最后却犯了“支持动乱” 、“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下场同“三种人”差不多，并始终不得“解放”，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人物。

　　赵紫阳同志越来越“老了”，满头银发，但身体和精神很好。前几年还有人“陪同”到全国转转。他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逍遥派”和“寓公”。作为寓公，赵紫阳平时只能在家中散散步，炼炼身体，种花养狗，然后就是看书。他喜欢看小说，历史书，经济专著，尤其是国内外的文革书籍等。

　　前几年，赵紫阳在接见来访者时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不管自己的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把原因推到别人身上，主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可以减少思想上的压力和不平衡感。我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共产党人，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失误往别人身上推卸，尽管也可能别人要负一些历史的责任。例如我没有能力扭转历史的乾坤，这能是别人的责任吗？这就是自己的水平不行嘛！不行就是不行，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伟大的历史功勋之一，就是帮助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当时华国锋当权，“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是很难的，要经过许多斗争。我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从来不是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而是把改革的每一步都同政治上的较量结合起来，而在军事上也就是他的安全方面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这是他的优势，没人能比。这点，不仅历史上的改革家无法比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无法比拟，苏联的军权不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当时的华国锋更不在话下了。

　　赵紫阳说，1989年5月16日，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指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年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说这话时，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感到应当把我们党内的这一重要情况公开讲出来，这是事实，讲出来没有什么坏处。香港记者浑水摸鱼，歪曲我的本意，说我对邓小平不满、发起“倒邓拥赵”风波。小平同志也对我不满，加上对学潮看法有分歧，导致了我的辞职。我是认识到无法更好地和他配合的时候，主动要求退位的。既然我对当时小平同志的举措不理解，那么执行起来肯定不得力，与其落一个阳奉阴违的罪名，不如把话当面说清。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品德。我这个人是最反对两面派作风的，这是我在邓小平同志面前特意说明了的。邓小平对我说：“也好，你看着办吧，我们都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可以让实践来检验。”

　　赵紫阳说，小平同志比起来毛泽东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采取的办法是统统不用或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讲平衡，讲五湖四海，讲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邓小平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不允许给不同意见者留有更多的时间来重新认识问题的机会，只能请他们下台自己慢慢考虑去吧。我看清了这一步以后，只好主动要求退位。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关于改革开放，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问题上，我与小平同志没有分歧，无非是一个愿更快一些，一个主张平稳一点，没有根本分歧。对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学潮，本来，学生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非常可贵。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也非常重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学生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学生们停止绝食，采取我们的意见，就可以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有些人钻了空子，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情推向了极端。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过打击迫害，但我没有对毛泽东有过半点的怨言。尽管我对他老人家的一些做法有我自己的看法，那时自己总是想追赶上主席的思维。现在我就是在认真地回顾往事，反思自己。未来的历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预测到的，一个政治家的前途和命运也不是完全决定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一个人只要做到了问心无愧，就可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自身的安静。我现在从心里祝愿我们党今后能够把相互间的同志关系搞得更好，更正常，从制度上废除和消灭一切腐败堕落现象存在的土壤。也许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全党努力是一定能办得到的。作为一个下台的老共产党人之一，这也是我真正的心愿。

　　赵紫阳的这个心愿是真诚的，我们由衷地希望这一天的到来。祝他和许多退下来的老同志们心安理得，过个幸福的晚年。

　　（笔者注：本书初稿写于2000年以前，当时赵紫阳还健在。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因患呼吸道和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85岁。官方新华社和所有媒体以不到60个字简单报道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所有的网站不准任何评论，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为了“节约闹革命” 吧！对于我岳父的老战友的去世，我代表全家表示衷心地哀悼！对于赵紫阳的功过是非，笔者无资格也不愿意评论，因为历史老人是最公正的法官。据” 与时俱进” 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说，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作为1980年代的领导人，赵紫阳与当代中国高层之间已经没有很深的渊源，他当年的政治改革设想也大多成为现实，因此无论从人脉关系还是政治理念上讲，赵紫阳对当今中国政治的影响力都已经相当有限。）

107）万里重返沂蒙山的故事

　　万里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我岳父在冀鲁豫时的老战友，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打击迫害。

　　多年之后，我在故乡诸城见到了一位在沂蒙山区某县当领导的朋友。他向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只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两点，一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能忘了老百姓，二是中国需要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否则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沂蒙山区某县有一位烈属老大娘，她丈夫早年牺牲了，她孤寡一人度晚年。

　　1985年11月，她丈夫的老战友、文革中受迫害后重新出来工作的万里副总理来沂蒙山区视察，点名要看望这位老战友的遗孀。1938年冬天，万里曾在这里战斗过，当时许多战友牺牲在这里。当地领导措手不及，只好硬着头皮陪同前往。

　　老大娘住在半山坡上用石头垒的一间破草房里，汽车开不上去。万里同志步行爬了上去，陪同的父母官们已汗流浃背。老大娘见到万里，一开始不敢认。万里握着老人的手说：“老嫂子，我是东平县的万里呀！”老大娘欣喜若狂，老泪纵横。万里问老人有什么困难，老大娘说：“没困难，没困难，有吃有住，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太好了，比旧社会好多了。” 万里问老人吃什么？老大娘把万里等人领到里间，只见地上一群耗子一轰而散。老大娘指着地上一小堆发霉的地瓜干说：“这些满够我吃的了。” 万里的鼻子开始发酸，又问吃什么菜？老大娘高兴的领万里等人来到院子里指着一口破咸菜缸说：“有咸菜，我咬不动了，煮烂了吃，又香又甜，可好吃了。”万里上前一看，缸里白花花一片全是蛆，问：“这还能吃吗？” 老大娘说：“不要紧，不要紧，蛆喂鸡，咸菜我吃。”万里的眼泪下来了，陪同的父母官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老大娘从炕席底下捧出一把带土的花生，一边请众人吃，一边说：“真对不起，没什么好招待你们。” 万里让秘书把花生包了起来。他拉着老大娘的手哽咽着说：“老嫂子，我万里对不起你！共产党对不起你！我一定把这包花生带回中南海。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赔礼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眼泪都下来了。我不知道这包沂蒙山老大娘的花生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这包花生应当放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我不知道毛老人家在天之灵和共产党的清官、贪官们看了后作何感想？

　　解放多少年了，许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这种水平，实在让人无话可说。万里同志在视察贫困地区时气愤地说：“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我就不信！他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社会主义还讨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旧社会的县官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对得起老区人民。”

　　万里同志身为共产党的高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忘本。他始终牢记着共产党的宗旨，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负重，顶着逆流，大抓包产到户，发展农村经济，大抓铁路运输，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旧社会的某些小官还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为什么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做不到呢？这就叫腐败。老百姓说，文革中把许多好干部和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打成“走资派”，批斗、挂牌子、坐飞机，甚至迫害致死，绝对是错了。但如今，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认为再也不会有人造他们的反，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因此变本加厉地搞腐败。他们上欺中央，下压群众，有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许多老百姓气愤地说，现在如果把共产党的干部（当然是下边的干部）排起队来统统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绝对有漏网的。这些“反动透顶”的言论和震撼人心的农村黑幕，在最近公开出版的、已经震惊了国内外的新书《中国农民调查》里有大量的披露。但愿我们的各级干部看了后不要“跳高”，以免激发心脏病。

108）羊“告御状”的故事

　　本书不是小说，字字都是历史的血泪铸成。下面的故事类似天方夜谭，但确实在我中华民族神州大地上发生过，不管它是悲剧还是喜剧。由于当时考虑影响问题，有关人员多年来严格保密，守口如瓶，以至于知道的人很少，就连国内外某些消息灵通人士也不曾晓得。笔者当时有幸路过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奇闻，后来又从朋友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也自觉保密了多年，从未对任何人谈起。如今时过境迁，旧貌换了新颜，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已经没有什么重大价值，所以写出来让读者当笑话听听。用相声元老马三立先生的话说，” 逗您玩玩，千万别当回事儿！”

　　话说公元1998年的一个冬夜，笔者去西单朋友家欢聚，深夜之后才骑自行车回家。快到中南海新华门时，突然看到几个农民赶着一群羊向前走。北京人爱吃涮羊肉，早些年冬天晚上常有人赶着羊群往饭馆里送活羊，不足为奇。（注：白天因影响交通，不允许。）羊群挡住了我的路，我便下了自行车跟在后面。我无意中数了一下羊群，一共24只，个个皆体大膘肥。突然，我发现每只羊的脖子下面都挂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感到奇怪，正想向赶羊人询问，只见羊群已经到了新华门大门口。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只见几个赶羊人迅速分散开来，弯腰伸出双臂，把羊群往中南海里又轰、又赶、又推。

　　大事不好，要出事！我迅速跳上了自行车，向前猛骑了一百多米后停了下来。我想，如此好戏，何不看个究竟？我又不认识赶羊人，怕什么？于是，我又返了回来，停在中南海大门对面不远的地方，点上一支烟，看起了热闹。

　　中南海门口值勤的武警战士们对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但训练有素的他们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时有几只羊已经跑进了中南海里。顿时，哨声大作，只见中南海里迅速跑出了一队战士，把羊赶了出来。一些战士控制住了羊群，一些战士立即把赶羊人抓了起来。这时，许多战士——中间当然有当官的——发现了羊脖子下面的大信封。

　　“我们是来给中央首长送礼的，不要抓我们呀！”肇事者的哭喊声和羊叫声响彻夜空。

　　不一会儿，开来几辆警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把“肇事者”和“肇事羊”拉走了。我们几个围观的过路者也被警察轰走了。

　　中南海大门口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路上，我总在想着这件蹊跷事，好奇心促使我一定要搞个明白。

　　俗话说，朋友多了好办事。无巧不成书，笔者的的一位警察朋友恰恰是处理此事的有关官员。后来从他口里，我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也！

　　话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很富，富得“朱门酒肉臭”；有的地方、有的人很穷，穷得“路有冻死骨”。S省S县是共产党的革命老根据地。由于多种原因，当地农民生活一直很苦。而名目繁多的“提留摊派” 、“苛捐杂税”更令农民苦不堪言。某些乡、村干部不懂“三个代表”为何物，贪污受贿，腐败透顶，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如狼似虎，甚至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S县有一个赵家庄子村，地处山区，老百姓生活很困难，家家靠养几只羊当“银行”。该村出了个“能人”，外号“赵霸天”。他靠请客送礼拉关系，买通上级官员，当上了乡党委书记。此人“兔子专吃窝边草”，一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劣迹斑斑。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年大年初一，“赵霸天”正在家中同县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人喝酒，村里一个因骂过他被他开除了“村籍” 的青年来苦苦哀求他批准开个外出打工的介绍信。赵霸天一边喝酒，一边说：“你没有村籍了，不归我管了，你爱找谁就找谁去吧！” 青年无论怎么哀求，赵霸天就是不管。青年气得哭着走了，走到院子里时骂了一句。

　　这时，喝酒的公安人员拍起了“马屁” ：“赵书记，大过年的让这小子扫了兴，我们教训教训他。”“赵霸天” 说：“你们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该青年便被传到了乡派出所里。公安人员二话没说，仅仅三棒子——一棒子打断了腿，一棒子打断了胳膊，一棒子敲开了脑壳。该青年活活被打死了。

　　打死人后，县公安局例行公事地把打人凶手抓去关了几天就放了。“赵霸天”破了一点财，为凶手们消了灾。一切很快就风平浪静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是，民心不可侮。“赵霸天”等人的累累恶行激起了民愤，正直善良的乡亲们忍无可忍了。他们联合起来，不断到县里、市里甚至省里去告状，但皆无济于事。不但告不倒“赵霸天”，反而受到了严重地打击、报复和迫害。最后一次到省里上访，被县公安局的人抓了回来，几个带头的村民竟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村民们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日子怎么过？

　　一位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的时候，这种反抗总有一天要发生。

　　“我就不信没有地方讲理去！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官都像我们这里一样！我就不信党中央不管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到北京告‘御状’去！” 村子里一位年轻气盛的小学教师说。

　　“对，到北京告‘御状’去！你们看咱们的中央领导人多好！江总书记到处访贫问苦，关心咱老百姓。朱总理张口闭口挂念着咱们农民。坏就坏在下面这些贪官污吏身上，他们害怕中央知道我们农民的情况。只要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村子里的人们齐声附和。

