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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地缘政治
（封底文字）
国际原油价格自2004年以来的飞速飙升，看似国际原油市场无力应对需求剧增的局面，但是，这到底是石油市场自身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还是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巨大的国际政治与战略问题？中国与美国作为首当其冲的能源消费大国，其更紧迫的问题，在于原油供应及石油产品的输送安全等等。
世界的能源供求关系就此打乱，从委内瑞拉到俄罗斯、从里海到波斯湾、从地中海沿岸到西非的几内亚湾，无一不受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石油成为恐怖分子威胁破坏全球原油市场的武器，世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人类用完第一兆桶石油，用了125年。再过30年，人类便可能用完第二兆桶石油——这已近似于全球已探明的石油总储量。
——美国雪佛龙公司，2005年
“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
——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主席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
（作者介绍）
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PHILIPPE SÉBILLE-LOPEZ），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的专属地缘政治学家，同时也是法国地缘政治事务所（GÉOPOLIA）国际关系与国家风险评估顾问。
作为石油问题领域的权威，作者以 “石油之路”为主线，穿越世界各主要产油地，审视那里正在发生的角逐和争斗，解读迫在眉睫的冲突，揭露种种暗藏的玄机。威逼交恶、恐吓利诱、和解、妥协或结盟，等等，一种全新的国际石油战略跃然纸上。
“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董事长､国际石油界的知名人士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曾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欧洲石油市场，此时欧洲各国的经济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今天，丹尼尔•尤金却这样来形容目前的石油市场：“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他任何原材料所无法企及的。这一点在中东､俄罗斯､中国､拉美……乃至世界任何地区都可以得到证实。”（见注释1）这两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截然不同的判断，充分说明了地缘政治在石油问题上所占的重要地位。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的发达国家眼里，石油只是一种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内政问题，而70年之后它却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地缘政治问题。短短几十年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国际能源市场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尽管如此，随着运输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依然不减。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到1979-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石油危机，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上升了近10倍。从理论上讲，自那时候开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开始致力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然而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的石油至今仍是人们最主要的能源品种。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在其公布的《2003年世界能源展望》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全球初级能源的消费结构：35%为石油，21.1%为天然气，23.3%为煤炭，11%为可再生燃料（生物燃料），6.9%为核能，2.2%为水电，0.5%为其他能源，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无独有偶，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在其公布的《200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报告认为，全球初级能源的消费量在未来30年内将翻一番，即由2001年的9个GTEP（即90亿吨标准油）增加到2030年的18个GTEP（即180亿吨标准油）。按照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的估算，到2030年油气仍将在全球能源消费中占主导地位，约占全球商用能源需求总量的60%，其中石油为37%，天然气为28%。如果能够保证充足的供应，人们对油气等碳氢燃料的钟爱是不会削减的，尤其是近年来崛起的新兴国家的能源需求十分旺盛，全球石油市场目前脆弱的平衡很可能被打破。
在20世纪30年代，石油主要操控在少数发达国家以及少数几家私营或国有公司手中，它们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认清了石油的重要性。法国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意识到石油首先是用来作战的！
然而，在短短数十年间，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增加了3倍，由1945年时的60个增加到了2005年的191个。石油问题也由一个发达国家和少数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内政问题演变成了涉及局部乃至全球利益的地缘政治问题，与石油有关的主角明显增加，彼此间的依赖日益增强。它不仅涉及到石油消费国､生产国以及出口国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了跨国石油集团､国有石油公司以及一些小型公司的利益。
与此同时，人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在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危机一触即发之际，还不断有生产国跳出来要求捍卫集体利益。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石油市场的失衡因素正在累积，过去在石油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达成默契的那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小幅浮动机制可能被彻底打破。
在本书的《引言》中，将首先通过一些过去与当前的例子，来说明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历来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之后将对2004年以来石油市场的波动作一个简要的分析。这些被称为石油危机的现象充分说明了本书中所阐述的地缘政治因素对石油市场的潜在影响。这些地缘政治因素很可能会延长甚至加剧当前的石油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曾迎来被称为“辉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期，石油不仅成了当家的能源品种，也变成了一种最理想的战略物资。在过去50年间，石油产品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必需品，汽油､塑料以及合成纤维等石油产品随处可见。19世纪50年代随着汽车的普及，20年间石油的需求量增加了四倍，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也自然而然成了一个极为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
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相继出现，导致石油产品的需求剧增。几乎在同一时期，全球各主要产油国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欧佩克”的组织，其