　　“可是，到北京告状，我们人生地不熟，怎么告法？弄不好把我们当成坏人抓起来怎么办？再说，到北京要化很多钱，我们哪儿有钱？”有人担心。

　　“我有个好办法，可以不花钱把上告信直接送进中南海里去。”小学教师说，“贪官污吏能花钱买得鬼推磨，‘赵霸天’买通了上面当官的，才敢这样欺负我们。我看咱们也给中央首长送礼，没有钱可以送别的。快过年了，咱们给中央首长送点礼物去，就往中南海里送，顺便把上告信捎带上。自古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你们看怎么样？”

　　“这个办法好，可我们送什么礼物呢？咱村穷成这样，家家除了几只山羊，还有什么？” 村民们犯了愁。

　　“就送山羊！”小学教师早有打算，“听说北京人爱吃涮羊肉，中央首长也是人，一定也爱吃。咱这里的羊没有污染，叫做绿色食品，中央首长肯定喜欢。我建议各家条件稍好一点的每家出一只羊。我算了一下，有24只就够了，因为中央首长从政治局委员到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一共24人，每人送一只就行了，多了我们也送不起。咱们凑点钱租辆破卡车，把羊拉到北京，晚上行动。每只羊脖子上挂一封信，每个信封上分别写上‘江总书记收’、‘李委员长收’、‘朱总理收’、‘姜春云副委员长收’、‘吴官正政治局委员收’等等。反正每人一只羊，一封信。只要晚上把羊赶到中南海门口轰进去就行了。那地方我到北京时去过，认识路。站岗的要问，我们就实话实说，给中央首长送礼来了。咱们又不干坏事，怕什么？”

　　朴实、可爱、可笑、可怜的村民们说干就干。大家一致推举小学教师为全权代表。如果到北京出了事被抓起来，全村出面营救并负责照顾其老婆孩子的生活。小学教师很快写好了上告信，找人抄写了24份；又用破水泥带子糊了24个大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写上一位中央首长的名字；又挑选了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陪同，把各家凑上来的25只羊装上了破卡车。就这样，25只羊带着乡亲们的希望，向着真理的圣地——北京出发了。一路颠簸，到了北京大红门附近，找地方停了下来。

　　细心的乡亲们之所以多拉了一只羊，是怕路上万一颠死一只好做“预备队员”用。否则不够24只，中央首长们分配不公，打起架来怎么办？那是很丢面子的。谢天谢地，幸亏多拉了一只，在路上果然颠死了一只，差点误了大事。

　　写到这里，笔者写不下去了，眼睛不争气，开始模糊起来，喉咙也有些发干。啊！我可敬、可爱、可悲、可怜的农民兄弟、父老乡亲们！我对不起你们！我恨自己没法当你们的“父母官”，也没法当你们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说，你们受苦了!是你们整年脸朝黄土背朝天埋头苦干，养活了城里人，也养活了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们。他们不但不感激你们，反而变着法子欺侮你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向你们三鞠躬。

　　就这样，被逼得走头无路的农民兄弟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北京中南海大门口上演了一场“羊告御状”的故事。

　　值得读者欣慰的是，这次” 羊告御状” 的严重事件不仅感动了笔者，也感动了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有关官员。结果是，“肇事者”不仅没有抓起来关进监狱，反而受到了友好地对待，当然批评教育是免不了的。上告信最后到达了中央领导人手里，听说某中央领导“拍案惊奇”，大骂当地官员“无法无天”！最后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估计不错。“肇事羊”的命运就对不起了，在北京“就地正法”后“拍卖”，其所得一分不少地交给了“肇事者” 们。

　　事实证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起码是党中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贪官污吏再多，再嚣张，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只要事情闹到了党中央那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古今中外，蒙冤受屈的老百姓往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命运逼迫得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申冤说理的时机、办法和地方。正所谓：狗急了可以跳墙，羊急了可以告状。没有狗和羊还有鸡、鸭、兔子、猪、马、牛，甚至甲鱼、蛇、蝎子等等，营养价值皆不错。反正农民兄弟养的“宠物”很多，没有钱没有关系。

　　不过，奉劝农民兄弟们最好还是不要跑到北京来告“御状”了，更不要为难羊、狗、鸡、鸭、牛、马之流，那是你们活命的本钱。况且，中央的领导同志们个个廉洁奉公，也不缺肉吃，不会收你们的任何礼物的，千万不要再干劳民伤财的傻事了。再说，中南海大门口那个地方，庄严神圣得很，也干净得很，不是“宠物” 们闹着玩的地方，弄不好真的要坐大牢的。

109）月是故乡明——诸城的故事

　　常言道；水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伟大而美丽的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

　　近40年来，北京给了我很多很多，有欢乐和荣耀，也有沉重和伤痛。北京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年轻人进城创业、发财，老年人下乡养老、等死，是大势所趋。沂蒙山下，潍河岸边，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我一直梦牵魂绕的地方，也将是我生命归航的港湾。正所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也！

　　说起故乡，笔者就象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或者吸了白面的瘾君子，一下子来了精神。

　　其实，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大夫村在渠河北岸，（注：以渠河为界，河南是诸城市，河北是安丘市。）按现在民政部的行政区划应属安丘市（县级市）。（注：遗憾的是，这几年诸城成了全国经济百强县级市，而安丘却成了贫困县级市，不知道为什么？）安丘和诸城都是我的故乡，因为从地理上，家乡位于安丘、诸城、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历史上一会儿归属高密，一会儿归属诸城，解放后才划归了安丘县。历史上的安丘、高密都曾归诸城（当时叫密州）管辖过。宋密州太守苏东坡在《超然台记》中说，为了修超然台，“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 由于诸城知名度高，知道的人多，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诸城人，这决不是攀龙附凤。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父亲、叔父生前战斗在诸城，牺牲在诸城。诸城大地上有我父辈们洒下的鲜血。

　　近几年来，因工作关系，我常住山东诸城，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有关情况不说了如指掌，也算略知一二。

　　诸城城关出了个康生、江青。康生本姓张，出生地大台庄原属诸城现划归胶南市。康生从小在诸城城关姥姥家长大。江青家住诸城东关。在诸城时，一个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是穷人家的女儿，年龄也相差很大，谁也不认识谁。有些国内外的无聊文人胡说两个人早在诸城老家时就认识并勾结在一起，如何如何，这决不可能。康生很早就离开老家，投身革命，后来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江青到青岛后由俞启威介绍入党并与其同居。俞启威被捕后，其姐姐俞姗介绍江青去了济南，后到了上海。这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青和康生有什么勾结。后来，江青去了延安，也不是康生介绍的。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合，是毛泽东自己愿意。如果说有“媒人”的话，应当是周恩来，而不是康生。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和康生干坏事主要是文革中的事情，不能说他们“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进共产党内”搞破坏。否则，真正的共产党历史就没法写。

　　康生的父亲在诸城是有名的大地主，我的一些长辈亲友们曾经给康生的父亲扛过活，可算是地地道道的老乡。1949年，康生从延安回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这期间，他派人斗争了自己的地主父亲，并把土地分给了当地农民。这件事家乡人都知道。

　　康生、江青从小离开诸城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更没有为家乡父老乡亲干过一件好事，这是事实。

　　后来的花絮是，文革中，诸城县的领导在北京见到康生时，康生问：“我小时候光着腚洗澡的那个沧湾还有没有？” 诸城人闻讯后，赶紧把位于市中心已变成臭水坑的沧湾挖掘修整了一下，怕康生万一回来看见不高兴。康生倒台后，县里有人主张把沧湾填了，但大多数人反对，认为没有必要。现在，沧湾公园已修得十分漂亮，是诸城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江青自杀后，其骨灰无处存放。康生死后，骨灰盒从八宝山扔了出来。这时，纯朴的诸城老乡有人说，康生、江青无论怎么说总还是诸城人，既然死无葬身之地，何不让他们落叶归根？于是有人打报告给中央，建议把康生、江青骨灰运回诸城，按平民百姓待遇埋于凤凰岭上，每个墓前立个小碑，上书“反革命集团首犯XX之墓”。无论如何，二人刚干革命时，多少总干过一点好事吧？二人埋在诸城，生前未给诸城干一点好事，说不定死后能给诸城增加点旅游收入呢！诸城老乡就是这么朴实、天真得可爱。结果当然是被上面臭骂了一顿。

　　有一次我向王力谈起这件事时，王力感慨万千。他说：“我是被江青、康生打倒的。在秦城监狱，江青、康生要致我于死地，我恨死了他们。但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人已死了，不应再鞭尸了。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真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历史上真正死无葬身之他的人，恐怕就是江青、康生了。”

　　诸城出了江青、康生，丝毫无损于诸城人一根毫毛。历史上，诸城（包括周边地区）出的好人、名人太多了。下面仅拣最著名的人物介绍如下，以飧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诸城历史上第一名人应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之一舜帝，又名虞舜。据史学界考证，舜出生于诸城冯诸村，后在济南成就了大业，最后成了尧的接班人。不过，此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且不管他。

　　公冶长，春秋齐国琅琊东武（今诸城马庄，离笔者老家30多里地）人，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博通书礼，终生治学而不仕，是孔子的高徒佳婿，春秋七十二贤士之一。公冶长故里、书院和葬幕位于诸城、安丘交界处的锡山东南麓。

　　樊崇，西汉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领袖。他带领家乡饥寒交迫的农民造反，把眼眉全抹成红色，以示区别。赤眉军曾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攻占了汉都城长安，迫使汉帝刘玄投降。赤眉军曾经拥立了一个西汉宗室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传为千古笑谈。（注：文革中陈伯达曾自嘲自己是刘盆子。）赤眉军后兵败于刘秀之手，樊崇被杀。（注：看来自古造反没有好下场。）

　　伏无忌，东汉经学家，曾奉诏校订“五经” 、“诸子百家”等书。著有《伏侯注》一书，纪录了上从黄帝下至汉质帝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宝贵的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丰，字少季，西汉琅琊（今诸城）葛坡人。汉元帝时为司吏校尉，后贬为庶人。其后代迁到了诸城西南方的阳都（今沂南县砖堡乡黄疃一带）。诸葛氏原姓葛，为区别于当地葛氏，改称“诸葛”。“诸葛”者，诸城葛氏也！诸葛丰的后代“多有显者，亮是也！”

　　诸葛亮，生与阳都，巍峨的沂蒙山水和浩瀚的黄海灵气造就了一代千古伟人。亮父母早亡，十四岁时其叔父诸葛玄携亮兄妹数人去了南阳一带，后遇刘皇叔“三顾茅庐”，成就了伟业。

　　张择端，宋密州（今诸城）人。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有名、最宝贵的一幅画，其作者就是诸城人张择端，他当时是宋徽宗的宫廷画师。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是济南人，但她是诸城人赵明诚的媳妇，赵明诚是明代宰相赵廷之之子，著名的金石专家。

　　诸城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真是不胜枚举。

　　话说诸城历史上有四大家族，“相州王”是其中之一。其他留有丁、臧、刘三家。

　　在我村南20多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子叫相州，相州村王姓最多。“相州王”十分有名，

　　可说名扬天下。王力夫人王平权就是相州村人。

　　王平权的父亲王翔千早年毕业于北京市师大学堂德文班，后在济南当中学国文教员。1920年，王翔千和同是诸城人的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是山东共产党的发起人。1921年初，张国焘到济南挑选中共一大代表，当时王翔千33岁，王尽美、邓恩铭还年轻，张国焘对王翔千说，让他们两个年轻人去吧！于是，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王翔千后来在济南办共产主义刊物《劳动调刊》和《晨钟报》，任主编。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长。

　　王翔千有六个儿女，都是中共老党员。王平权的大姐王辩，19 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辩在莫斯科学习时，有两个同班同学，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邓小平。1987年王辩去世时，邓小平同志送了一个大花圈。王平权的弟弟王愿坚文革前是《解放军报》总编辑。

　　相州村大革命时期在外面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十几人。

　　相州村还有位名人王统照，他是王翔千的堂弟。王统照是一位文坛巨匠，著作颇丰。他参加过” 五四” 运动，一生爱国爱人民，是共产党的好朋友。1950年，王统照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教厅副厅长，省文化局局长。

　　相州村还出过国民党方面的一些要员，如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等。

　　丁氏家族在历史上很有名。连许多诸城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诸城丁氏家族有位名人丁耀亢，是清顺治年间人氏。丁耀亢是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的续集《金瓶梅续》的作者。专家认为，《金瓶梅续》和《金瓶梅》的文学价值、文学水平和历史地位不相上下。《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据专家考证是出“兰陵美酒”的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氏——流氓才子贾三近。但这仅是一家着急言。金瓶梅》的原稿已经失传。据说最早的抄本就是在诸城丁耀亢家发现的。丁耀亢看后，拍案叫绝，提笔写了《金瓶梅续》一书。

　　最近，椐有关人士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就是丁耀亢或他的父亲。此说已经得到了史学界许多人的认可。

　　诸城臧氏家族的名人之一是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臧老高寿90多岁了，仍健在于世。许多人只知道他文革中胡诌过几首不伦不类的打油诗，其实，臧克家早年的诗文轰动一时。

　　诸城刘氏家族最有名，因为出了个“刘罗锅”，其实诸城人从来不叫“刘罗锅”，而称“刘大人”。刘墉老人家的才华、性格、脾气是诸城人的典型代表。

　　不言而喻，诸城四大家族为诸城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四大家族全是大地主，否则无钱上学，也就成不了名人。

　　诸城近代最伟大的名人应是共产党的祖宗之一王尽美，可惜他死得太早，27岁就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去世了，否则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知名度将更大。

　　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世界上最大的恐龙—— 鸭嘴龙化石出土地就在诸城。北京自然博物馆里的那个大家伙，就是从诸城拉来的。一进诸城市密州大道，有一幅巨型广告：中国巨龙，源于诸城；附近便是全国县级市最高最大的、带旋转餐厅的电视塔；城南建有庄重气魄的“王尽美同志记念馆”，坐北朝南，踞高临下，俯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旁边即将重建著名的“超然台”，那是苏东坡醉酒望月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地方；前面是风景秀丽的三里庄水库；往南便是有名的苏东坡“密州出猎”之处——常山；再往南是齐长城和著名的马耳山、五莲山，“风景这边独好”。读者若有空，建议您到诸城看看，笔者尽地主之谊。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诸城又出了许多名人，其中首数陈光。

　　1991年，上级派35岁的潍坊团市委书记陈光来诸城市当市长，不久任市委书记。

　　陈光是潍坊西边寿光人，大专毕业生，学历虽不很高，但才华横溢，文笔、书法、口才出众。他年轻气盛，胆子特大，包括敢大碗喝洒，大笔花钱，大胆干事。

　　诸城市是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级市，以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境内没有铁路，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在前几任市委市府的领导下，靠天吃饭，靠粮食活命，没有什么大工业，但仍有一定经济基础，老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陈光上任后，一边狠抓农业，一边整顿工业。为了诸城的发展，他“拉关系”、“走后门” 、搞项目、引外资、扩马路、修公园、盖大楼、建市场。几年间，把个诸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标准的外环路修得让周围几个县都眼红，过往司机没有不夸的。

　　但是，当时许多老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干部职工也有微词，认为他太超前，胆子太大。

　　据说酒量大的人胆子大。陈光英雄海量，但从未醉过。

　　鉴于当时县办企业半死不活的状态，陈光想出一招——“卖”。于是，诸城的各企业一下子全卖给了私人，成立了股份制公司，这在全国出了名。

　　陈光一没请示中央，二没开会表决，就第一个吃起了螃蟹。有人大骂陈光是“陈卖光”，有人晚上砸了他的汽车，有人写信告他。

　　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也惊动了全世界。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来，全中国还没人敢把国企变成私有股份制，连北京的许多不大不小的人物都认为陈光犯下了滔天大错。

　　陈光坚信自己做得对，他让部下们沉住气，顶住。

　　很快，中央先派工作组来考查，随后朱镕基总理亲率大队人马来了。经过一番考察，认为陈光干得很好！陈光等人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陈光一步棋走对，步步棋跟上。不久，他又干了一件大事。

　　北京有个大国有企业——北京汽车摩托总厂（北汽摩），当时日子不太好过，便派人到各地寻找合作伙伴联合办厂，选了许多地方都未能成交，许多地方领导要价太高，想宰北京佬一把。

　　陈光听说后，派人把“北汽摩” 的领导请到诸城，说：“就建在我们诸城吧！地皮、厂房、水电我们一分钱不要，白送，只要让我们的人打工就行。另外，卖车在我们这儿开发票，上地方税。”

　　“北汽摩” 的人一听，简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北汽诸城车辆厂”很快投了产。“北汽福田”农用汽车一下子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并出口，供不应求。

　　“北汽福田”发了，诸城也水涨船高，受益匪浅。光是地方税一项，就乐坏了诸城人。

　　如今，“北汽福田”牌农用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已是全国的大哥大。大广告牌立于首都国门大道上，中央台的广告也不绝于耳。正是，“车到田边必有路，有路必有福田车。”

　　原“北汽摩”北京总部被诸城分厂吃掉了，“儿子吃了老子”。诸城人王金玉成了“北汽福田汽车集团公司”一把手。

　　如今，“北汽福田”已更名为“北京福田”。

　　陈光原来的骂名“陈卖光”早就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赞扬声。陈光作为全国百强县优秀县市委书记，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

　　陈光现已调到山东荷泽市（地级市）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但“常回家看看”。

　　诸城还有位知名人物值得一提，此人姓王，名金友，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任诸城市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

　　王全友是农民的儿子。他是诸城一中的学生，在学校时就入了党。文革开始时，他高中毕业，没法考大学，便当了红卫兵头头。当时，王金友刚17岁。

　　作为红卫兵头头，王金友带头造过反，破过”  四旧” ，也保护了许多老干部。他后来当了潍坊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类似于北京市的李冬民。

　　后来，由于人人皆知的原因，王全友又回老家当了农民。他对当农民毫不在乎，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麻！他在农村战天斗地，尊老爱幼，关心集体和他人，吃苦在前，助人为乐，不计个人得失。他用汗水和无私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赏和拥戴，许多有良心的老干部也给他说了许多公道话。不久，王金友当了村支书，后来县里又批准他当了乡党委书记和正科级局长。

　　后来，诸城外贸公司的一把手要退休，需要一个人接替。市里挑来挑去，没人愿去接这个烂摊子。于是，王金友平级调动，去了外贸公司，当了总经理，仍是正科级干部。

　　诸城外贸公司主要靠规模化养鸡、农副产品加工、进出口维持生计。王金友到任后不几年，便创造了“王金友” 神话。在周围县市外贸纷纷不景气，越搞越糟，面临破产倒闭的形势下，王金友广开财路，引进资金，更新设备，扩大市场，上北京，下深圳，考查日本、韩国、东南亚、欧洲、北美市场。很快，诸城外贸公司便发展壮大起来，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

　　如今的诸城外贸集团公司，是以贸、工、农为一体化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拥有一万多名职工，每年几十个亿的产值，为国家和诸城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和外汇收入。诸城外贸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设有分公司。有几年，诸城外贸每年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出口的肉鸡和农副产品就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贸易量的三分之一。王金友通过进出口粮食贸易，有时一个合同就赚几千万元。多年以来，东北地区、河北、山东的大豆、玉米被诸城外贸” 吃掉” 不少。有时候，诸城外贸直接影响山东省的粮油价格。当然，王金友也有失误赔钱的时候。

　　诸城外贸出名了，王金友出名了。中央领导纷纷来视察。国家经贸委、新华社、中国农科院的人来来往往。全国农业大会的代表到诸城参观，全国外贸工作会议在诸城召开。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企业家和代表团前来参观，洽谈业务。市委书记陈光高兴地王金友保驾护航。

　　作为一个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来诸城视察过，连赵紫阳当总理时也到过诸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陈慕华、温家宝、吴仪等领导人来诸城视察必参观外贸公司。陈光、王金友陪同中央领导人参观、座谈的大照片挂满了会客室。中央领导同志对诸城市和王金友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朱镕基总理来诸城考察时，了解了王金友的有关情况后，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得好！孺子可教也！”

　　可喜、可贵的是，尽管诸城外贸财大气粗，尽管诸城外贸集团养活了全县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可王金友始终两袖清风，只靠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和政府的奖金过日子。

　　王金友现在兼任潍坊市外经委副主任——副县级干部。有人说：“王金友要是当个体户，早成了亿万富翁了。” 还有人说：“王金友若不是出身不好（红卫兵头头），早当了大官了。”

　　诸城外贸集团公司的大门口，有江泽民总书记题写的大招牌。招我所知，江总书记给一个企业题写招牌，全国屈指可数。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资源和交通条件都不太好的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诸城却取得了令人触目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人”有关。改革开放，人才第一，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诸城人自古以来重视文化和教育。在历年的全国高考中，诸城市的升学率尤其是考入名牌大学的人数有多年都是全省名列前茅。诸城人吃苦耐劳又精明能干，很会做买卖。许多人为公、为私拉关系走后门的本事大的惊人。当年外地进京办事的小汽车，作为县级市，诸城恐怕在全国数前几名。当然，诸城人也有非君子。欠债不还者，贪污腐败者，搞垮了企业喂肥了个人者也大有人在。这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样，不足为奇。农民负担过重，下岗职工增多，公款吃喝，个别常在河边站的干部难免湿了鞋等这些国内通病这里也存在，不足为怪。

　　我为诸城的山山水水而倾倒，为诸城的人杰地灵而自豪，为父老乡亲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陈光、王金友这样的人才而摇旗呐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大小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情况下，陈光、王金友等人两袖清风，为人正派，作风廉洁，这十分难得。但愿他们永远是个大写的“人”，不要费了我写书的功夫。

　　（注：关于陈光在诸城市（后来在荷泽市）实行的股份制改革，国内一直有不同意见争论，至今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职工的下岗失业，加大了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关于王金友，由于多年积劳成疾，患了重病，但为了父老乡亲们利益，仍辛勤地忙碌着。笔者衷心地祝愿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10）话说周恩来——兼驳高文谦

　　“话说周恩来”本来是本书初稿的一章，但因为周恩来问题很复杂，笔者没有能力和水平写周恩来，故早已删去。但是最近，一个叫高文谦的人跳了出来，在海外出版了一本“晚年周恩来”的书，轰动了全世界。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诽谤和污蔑。笔者认为，应当对周恩来问题说几句话。

　　关于周恩来问题，目前已经是国内外某些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也是许多文革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人喜欢“造神”，毛泽东这个“神”已经被某些人请下了“神坛”变成了人，并在某些人心里变成了“鬼”——这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中国大陆某些遗老遗少们现在对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在否定毛泽东的同时，周恩来又被一些国人推上了“神坛” ，成了许多人崇拜的新“神”。

　　周恩来是不是“神”？当然不是，因为世界上本没有神，但是，人们——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造“神”，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奇怪的是，有的人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变成“神”，可老百姓就是不买帐。

　　笔者认为，评价周恩来，首先应当承认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才是缺点错误的问题。周恩来一生中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尤其在文革中，但是这些失误和错误——就算不是“违心”的，与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比较起来，是值得人民理解和谅解的。况且，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也就是很多中国人把周恩来奉为“楷模”——也就是“神”的原因。

　　笔者认为，在文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有时候是违心，有些事情是自觉和甘心情愿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不能都说成“违心”。否则，许多问题就不好解释。从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始终积极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始终忠贞不渝地维护着毛泽东的权威。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周恩来绝对是积极支持的，包括向毛泽东推荐林彪、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亲自组建并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等，这些问题都不能说是“违心”。但是，笔者认为，这根本不能算什么错误。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照样犯错误，干坏事，难道选他们的美国人民有罪吗？笔者和大部分国民一样，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对同一件错事，有的人就是好人犯错误，有的人就是坏人干坏事，事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中国的文化决定的，没有什么奇怪。在中国，人们若喜欢一个人，有时会甘心情愿地、千方百计地化解、回避和原谅他的错误，甚至错的也是对的，正所谓“爱屋及乌”；有的人，人们宁愿把他们说的更坏，甚至夸大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即所谓“落井投石”。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怪圈，请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去吧！

　　文革中，“四人帮”一直说周恩来是“大儒”，这当然是别有用心。其实“大儒”并不坏，某些人想当“大儒”还没有资格呢！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身上自然留有旧社会的烙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能对他们没有影响，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只不过毛泽东的儒家思想少一些，而周恩来多一些。儒家的正统思想、忠君思想、中庸之道、调和、折中、忍让等性格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事实，没有必要回避。实事求是地说，一个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总理，如果没有一点儒家思想，是当不好总理的。

　　关于正统思想和忠君思想，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如此，甚至今天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正统的“忠君”思想，并始终贯彻于他的言行中，这是正常的，正确的，无可指责的。美国人就没有“忠君”思想？那么多人整天围着总统团团转，总统放个屁也是香的，总统明明干错了事，许多人也不敢反对（反对党除外），唯总统命是从，这不是“忠君” 是什么？至于调和、折中、忍让，这更是周恩来的美德。文革中，如果周恩来不调和、不折中、不忍让，而是同毛泽东对着干，要么无谓牺牲，要么天下更加大乱，千百万人头将落地。这点，“四。五”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是例子。总之，文革中的周恩来“违心”干的事也好，不是“违心”而是甘心情愿干的事也好，都是政治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作出的最佳抉择，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至于事情的本身是对是错，并不重要，因为那已经成为历史。

　　新近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主任、原周恩来传记小组组长、现已跑到美国定居的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了许多所谓“内幕情节”，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口诛笔伐，甚至出言不逊。高先生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后代，其父母都曾是共产党的高干。由于高文谦家庭成员文革中受过冲击，“六•四”事件中本人受过审查，虽然后来仍受到中共当局的重用，但他不“买帐”，跑到美国后，宣布同共产党“缘分已尽”，已经完全站到了反共立场上，成了第二个李志绥。

　　据有关资料介绍，高文谦在海外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宣称：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时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其程度甚至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高先生还说，中国从百年屈辱走向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始于中华民国，得力于抗日战争，并作为战胜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注：这些话都是歌颂国民党蒋介石的。）毛在中共立国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是毛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对于高文谦的这些“高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赞同。按照高文谦的说法，毛泽东不如蒋介石，共产党夺国民党的权是“反革命造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发动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和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的悲哀”，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 作为不是小学生的高文谦的如此言论，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故意“强奸”历史，也“强奸”中国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可以不客气地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首先包括你高文谦和你的父母。

　　高文谦对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和纪念堂里的遗体，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毛主席纪念堂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有毛泽东亲自题写的碑文。纪念碑下面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精英的的英灵，其中包括高文谦母亲的祖先林则徐的英灵，不知道这座纪念碑高文谦是不是也要推倒、砸烂。对于高文谦这种数典忘祖的“精英败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以正告高文谦们的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邓小平早就说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我们将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这句话，抛地有声，字字万金，是不可能再“翻案”了。笔者代表可以代表的中国人正告高文谦们，只要共产党还在中国执政，谁敢狗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画像和尸体换个地方，中国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笔者坚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国民及其子孙将用一切手段——包括鲜血和生命与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们同归于尽，正所谓：“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写到这里，悲愤满腔的笔者发问：是谁，“培育”和“造就”了象高文谦一类数典忘祖的所谓“精英”？某些文革中吃过苦头的遗老遗少们与高文谦的思想和观点何其相似乃尔？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大人物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错误的同时，是不是走向了反面？某些人在全盘否定文革的同时，违背了邓小平的“旨意”，几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事实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对此，许多被笔者访问过的老干部痛苦流涕、义愤填膺。近些年来，某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了一批象高文谦之流的“掘墓人”，他们才是真正挖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徐向前、彭真、王震、薄一波、习仲勋、万里、胡耀邦等人“祖坟” 的家伙。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就是不一样。高文谦家庭和个人尽管受过文革迫害和审查，但事后他仍然是共产党中央的“宠物”，可说委以重任。而被后文革时代的共产党中央几乎致于死地的笔者之类同高先生比较起来，似乎更有理由同共产党“彻底绝缘”。但是，我们严肃声明，我们至今坚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仍然拥护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贪官污吏除外。）只有爱和怨，没有仇和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以母亲的“丑陋”和贫穷为借口投靠豪门，翻脸咬自己的母亲，那是数典忘祖，利令智昏，猪狗不如。用文革中的一句话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

　　高文谦的书中充满了笑话和谎言，本书仅举其重要一例。高文谦认为，毛泽东恨不得周恩来早死。周恩来病重时，毛泽东有意阻挠周恩来的治疗，下了四点指示：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准开刀，不准手术。结果周恩来延误了治疗，去世了。这件骇人听闻的“内幕”足以说明毛泽东是“十恶不赦”的“暴君”。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高文谦是别有用心地“节省笔墨，断章取义”。据香港有关媒体采访报道，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证实，当年医疗组把总理病情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有亲笔批示（用铅笔写的），大意是：肿瘤的问题现在根本就没解决，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喜欢开刀，开一个就死一个，已经开死了一个陈毅，开死了一个谢富治，难道你们也要把总理开死吗？毛最后批示说：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开刀，不手术。（注：这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不开刀周恩来可以多活几年。）张大夫认为：这并非主席有意刁难总理治疗，而是他的一种思维方法。主席几次自己有病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相信开刀。有人分析说：即便从实用主义出发，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正要依靠周恩来稳定大局而绝不可能想“害死”周，并且此种招术也不符合毛的风格。请问高先生：关于毛对周治病的“指示”，你为何只会用“减法”？如果不是出于见不得人的政治需要，只能解释为高先生低能弱智，只懂得“减法”！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确有许多失误和错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刨析和分析这些失误和错误，引以为戒，作为历史的教训，对子孙万代是有利的。但如果站在反共、反华、反民族的立场上胡说八道，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不是一两个所谓的文人、精英凭自己个人的立场和爱憎说了算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口碑才是真正的历史结论。尽管多年来国际上的反华、反共人士和国内某些人千方百计地污蔑、诋毁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连某些共产党人也把毛泽东思想抛到了九宵云外，但是，他们必将为自己的倒行逆施付出沉重的代价。试看今日之中华大地，毛泽东、周恩来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他们的丰功伟绩将与日月永存。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人不是神，对他们历史上和文革中的某些失误，绝大部分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已经理解和谅解，而继续、永远热爱他们。一小撮与广大人民为敌的家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决没有共产党的今天，也没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今天，更没有高文谦先生的今天。数典忘祖、见利忘义的高文谦们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如果认为美国和国民党好，奉劝高文谦先生用骂共产党毛泽东赚来的巨额稿费为布什总统和蒋介石修建豪华的陵园，跪在那里永远不要起来。

111）“四人帮”的结局

　　话说“四人帮”们被抓起来后，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他们“颠覆政府” 、“篡党夺权” 、“祸国殃民” ，注定没有好下场，历史老人的帐本上会永远记着他们。

　　关于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在长春郊区出生，10岁时丧父，1951年4月参军，不久随部队到了朝鲜战场，先当警卫员，后当通信员。1956年，21岁的他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上海国棉17厂，先当工人，后当了保卫科科员。集工、农、兵经历于一身的响当当的身份成了王洪文的政治资本。

　　文革中，王洪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带头造反，当了上海“工总司”的头头。后来，王洪文被毛泽东看中，坐火箭到了中央，1969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28天，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华国锋等人突然袭击抓了起来。在监狱中，昔日耀武扬威的“造反司令”很快变成了“赖皮狗”，极为老实，认罪态度特好。他可能幻想着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他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9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在法庭上当场表示服从判决，并发表了自白：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罪。……衷心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机会看来是不会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王洪文的好态度换来的是照样是无期徒刑。从此，王洪文开始了遥遥无期的监狱生活。

　　戏剧性的是，判刑后被关押的一段时间，王洪文同“林彪死党”成员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人关押在一起。原来政治上的死对头，如今成了“难兄难弟”。猩猩惜猩猩，王洪文对吴法宪说：“对不起，吴司令员，我们曾经整过你们的黑材料。” 吴法宪哈哈大笑，说：“过去的事情，别提它了。” 其实，吴法宪心里可能说：“王副主席，要不是你们早把我们抓了起来，那有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今天？” ……

　　老百姓说，“四人帮” 中王洪文最年轻，身体最棒，但骨头最软。

　　1992年8月4日，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布了一则重要电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58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58岁身强力壮的王洪文因“患肝病”死在了监狱里，谢天谢地，这是最好的结局。这个罪大恶极的所谓“中共中央副主席”，不能让他活着出来，否则他会继续调皮捣蛋，兴风作浪，甚至会充当盗墓贼，去挖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祖坟。

　　关于张春桥

　　张春桥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人物”。他靠耍笔杆子发迹，应当算个理论家，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据说当时毛泽东对张春桥非常欣赏和信任，许多人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家。

　　张春桥最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这很正常，因为他是个政治家。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他心里有数。不象王洪文，痞子一个，在法庭上吓得屁滚尿流，什么话都说，什么罪都认。据说张春桥想当总理，没有如愿，心理很不平衡。如今面对现实，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干脆在法庭上睡大觉吧！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如下电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日病亡。

　　张春桥，８８岁，于１９８１年１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１９８３年１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减为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１０年。１９９８年１月保外就医。（完）

　　（注：上述报道有不清之处。张春桥等人是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的，当然应当折算刑期。如果说最后减为有期徒刑18年，那应该1994年10月6日刑满释放，怎么关到1998年1月才保外就医？）

　　据消息人士向《凤凰周刊》独家透露，张获保释后，在靠近上海的江苏省江阴市居住，死于胰腺癌广泛转移。弥留之际，有女儿、女婿陪伴。从张进监狱到死亡，期间大陆官方媒体没有公开披露有关张的任何消息。

　　张春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和回忆录之类的任何文字。

　　有人说，张春桥法庭上不讲话的行为是蔑视法庭，耍无赖。

　　有人说，张春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是条汉子。

　　关于江青

　　江青被捕后，“态度极其恶劣和嚣张”。从1979年至1981年，江青的案子由陈云接管。1980年夏，彭真负责对江青审判前的讯问和审问。江青大骂彭真是叛徒，是邓小平的走狗。巧合的是，关押江青的地方正是文革中彭真坐过的牢房。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话一点不假。

　　1980年11月26日，设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的特别法庭正式开庭。法庭对江青的第一项指控是“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哈哈！不同意某某人当副总理也是罪行！这真是中国特色。）随后，法官问一个证人：“谁指使你去长沙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该证人哭丧着脸回答：“江青下的指示。” 接着，该证人老老实实地详细地交代了有关情况。这个证人，就是原上海滩的造反司令、被捕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江青当场对这个当年的“帮友”嗤之以鼻，她自我辩护说：“作为中央领导成员，我们向中央主席反映汇报问题，何罪之有？如果这就是诬陷，难道华国锋等人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问题不是诬陷？”

　　江青在特别法庭上的态度十分嚣张和恶劣，笑话和闹剧也很多。例如，当证人揭发她的罪行时，她经常高喊“我要发言！” 气得法官们不停地喝道：“住口，江青！” 当证人揭发她派人抄刘少奇等人的家时，江青终于打断了庭长江华的话，反问道：“抄他们的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破四旧是中共中央1966年8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她还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喊出一句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当公诉人说她30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 时，江青咆哮着跳起来问：“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法官没有理她。

　　（笔者注：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究竟有什么问题，官方有责任向全国人民讲清楚，如果有，以历史史实为凭。如果没有，江青的女儿李纳是否有权利以诬陷罪起诉当年的特别法庭？国人拭目以待。）

　　在第六次开庭时，江青突然发难：“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在得到江华的认可后，她问道：“法庭是不是刑场？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防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起哄，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倒我的身上，天哪！我好象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相当年延安被国民党包围时，坚持战斗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人，那时侯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据说当时江青的话音一落，法官们气得说不出话来……

　　江青在狱中得了喉癌，开始她拒绝治疗，怕被治成失音说不出话。1984年后被允许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301医院看病，并由监禁改为软禁。1989年2月底，可能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江青又回到了监狱。她在监狱里可以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据说她刚开始曾经在监狱里做过布娃娃，并且做得很漂亮。只是后来她在布娃娃上绣上自己的名字，导致这些布娃娃不能出售，成了“废品” 。（注：这些“废品”不知那里去了？如果现在有人得到了这些布娃娃，可能发大财了。哈哈！）她曾多次要求在毛泽东忌日时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望毛泽东，这当然不可能被批准。

　　1989年11月，中央批准江青恢复软禁生活，这时江青竟要求放她出去回中南海毛主席故居或钓鱼台17号楼的老房子度晚年。这些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据说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这时候，她可能已经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江青住进了北京朝阳区酒仙桥东南方一片树林里的一栋二层小楼，并派护士一同居住。这里原是北京武警部队的房子，笔者家住酒仙桥，当年在附近钓鱼时，常见武警战士们出出进进，戒备森严，当时不知道江青关在这里。

　　江青在关押期间一直想写回忆录，并动手写了一些，后来不知为什么全撕毁了。日益严重的病情，使她的回忆录未能问世。

　　江青被关押期间，她唯一的亲人女儿李纳、女婿王景清（曾任怒江军分区参谋长）曾经多次探监。如今，已经65岁、身体多病、靠退休金生活的李纳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普通人的生活——有报道说前几年李纳在大街上排队买冬储大白菜，那完全过时的穿戴活象街道里的大妈。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被送进了位于骑河楼附近的公安医院。住院单上江青自己填的名字是“李润青”，她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毛泽东（字润之）的怀念。她的枕边放着毛泽东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泽东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病痛不厉害的时候，她都要背诵毛泽东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的《选集》。这时，她开始忍着病痛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她甚至因回忆录的名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或《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向护士们征求过意见。

　　1991年5月10日，在医院里的江青突然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酒仙桥的住地去。鉴于她的病情，官方没有批准她的要求。5月12日，李纳夫妇来到医院，但江青因为生李纳的气，拒绝见他们。

　　1991年5月14日凌晨1点20分，护士们离开了江青的房间。将近两点的时候，虚弱、绝望的江青从卧室挣扎着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室上方的铁架上。她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自己身体下面，吃力地仰起头，伸进了绳套里，然后踢开了身下的被子等物……

　　就这样，一个集演员、政治家、毛泽东夫人于一身的被人骂为“白骨精” 的女人，在她77岁的时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当天下午，女儿李纳赶到医院，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李纳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李纳和江青、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在场。事后，有关方面把江青的骨灰盒交给了李纳，李纳捧回了自己家中。

　　1991年6月4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新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事实上，如上所述，江青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保外就医。直到1988年，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

　　据笔者所闻，关于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后来成为李纳和有关方面的一个难题，原因不言自明。因此，江青的骨灰盒一直长时间放在李纳家中。（注：为了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淳朴的诸城老乡曾经“异想天开”，见本书上文。）

　　另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大女儿李敏家中一直摆放着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灵堂，来访者无不感到崇敬、悲痛和压抑。

　　笔者感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平民百姓，其夫妇归天之后，其尸体无不合葬在一起。而毛泽东和江青这对夫妇，其死后一个升天堂，一个下地狱。这，就是历史。

　　笔者曰：江青，这个出生于山东诸城、在青岛投身革命、混迹于上海滩、发迹于“宝塔山”的女姓，文革中曾经做过“女皇”梦，但没能如愿，如此而已。（笔者注：2007年，美国前总统的夫人要竞选美国总统，又是一个做“女皇”梦的野心家……）江青是一个女强人，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叛逆者，社会原因和自身基因使她心胸狭隘，尖酸刻薄，好胜逞强。孔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几乎说的就是她。她的一生，充满了爱与恨的传奇色彩。她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紧相连。有人认为她一生劣迹斑斑，罪该万死，（注：例如有人说江青在上海时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并给蒋介石祝过寿；有人至今竟然说是她害死了毛泽东。）但也有人认为她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出类拔萃”之处。用文革中周恩来的话说，“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江清同志30年代的历史是红的。” 而江青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也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最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有的历史工作者认为，江青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在短时期内很难做出历史定论的人物。中共中央对她的“盖棺定论”恐怕还需要由最后的历史实践检验。

　　关于姚文元

　　姚文元是唯一一个没有死在监狱中的“四人帮”成员。1996年10月，刑满20年已经65岁的姚文元出了监狱，被安排回了上海，先后在川沙、青蒲隐居。据悉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他3000元的生活费（相当于司局级干部离休金），还允许他合法继承了他父亲姚蓬子价值不不菲的房产。他平时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偶尔也练习书画、写生。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两个愿望，一是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二是希望能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查，并不准由海外出版。（注：有人说姚文元根本没有写回忆录。由于中国的新闻记者太懒惰，老百姓想知道点事情真难。只好道听途说或胡思乱想。）

　　据说姚文元化数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 ，从1956年一直写到1976年被捕为止，共40多万字。消息传出后，据说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希望得到该书版权，香港等地也有几家出版社开出了高价。据说，后来国内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决定以500万买断版权。

　　据说姚文元的回忆录完稿后交中央有关部门审查，但一直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据说江泽民总书记看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的养老费变成了4000元，有关方面还派了一名警卫兼秘书“照顾”他。由此可见当局对姚文元的人性化政策。有人猜测姚文元可能因为文革中罪行不大，只是耍耍笔杆子，没有直接整过人，认罪态度较好；也有人认为是占了上海帮的便宜。

　　可能是鉴于李志绥回忆录的教训，2002年，有关部门对姚文元的回忆录审查后就出版问题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布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的2003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就本人亲身经历、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请求被批准，有关方面还给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其中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并爆出了若干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这是他的回忆录简本。以下摘录部分内容，和读者先睹为快。

　　关于林彪外逃事件。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开始不相信。他叫总理再了解进一步的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经四个多小时，总理报告说警卫部队还找不到林彪，毛泽东仍半信半疑。他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对在场的人们（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20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 毛泽东气愤地指着周恩来和江青说：“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发脾气，摔东西，骂人，并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惟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纳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他才平静下来。

　　关于周恩来追悼会问题，姚文元写道，周恩来逝世后，关于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主席出席追悼会；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处理）；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的意见，批上一个” 好” 字。最后毛泽东因为” 行动困难” 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关于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1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天安门事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邓小平的处理问题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是否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时，叶剑英站了起来，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 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曰：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曰：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曰：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姚文元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报送主席。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了李先念、张春桥、江青，并把江青名字用方框圈了起来。事后，主席召见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姚文元），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东兴）还是张（春桥）提的？谁提谁是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青），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问题，姚文元爆出内幕说，中央政治局都拿不出主意，请示主席，主席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方敌人的一伙，为什么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都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 又说：“判黄、吴、李、邱死刑，也不过分。” 后来毛泽东又征求多名老帅的意见，老帅们对林彪都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40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 罪不致死” ，要求把他们” 养起来” ，甚至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关于地球人都知道的作为毛泽东遗嘱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 的条子，姚文元披露：根本就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姚文元说，“九一三” 林彪事件后，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些资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编汇出来的。因为当时中央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的形象和权威出发，从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还披露，从林彪事件发生后直到去世，毛泽东始终对自己的身后事忧虑重重。他常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提及他身后中央班子的名单：党中央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泽东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对于以上姚文元回忆录披露出来的诸多中央内幕情况，由于没有中央档案佐证，笔者不想妄加评论，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姚文元的说法和江青有出入。江青在特别法庭上说毛泽东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而姚文元否认这个条子的存在。据张玉凤说：“主席很长时间不能动笔了，不可能有那个条子。” 笔者分析认为，这个毛泽东亲笔写的条子可能不存在，但毛泽东可能对华国锋说过类似的话。华国锋和江青等人为了争夺中央的领导权，围绕这个所谓的主席遗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时的结果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方成了“英明领袖” ，一方成了阶下囚；最后的结果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渔公得利也！

　　关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其父毛泽民解放前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1957年11月，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跪在毛泽东面前，眼含泪花，一边磕头，一边说：“主席，我就把远新托付给您啦！”毛泽东收留了自己的侄子。之后，朱丹华改嫁给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从此，毛远新就跟着伯伯毛泽东和江青生活。江青对毛泽东的其他子女并不热情，但却非常喜欢毛远新。毛远新从小同李讷一块长大，管江青叫妈妈。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人之常情的家务事。

　　对这件事，在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新书《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作者汪文风写道：“毛远新……这个革命的后代，却不认自己的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应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父亲牺牲了，母亲改嫁前把他送给伯父毛泽东夫妇收养，就算他称呼毛泽东和江青爸爸、妈妈，有什么罪？难道这就算“投机”？堂堂的中纪委委员说话就这水平？至于毛远新“不认自己老革命的（亲生）母亲和继父，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 ，不知道作者有什么证据？如果找不出证据，只能说明作者的水平太“高”了，灵魂太卑鄙了！据笔者通过朱丹华的亲友了解的情况，这纯粹胡说八道！打倒“四人帮”快30年了，作者竟说出这种小学生水平的话，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大作”问世，令人“拍案惊奇”。

　　作者汪文风先生何许人也？是年轻幼稚的学子吗？不，汪先生大有来头！他1929年生与湖北宜昌（大概今年有77岁高龄了吧？），1952年入党，原是北京二外汉语教研室主任，行政17级干部，“四五”事件中参与编印“天安门革命诗抄”，是“童怀周”小组成员。就因为这点功劳，汪先生自己说他“突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不但他本人不知道，连学校党委也不知情。” （注：不知道怎么“选”的！）后来汪先生又被任命为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注：看来汪先生运气真佳。笔者自认为“四五”事件中和文革中保周总理的功劳不比汪先生小，可是不但没捞到个“一官半职”，反而惹了一身“臊”，看来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就是不一样。）

　　汪老先生在自己的大作里还说，“戚本禹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高潮。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天安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总理，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这段话非常熟悉。从1967年底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先后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书里都是这样说的，想不到30多年以后出书还是这样说。看来“真理”是需要不断重复的。关锋和戚本禹如何组织和支持” 5.16兵团”反周总理，笔者不晓得，但据王力说，他被打倒之前，忙得很，根本没有时间去“组织5.16兵团反总理”。他在被审查和关押的近15年中，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中纪委专案组）问过他“5.16”的事。作为中纪委的委员，王力的有关情况汪先生怎么会不知道呢？汪先生有什么证据直到如今还说王力“组织和支持‘5.16兵团’反总理”呢？究竟是王力胡说八道，拒不认罪，还是汪先生有真凭实据呢？作为中纪委的委员，说出的话是有分量的，甚至会使“人头落地”的，所以也是必须受法律监督的。如果信口开河，那是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至于那几个以“516兵团”的名义反总理的混蛋学生们受到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和“斥责”，汪先生说的是事实。但是，当年我们以实际行动誓死保卫周总理，痛击这些反总理的混蛋们时，不知道汪先生在干什么？

　　书归正传。毛远新1961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他是个注重业务学习，不太关心政治的人。1965年放假回北京时，毛泽东同他有几次谈话。这些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在高校中广为流传，成为对大学生们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当时，毛泽东就批评毛远新不关心政治，是中间派。文革中，毛泽东重复了他的观点，说他们家也分派，李敏是“右派”，毛远新是“中间派”，李纳是“左派” 。

　　文革开始时，毛远新未毕业，留校参加文革。开始他是“保守派” 观点，后来可能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影响，他开始造反。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很快成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的头头，并写了一篇” 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 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国，”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也因他而出了名。 毕业后，为了工作方便，毛远新改名“李实”（这是毛泽东给他起的名字），分配到空军部队工作，后来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北地区的实权人物。这期间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树立了所谓“白卷英雄”张铁生这个典型。另一件事是伙同当时辽宁党政军负责人把一个好人判处了死刑，这个人就是对文革和毛泽东“恶毒攻击”并“破口大骂”的张志新。这两件事后来成为毛远新的主要罪状

　　后来，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按照公布的材料看来，主要是在对待邓小平的态度等问题上，毛远新听从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旨意”，没说邓小平好话。至于不说邓小平的好话是什么罪，笔者不晓得。笔者只知道当年自己说过邓小平许多好话，例如，“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为民造福的；邓小平是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等，可惜没有立功。

　　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同时被抓，后来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是上海人，出身平民，比毛远新小12岁。 毛远新被捕后，已经怀孕的妻子也被审查，并差点被迫离婚、打胎。1977年1月，其多灾多难的女儿李莉出生。李莉天生丽质，酷似其母，但因母亲怀她时用药太多，导致双耳失聪，成了聋哑儿。1982年，妻子全秀凤带着五岁的女儿第一次探监。毛远新多么想抱一抱未见过面的女儿，女儿却恐惧地躲到妈妈身后，不认这个陌生人为爸爸，毛远新当时肝肠欲断。多年来，妻子全秀凤为了治疗女儿的病，东奔西走，求亲告友，到处举债。

　　1989年，毛远新被” 保外就医” ，走出监狱。他先被送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妻子女儿从上海来西安和他团聚。1993年毛远新刑满，有关方面修德行善，把他一家调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继续使用“李实”这个名字，其真实身份只有研究所两位主要领导知道。他到研究所报到后，所长虚虚实实地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军工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

　　毛远新隐名埋姓，埋头忘我地工作，很快成为所里的技术管理业务骨干。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出众，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由于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他在研究所闹了许多笑话。许多人不明白，一个在空军和公安厅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竟然不是共产党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他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龄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为国家干事。” 问他是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入党，他苦笑着说：“也许是吧。” 由于他不能当官，有位不明底细的副所长想提他为总工办主任，他只好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合再挑更重的担子。” 由于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年基层普选的日子，所长便事先安排他” 出差” 几天，顺便去检查治疗在监狱留下的腿病。

　　多年来，毛远新以崇高的父爱关心着女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疏通同女儿的关系。他一下班，便帮助女儿学习。为了使聋哑女儿将来生活自立，他引导女儿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女儿素描、水粉、透视学，后来又引导女儿学习电脑。现在正帮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成人大本考试。

　　崇高的父爱，如今早已经融化了女儿心头的寒霜，父女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对年老的父亲处处关心、照顾，妻子全秀凤也已经从悲伤、痛苦中解脱出来，一家人过着普通、清贫、安定的日子。

　　2001年2月，60岁的毛远新正式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退休养老金人民币1080元，并享受烈属待遇。在上海，这点钱维持四口之家（妻子、女儿、岳父）的生活，可想而知，但比毛远新小时候在新疆国民党监狱和17年共产党监狱里的日子强多了。

　　写到这里，笔者坦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加上历史老人恶作剧，毛远新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在毛泽东面前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在他掌权期间，肯定也错误地整过别人。但无论如何，对其判刑17年的处理似乎有点过分。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还要看主人。毛泽东的侄子不说，作为我党著名烈士毛泽民的儿子，只要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武装暴乱，没有搞反革命政变，无论如何，应当网开一面，手下留情。至于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又怎么啦？全国当时骂小平同志的人多了去了，难道都犯法？最多可以写个检查，向邓小平赔个礼道个歉，也就完了。看来中国特色真是厉害呀！

112）“五大学生领袖” 的结局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 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 ，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审查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军管会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华国锋政权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 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 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 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权” 。

　　（注：关于文革中张志新被杀害之前先被割断喉管一事，近年来许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这回事。笔者无法考证，只好按照别人的调子“鹦鹉学舌”吧。）

　　想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三军造反派们批斗“彭罗陆杨”。已经被逼跳楼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装在一只筐里，军队造反派们把他摔来摔去，差点折腾死。不知这些迫害罗瑞卿的“解放军造反派们”怎么处理了？

　　关于“五大学生领袖” 被判刑后的有关情况和近况，可说充满了故事和传奇，笔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独家新闻，介绍如下，供读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参考。

　　关于王大宾

　　笔者同王大宾不熟，文革中几次与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1年抓“5.16”运动时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不知为什么，王大宾的刑期是从1974年算起，抓” 5.16”时的几年隔离审查没有折算刑期，这点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单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王大宾的婚姻充满了悲喜剧。1973年，王大宾在审查期间患了严重胃病，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准王大宾调往深圳，加上多种原因，两人只好忍痛割爱，协议离婚。后两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两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儿，两家常有往来。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使王大宾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经人介绍，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比王大宾小八岁的共产党员刘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宾的面前。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首先向刘素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查的有关材料。刘素芬经过慎重地考虑，决定与王大宾交友。她认为，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重在表现” 。1988年，二人终于喜结良缘。当时穷困潦倒的王大宾为结婚准备的全部家当是两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才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教授（王大宾的老师）地举荐下，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领导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了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现在已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

　　历史证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关于谭厚兰

　　作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与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却因“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 为什么如此“优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为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吗？还是谭厚兰托人走了后门买通了法院？

　　非也！原来，在宣判的时候，谭厚兰” 请假” 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 天堂” 报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护士的亲戚从病房里推出了一个病人，其床头上的牌子上写着：谭厚兰，子宫癌……

　　原来，谭厚兰从1970年隔离审查，后被捕关押，患了子宫癌，住进了公安医院，在附近的妇产医院治疗过。因为上帝即将判处她死刑，官方可能是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资源或嫌麻烦，干脆顺水推舟地把她发配回了湖南望城县老家，不久谭厚兰就死去了。

　　对死去的人没法再判刑，这就是谭厚兰“占便宜”的原因。实话实说就完了，还来点文字游戏，仿佛谭厚兰真的占了什么便宜似的。什么罪行轻微，态度较好，免于起诉，全是骗小孩的。

　　谭厚兰这个可恨、可悲、可怜的“女强人”，文革中带头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后来又带人去山东砸过“孔家店”，在北师大对反对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如此而已。她死时40多岁了，始终未来得及结婚。

　　不过，谭厚兰也曾风光过。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担任副团长，出了一阵风头，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关于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1934年小学毕业，升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聂的亲友中有数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思想激进，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 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达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儿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往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开始时，45岁的聂元梓因在被毛泽东誉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名扬全国、全世界，从此走上了“反革命” 的道路。

　　聂元梓在毛泽东1968年“7.28”大召见两个月后，即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8341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 工、军宣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期间，聂曾两次逃跑外出上访告状，但无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学校。聂被隔离关押后，其子女也被株连，儿子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多月。1968年冬天，聂被押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 五七干校” 监督劳动，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断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残疾。

　　粉碎“四人帮”后，迟群、谢静宜作为“四人帮”的死党也被抓了起来，而聂元梓仍被北大新领导人关押达十年之久。迟群后来死在了监狱里，而谢静宜由于是个“小丫头”，被从宽处理，没有判刑。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聂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幻想着毛泽东能救她。可是，有关人士正式告诉聂元梓，对她（包括其他几个学生领袖）的监禁和审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批准和同意的。这当头一棒，把聂元梓等人的幻梦打碎了。

　　戏剧性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笑话。有一次北大批斗迟群、谢静宜时，把曾被迟群、谢静宜关押了十年的死对头聂元梓和蒯大富拉来一起陪斗。这事看来滑稽，其实完全正确。事实上，“五大学生领袖”和迟群、谢静宜都是毛泽东文革中不同时期树立的典型和的信任的干将，用江青的话说，都是毛泽东使用的看家“狗”，虽然因为“品种”不同，有时会“狗咬狗”，但都听主人的话，都按照主人的旨意行事。然而“狗”们哪里想到，随着主人的爱好和脾气的变化，他们的身份和命运也已改变——从“文革宠物”变成了“丧家之犬”。本来，“打狗”要看主人的面子，手下留情，但对已经失去主人的“丧家犬”来说，“屠夫”和“食客”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狗肉火锅”是很香的，往火锅里加上各种“调料”更好吃。（注：这里所谓的“狗”是政治术语，决不是真狗。更不是骂人。文革中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都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忠诚卫士，或曰看家狗，因此读者不要理解成骂人之言。）

　　在批斗会上，毛泽东留下的几条“狗”们被一根根绳子栓住脖子，由警察们“牵”着，不准喊叫，一叫就勒紧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又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在会上，宣布开除聂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由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法办。（注：这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同时被宣布逮捕。）批斗会给聂元梓罗列了诸多罪状。聂元梓承认文革中有错误，但对有关指控皆不承认。批斗会后，聂被关到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一关又是五年，既不提审，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聂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计算应当到1991年1月12日，而聂本人计算应当到1986年4月29日。差别在于被迟群、谢静宜隔离审查期间有的时间不算。在这一点上，“老佛爷”可谓斤斤计较，不太大方。多关几年就多关几年，在监狱里还省饭钱呢！

　　可是，出乎聂元梓预料的是，她在延庆监狱刚刚被关了一年半多一点，1984年12月21日，监狱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医，并说她已经被假释，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来了。原来，已经63岁的“老佛爷”聂元梓在监狱里百病交加，腰椎旧伤复发，心脏病严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反正她也被关了十几年了，千万别让她死在监狱里，那样太麻烦。” 这大概就是把聂元梓从监狱里扫地出门的原因吧？

　　聂元梓对提前释放感激涕零，但她担心自己出狱后的吃、住、看病问题。狱方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她去找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

　　聂元梓出狱后，一边治病，一边找有关当局。北京市劳改局说，让她找北大。北大说，你已经开除公职，不是北大的人了，我们不管！

　　由于受她的牵连，儿子的处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住房狭小，住不下，聂元梓不愿再连累儿子，到姐姐聂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轰出了门。于是，64岁百病缠身的聂元梓开始在北京市到处流浪，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期间，她不停地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皆无人过问。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习仲勋的夫人之后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习仲勋批了一个条子，由街道居委会发了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很快就停发了，原因不详。

　　为了生存，聂元梓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在凄凉的晚年挣扎着、屈辱地话着。她说：“我是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热爱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乱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我文革中无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组织原则执行的，按照党章和法律我是无罪的。我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够平反的那一天。”

　　看来，老革命出身的聂元梓十分顽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太可能成为叛徒。

　　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聂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老太太开始下海经商。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好在她认识的人和认识她的人多，人家见她可怜，叫她帮着办点事，打打电话，写写信，问问那里有彩电，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钢材。苍天不绝人，这样，竟然帮别人办成了几桩买卖，从中得到了一点服务费，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久，有人给她提供了西苑饭店的公司办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业务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竟然赚了一些钱。不久，她自己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买了两辆汽车，一辆丰田，一辆吉普，又托人买房子，一下子就先给了人家五万元定金，连个收条也没有。（注：当时的5万元已经不是小树数目。）

　　然而好景不长，上帝又一次捉弄了这个” 智商不高” 的老太太。她的汽车很快被人偷走，她买房的钱被人骗去，后来骗她钱的人也死了，死无对证了。

　　在她小小发财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插曲。许多不三不四的人都来揩她的油，把她当成了“土八路” 、“雷锋老太太” 。有人借她的钱不还，有人骗她的钱，有人赖着不走，专门吃她、喝她。这样没有多久，她的买卖越来越难做，原来赚的钱也陆续赔进去了。最后，聂元梓又成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不过吃饭的钱恐怕还是有的。

　　目前（本书定稿时的2006年），已经85岁高龄的聂元梓仍然顽强地活着，身体还算健康。近几年，为了生计，她一面继续做点买卖，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自己的问题，她承认“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无罪。” 她说，她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写的大字报；她做的许多事情有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或通过女儿李纳）指示的，有些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们当时都合法地代表党中央和上级，我聂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线错误。对于因为这些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是我的责任的我诚恳赔礼道歉，不是我的责任的谁干的谁负责。判我17年刑是不对的，我是无罪的，历史最后会还我的清白。”

　　笔者认为，聂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旋涡，情况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但许多事情表明，“文革” 把聂元梓这样一个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 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推上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后来又把许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统统推倒她身上，判处17年重刑，同样是历史的无奈。可喜的是，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老佛爷” 仍然很健康，但也许是河南人的脾气——倔强一根筋，至今不愿低头弯腰活着。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至今不懂政治，对许多事情想不通，看不透，不懂得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实在令人遗憾。

113）塘格木传奇

　　（笔者注：关于蒯大富、韩爱晶二人被判刑后的具体详细情况，笔者断断续续地听二人介绍过，但不详细。笔者写本书期间，尽管多次同二人见面、聚会和联系。但关于在塘格木劳改农场的详细情况二人不愿意多讲，并不愿意写他们的所谓“隐私”。笔者认为，蒯、韩二人是文革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结局和命运也算文革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多年以来，有关批判和丑化二人的不实之辞遍地皆是，所以笔者也想凑凑热闹，于是写下了下面的章节。因缺乏详实的资料，其中有个别情节（仅仅是个别情节）只好想象和发挥——也可以叫胡编乱造，读者就把这章当小说看吧！至于是否伤害、诬陷了当事人，读者自有公论。）

　　话说蒯大富、韩爱晶二人从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的1970年起计算刑期，到被判刑时尚有数年需继续服刑。二人先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押解离京。作为全国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险分子，这两个年轻的“   宝贝儿” 不能留在北京周围地区，必须把他们打发得越远越好。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节火车车厢，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们和几个重刑犯赴中国第一劳改农场——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

　　经过了数天漫长的“旅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被押送到了目的地。

　　塘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省共和县境内。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特适合于做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可以通县城，守住了这条道，任凭犯人跑吧，几天几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不知谁选中了这个好地方。

　　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向劳改农场办理了交接犯人手续，饱尝了西北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鲜美的手扒羊肉，酒饱饭足之后离开了塘格木，把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留在了这里。

　　塘格木劳改农场很大，约有数千名犯人在这里服刑。犯人们大都是刑期较长的刑事犯和年龄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国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干什么的都有：杀人的，强奸的，图财害命的，抢劫、盗窃的，贪污巨款的……没有一个善主儿，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许多是死刑犯和死缓犯、无期犯。许多人可能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一直到死。

　　有些刑满释放的犯人因无家可归或不愿离开，便在这里留了下来成了农场的职工。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繁衍生息。许多劳改犯们的后代互相交配，保持着正宗的劣质基因。有的刑满释放留下来当了职工的人把远在老家四川、青海、宁夏、甚至内地的子女亲友（当然是贫困地区山沟里的）叫来，用他们的汗水来浇灌这片冷漠荒凉的处女地，换取维持生命的蛋白质之类。这里犯人们流传的“座右铭” 是：荒原野岭藏野鬼，无处黄土不埋人……

　　笔者后来到西宁出差的时候，到塘格木实地考察了一番。以游山玩水者的眼光，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驾着“巡洋舰”越野吉普，在荒原上奔驰了好几个小时。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一直延伸到天边的雪山下，真正是“天高云断，望断南飞雁。”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如画；牦牛和羊群悠然自得地啃着青草，互相追逐嘻戏着；藏族打扮的牧民，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如实告诉他，这是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的第二故乡——劳改的地方。

　　这里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风沙，更没有沙尘暴；这里没有汽车尾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这里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绿色食品，真正的一个世外桃园。

　　我真羡慕这田园诗般的仙境，甚至产生了当初为什么不替韩爱晶来劳改的念头。这里有我喜爱的一切，只缺一样东西——自由。

　　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来到农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农场。许多干警、职工、家属及劳改犯们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 。这里天高皇帝远，人们没风过大世面和“大人物” 。如今来了赫赫有名的“蒯司令”和“韩政委”，那绝对是新闻人物。许多劳改犯认为韩爱晶是女的，可能已嫁给了蒯大富，如今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农场上下，一片轰动，人们奔走相告，那气氛不亚于尼克松访华。

　　蒯大富他们临时住的地方，天天门庭若市，连农场的孩子们也象过节一样热闹。

　　韩爱晶警告蒯大富，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不要乱说话，以免节外生枝。

　　作为劳改农场一方，实事求是地说，对蒯大富他们的到来也十分欢迎。劳改农场只管犯人劳动改造，基本” 不问政治” ，特别是文革中那通天的、说不清的政治。天高皇帝远，文化落后，消息闭塞，人们比较愚昧。那些劳改犯们，不是杀人放火的，就是强奸抢劫的，全是人渣，管着他们别跑了就行。而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是“反革命政治犯”，有文化，有名气，又是因文革造反判的刑，每人都有传奇的故事，他们同普通刑事劳改犯们不一样。农场里缺文化人，也搞第三产业，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绝对是用得着的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农场的领导们对蒯大富和韩爱晶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十分客气，不过问他们的“历史”问题。

　　到农场后的第一项劳动就是盖干打垒住房——当地人叫地窨子。

　　青海高原冬天很冷，犯人们大都住在平房里。文革之后，犯人增多，监房不够用，农场便组织犯人自力更生解决住房问题，盖一批” 简易住宅” ——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当地人在地上挖一个一米多深的方坑，地上再用草和泥巴垒一人多高，顶上用木条树枝之类做樑，再压上一层草和泥巴，就成了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蒯大富身强力壮，他是农民的儿子，这点活难不住他。他干得很卖力气。

　　韩爱晶体弱有病，力气不大，但他仍然赤着脚挽着裤腿，割草，和泥、挖土，吃力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

　　许多崇拜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小劳改犯们主动帮忙。说来可笑，他们甘心情愿地拍蒯、韩二人的马屁，为二人送报打饭，端茶倒水，服务得很周到。

　　很快，一排新的干打垒地窨子就盖好了。不几天，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人分了一间“安乐窝” 。

　　农场分给每人十几只羊，一头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赶回农场围拦里。

　　尽管跑出去必死无疑，但农场仍然有铁丝网和哨兵看守，只不过没人敢往外跑而已。

　　从此，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天早上拿着鞭子，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们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诗为证：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举牧羊鞭。

　　世上风云多变幻，

　　荣辱弹指一挥间。

　　就这样，蒯大富、韩爱晶当了一段牧羊人。后来，农场子弟小学缺少教师，蒯、韩二人便当了代课老师，不再放羊。

　　据韩爱晶后来说，塘格木劳改农场的日子，使他终生难忘，受益匪浅。在这片广阔的处女地上，他用劳动的汗水，浇灌着脚下的土地，也洗涤着自己的灵魂，从而也明白了许多人生的真谛。在社会的最底层，在人渣成堆的地方，他除了看到了愚昧、丑恶、贫穷、落后之外，也发现了许多闪光的灵魂亮点。那些成年累月与他们在一起的管教人员事实上比他们强不了哪儿去，低微的工资养活不了家口，许多人的妻子都在农场当临时工。他们许多人没有出过青海，更不用说北京了，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哈哈的，心里十分平衡。

　　形形色色的犯人们也成了他的人生老师，教他明白了正义与邪恶、残忍和善良。犯人们中也有人性的良知，甚至有闪光的亮点。有的犯人在暴风雪中为抢救羊群，有的为营救管教人员而受伤了。

　　韩爱晶曾说过，历史上，没坐过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   政治家” ，他无怨无悔。人间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启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热的头脑，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望着那些农场的孩子们（大多是劳改就业人员的后代），韩心里百感交集。孩子们可爱又可怜的样子，令他心里感慨万千。这些孩子的大部分，可能永远走不出这片大草原。他们将象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在这片茫茫的荒原上以牛羊为伴，为生存而挣扎，在贫穷、愚昧中繁衍生息，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

　　这里最多的是贫穷、落后和愚昧，最缺少的是文化，以及那个可以让鬼推磨的资金。

　　韩爱晶对蒯大富说，国家应当对西部地区增加投资、开发、扶贫，甚至移民。

　　但是，此时的韩爱晶，纯粹是杞人忧天。” 你认为你是谁？” 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改造吧！

　　作为天之骄子的名牌大学生，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幸运儿，作为红卫兵的领袖人物，韩爱晶、蒯大富们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喊着革命造反的口号，举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在北京折腾了二年多，经常出入人大会堂和钓鱼台，那种日子多风光啊！革命原来是这样容易，但是正象把他们抓在手上当猴耍的毛泽东说的，他们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了解战士，不了解社会，更不了解社会的最低层。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正象攀着大树爬到宝塔顶上的猴子，一旦大树和宝塔被风刮倒了，来不及爬下来猴子们只能摔得头破血流。

　　头破血流但尚有一口气的韩爱晶、蒯大富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夹起尾巴，才能做人。

　　韩爱晶开始把自己的心血和文化知识倾注在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孩子们身上。他教他们识字、学文化，给孩子们讲他们能听懂的道理和喜欢的故事。当然“造反起家人头落地”之类的故事是不能讲的，不能误人子弟，做人要有良心。

　　孩子们很喜欢这个瘦个子老师。他们哪里知道，教他们的这个老师是个“反面教员”，同他们的老子们一样，不是好东西，同广播里天天骂的那个“四人帮”是一家子。

　　孩子们，孩子们的家长们，劳改犯们对“韩老师”十分喜欢和感谢。

　　让劳改犯当老师，在内地可能是“天方夜谭”，但中国太大，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很正常。正象让“巨贪”坐在人大会堂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农场的领导们、干警们对韩爱晶的表现也给了充分地肯定和称赞。

　　韩爱晶经过了痛定思痛的反思，决心一辈子当真正的小小老百姓，再也不介入那肮脏的政治旋涡。他甚至想，干脆在塘格木干一辈子，了此残生。这是1984年，韩快40岁了，离刑满还有一年。

　　蒯大富不以为然，他嘲笑韩爱晶目光短浅。他认为不应悲观失望，将来来日方长，不搞政治可以搞科技，搞经济，照样干一番大事业。“天生我才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必要老死在这个地方。将来赚了钱，给这里投上几个亿，改变这里的面貌，竖个纪念碑，不就行了吗？” 这次轮到“蒯司令”教育“韩政委”了。

　　韩爱晶仍然很悲观：“我们出去后就40多岁了，什么技术也没有，戴着大反革命的帽子，能干什么？中国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我看没什么大的奔头了。”

　　“谁说没有奔头？只要我们不介入政治，中央总得给我们出路。我就不信出去以后没人要。我离开青铜峡的时候，许多人都等我回去。山高皇帝远，他们才不怕什么大反革命呢！他们真诚的欢迎我老蒯回去。我那个厂很大，全国第一大铝厂，人才缺得厉害，我是学化工的，回去后大有用武之地。凭我们的脑袋，学点什么还不容易？” 蒯大富胸有成竹，不失“蒯司令”的风采。

　　“我真的是有点悲观了。主席‘7.28’召见时说的一些话我现在才明白过来，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四人帮’出卖了我们，把我们害成这样，我对政治是寒了心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出路了，我说的是政治出路。没有政治出路，其它还有什么用？钱对我们没有用，钱再多也没人说你好，况且也不可能那么容易赚钱。没有政治出路，还不如在这里了此一生。你看那些看破红尘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不都告老还乡，隐居山林，或削发为僧，皈依佛门，了此一生吗？” 韩越说越悲观。

　　文革中，韩爱晶常给蒯大富出谋划策，蒯大富也爱听韩爱晶的话，以至毛泽东说韩爱晶是蒯大富的政委，会出主意，是韩信的后代。有些人便借题发挥，说韩信是野心家，毛泽东实际上说韩爱晶是野心家。其实，毛泽东就喜欢有大志有“野心”的年轻人。中国人把野心家当成千刀万剐的怪物，而在外国，所有的大人物都是“野心家” 。没有点野心的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并且被人瞧不起。

　　但据笔者认为，韩爱晶实在不够格当野心家。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办事比较踏实，私欲不高。他生活上甚至象个老农民，很容易满足。文革中他曾对我说过，毕业后最好去当兵，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一生，牺牲了也光荣。韩爱晶和我们都知道，到部队去当兵是很难混到将军、元帅的。

　　蒯大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韩的想法，他甚至怀疑韩爱晶又在卖关子，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

　　蒯、韩二人来塘格木之后，随着刑满的临近，许多人早就盯上了他们。在这人渣成堆的地方，他们绝对是“白马王子” 。大学生，年龄也不很大，又是“名人” ，至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人看的很重，有人看的不重。其实，“反革命”是中国的特产，在国外，是没有“反革命”这个词的。人家国家没有“反革命” 、“政治犯”这些词，人家叫不同政见者、反对派，不丢人。

　　盯上蒯、韩二人的有劳改犯家属，有就业职工，也有农场管教人员。他们开始热情地为二人拉线搭桥，提亲说媒。有介绍自己的小姨子的，有介绍自己的女儿的，有介绍自己的。有汉族的，有维族的，还有远在四川、拉萨的川妹子、藏妹子。

　　韩爱晶、蒯大富被逗得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

　　蒯大富几句话，就把热心者浇了一头凉水：

　　“我找老婆有三个标准，第一要25岁以下，第二要研究生以上，第三要绝对漂亮。三者缺一不可，拜托诸位帮忙吧！”

　　“好你个蒯大富！这不明明是欺负人吗？再关他十年，看他还这么狂不！” 众人扭头而去。

　　韩爱晶唱白脸，耍滑头，” 象我这样的，谁看得上？打一辈子光棍挺好。”

　　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人。其结果是，韩爱晶为这句话付出了非常值得的代价。

　　转眼到了1985年，韩爱晶刑满了，但没有” 释放” 。他接受了农场组织上的安排，决定留在农场就业，当小学教师。不久，在农场有关人员的帮助和介绍下，韩爱晶和一位年轻的川妹子喜结良缘，

　　写到这里，为了让读者轻松一下，先插入两个真实的笑话。

114）咬鼻子与割耳朵的故事

　　1968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保卫部办公室里，有人敲门，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学生走了进来。大口罩上面，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认女生我认识，是导弹系的一位高干千金，姓吴名女。

　　“什么事？大热天戴口罩干什么？” 我问。

　　吴女摘下了口罩，只见她鼻子上贴着胶布，但仍未妨碍她美丽的脸蛋。她低下头，羞羞答答，欲言又止。

　　我见她这个样子，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便把办公室的人赶了出去。干保卫工作，常碰到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就是保卫部长吧？”

　　“对，我是戴维堤，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 我的鼻子被人咬掉了一块。”

　　“什么？怎么回事？谁干的？”

　　“我们班同学张男。”女生说着哭了起来。

　　“为什么？”

　　吴女越哭越伤心，说不出话来。

　　下面的话看来实在不好说，我已猜出了点眉目。看来她是来告状的。

　　“你先回去吧，我调查一下。” 我把她打发走后，拿起电话，叫导弹系的头头和张男一块过来。不一会，导弹系革委会主任老宋和张男来了。　　

　　“你就是张男？” 我问。

　　“对。” 张男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也是一位高干子弟。

　　“你把别人的鼻子咬了？”

　　“对！我把吴女的鼻子咬了。” 张男好汉做事好汉当，象个高干子弟的样子，满不在乎。

　　我气得把桌子一拍，喊道：“你这是犯法你懂不懂？怎么回事？”

　　“她活该！我恨不得宰了她。” 张男说。

　　“是不是谈恋爱闹矛盾了？无论如何，你不能咬人家的鼻子？你是怎么咬的？” 我非常好奇。

　　于是，张男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

　　原来，二人都是高干子女，谈恋爱已一年多了。他们的老子被打倒后，就当了逍遥派，心灵空虚无聊，就谈起了恋爱。可是最近，女方对他越来越冷淡，最后提出分手。张男很爱吴女，不同意分手。但吴女去意已定，不再理张男 。张男听信了许多有关吴女的传言，气不打一处来，决定报复。一天晚上，他约吴女出来见最后一面，并还她的照片情书之类，吴女如约来了。张男流着泪，劝她回心转意，表示离了她就不活了。女方表示对不起他，劝他把她忘了吧。这时张男提出最后吻她一次，吴女同意了。于是张男借亲吻之机，用力一口，把女方的鼻翼咬下一块肉来，然后吐到地上，用脚踩烂，扬长而去。

　　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张男的系革委主任老宋也笑了，他说张男说的是实情。

　　我把张男训了一顿，让他写检查，并说要给他处分，然后让他回去了。

　　事后我考虑再三，没有处分张男，让他们系里批评教育算了。

　　当时没有整容手术。不知道吴女的鼻子后来怎么样了，总而然之要留点记号，真可惜了那张漂亮的脸蛋。

　　谁料事过多年之后，听说张男和吴女最后握手言欢并结了婚，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们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我这里只好祝愿他们白头偕老并为他们隐名埋姓，以免挨骂。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恋人、夫妻之间闹点矛盾，最好既不动手，也不“动手”……

　　另一个笑话是割耳朵的故事，这是我毕业以后的事了。

　　我们1968届毕业以后，学校里留下了69、70届学生还未毕业。当时文革已无事可干，学生们百无聊赖，思想空虚、无聊、痛苦，盼着早日毕业。一些学生回了家，一些人谈恋爱，一些人泡病号，干什么的都有。

　　有一位学生李某因慢性病住进了西郊一温泉疗养院，他本无什么大病，只不过借机来疗养一下。疗养院可以请假外出。

　　在疗养院里，李某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最后勾搭成奸。

　　女护士已结婚，丈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厂里经常派他出差。女护士常把李某领回家去幽会。

　　不料有一天，女护士和李某被她丈夫撞上了。女护士哭哭啼啼，花言巧语。忠厚老实的丈夫原谅了妻子，把李某骂了几句放走了。

　　女护士丈夫的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都骂他是窝囊废，活王八，并出谋划策。女护士的丈夫终于激活了雄性大丈夫的本能。他准备了一把刀子，回到家后，把女护士老鹰抓小鸡一般揪了过来，用刀子对着她。

　　“说，你和那臭大学生怎么回事，是谁先主动的？”丈夫说。

　　“是他先主动的，我全说，饶命饶命。”

　　“要想活的话，就听我的。”丈夫下了命令……

　　于是，女护士回疗养院后对李某更加温存。李某贪恋女护士美色，早已不能自拔。女护士说，明天晚上再去她家，那个该死的又出差了。

　　第二天，李某如约而至，刚进女护士家门，一把刀子就顶住了他。

　　一阵拳打脚踢，李某已鼻青脸肿，跪地求饶。他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只漏着两只大耳朵，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

　　女护士早已躲了起来。大丈夫怒气难消，越骂越气，越恨。他想捅死李某，又怕杀了人不好办。这时，他突然发现蹲在地上的李某的两只耳朵仿佛在向他示威。

　　说明迟，那时快，大丈夫手起刀落，一只耳朵掉了下来。

　　大丈夫把耳朵交给李某，骂了声：“滚！” 然后自己到公安局投案去了……

　　这就是文革中北航学生被人家割了耳朵的故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奇不有。

 116）今日韩爱晶

　　转眼到了1987年夏天，韩爱晶与川妹子的“爱情结晶”——宝贝儿子已经一岁了。这时，突然传来了“圣旨”，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乔石同志的批示，他和即将刑满的蒯大富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塘格木的朋友、难友们，携妻儿离开了他刻骨铭心的塘格木。

　　“再见了，美丽的塘格木，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韩爱晶擦去眼角的泪水，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送行的有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王如山等人，一位帮助安置“后事”的警察同行。

　　笔者认为，韩爱晶应当感谢塘格木。塘格木给予他的东西太多、太多，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值得。做为“副产品”，塘格木送给了他一个川妹子，又慷慨地“搭配”上一个大儿子。要我是韩爱晶，我就是花上一个亿也要在塘格木建立一座纪念碑——如果有钱的话。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

　　在老同学们为其“洗尘”的宴会上，我向韩爱晶敬了一杯酒，说：“感谢你老弟替我坐了十几年牢，我向你表示衷心地感谢并深表慰问。祝你因祸得福，拐了个川妹子，又得了个大儿子。” 众人哈哈大笑，韩爱晶笑而无语。

　　“不过”，我接着说，” 老兄有几句话忠告。第一，北京乃是非之地，你也好，蒯司令也好，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想着再进北京，北京不是我们这些人待的地方。今后来北京办事，干脆先向中纪委打招呼，来干什么，住在哪里，接触谁，甚至在哪里拉屎撒尿，都报告清楚，省得别人疑心疑鬼。第二，患难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糟糠之妻不可弃，何况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不管你将来如何，若有三心二意，休怪我们不是朋友，我老戴将把你搞臭，遗臭万年。怎么样？” 我的话引起了在座的一片笑声。当时还没有” 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句准真理。韩当时处于百废待兴、穷困潦倒之际，他的首要问题是让老婆孩子别饿肚子。

　　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

　　我们陪同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韩便南下“走马上任”，去了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安排照顾得既不过分，又不欠缺，叫做恰到好处。

　　后来韩分到了一间房子，安了个家，川妹子后来当了临时工，岳母接来看孩子。

　　川妹子鲤鱼跳龙门。她告别了贫穷、愚昧、落后的故乡，变成了城里人。

　　韩爱晶被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一天，从电子部调到株州市任副市长的北航老同学乔钟涛（同韩爱晶一个系的）带领市里大小头头来厂里视察工作，“顺便”兴师动众地看望了韩爱晶。在场的有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各部、委、局、办头头，把韩爱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都想看看韩爱晶是啥样子。乔副市长文革中是保守派，没沾韩爱晶一点光，所以他也不怕受牵连。韩爱晶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乔副市长让厂领导好好照顾韩爱晶，有什么困难找他。我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老同学乔钟涛肃然起敬。

　　不久，韩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慕韩爱晶之名，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后来，几家控股大公司的老总们被韩爱晶的廉洁奉公精神所感动，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开始几年，韩把妻儿留在株州，一个人在深圳闯荡。虽然处于创业阶段，但身为总经理，加上深圳毕竟是半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各方面的诱惑很多。但他还行，没有变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近女色。他从未进过卡拉OK厅，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他始终两袖清风，从未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如今，他仍保持着穷学生时的“寒酸相”，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公司的关系户们知道他叫韩爱晶，没人敢说三道四，买卖照样成交。

　　后来，某些大股东们为韩爱晶的敬业精神和廉杰奉公所感动，又主动出资注册了一家独立法人的信息网络公司，交他管理。

　　韩爱晶老夫少妻。他对妻儿疼爱有加，一有机会便回株州看望。由于韩本人的户口仍不能进深圳，韩先将妻、儿的户口迁到了深圳。目前一家在深圳，虽然生活不很富裕，但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美满幸福，安定团结。社会上的许多谣传都是瞎扯淡。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部退休，目前给一家公司当顾问，抽空研究文革历史，写回忆录。儿子韩钢已经17岁了，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夫人相夫教子，管理“内政”，并抽空做一些买卖业务，以贴补家用。

　　看来，本人当初的警告或许起了作用，或许是多余的。

117）蒯大富与女硕士

　　交待完韩爱晶的故事，再说蒯大富。

　　蒯大富的刑期比韩爱晶多二年。1987年10月31日，他服刑满17年后离开了塘格木劳改农场。据说，宁夏青铜峡铝厂的工人自发地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凯旋归来” 。

　　蒯回厂后，夹起尾巴做了一段老实人，但树欲静风不止，人有了名气——不管是什么名气，很难安分守已。找他的人太多，上至厂领导，下至工人们。由于蒯大富在审判“四人帮” 时揭发张春桥上过电视，他那付带着金边眼镜西服革履象个大教授的派头使人目睹过蒯司令的“风采” 。

　　有人为蒯大富介绍了厂里一位漂亮的女工，但最后没有“成交”。蒯大富的择偶标准不变。不久，一位符合条件的硕士小姐找上门来，此人便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25岁的云南小组罗晓波。她慕蒯大富之名，冲破了教授父母的阻拦，毅然奔赴大西北投进了蒯大富的怀抱，二人喜结良缘。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在给女儿起名时，蒯大富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薄一波骂他“一听名字就是反革命”的笑话，反其道而行之，给女儿起名蒯晓琼。蒯晓琼者，“快小穷” 也！省得别人再骂，蒯大富心里想。

　　蒯大富不想在大西北扎根。他梦寐以求想回北京发展，但此路不通，于是他想“曲线救国”，先调回内地再说。

　　著名的山东蓬莱地区一私营企业家看中了蒯大富，把他聘请到了蓬莱。这事也无可非议。青铜峡铝厂是大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肯定有许多机制上的原因不顺利。蒯大富眼高手不低，他不甘心永远当螺丝钉，他是蒯大富。人挪活，树挪死，不一定在一棵树上吊死。

　　蒯大富受聘担任了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总工程师，爱人罗晓波一同前往。公司为蒯大富提供了宽敞的住房和汽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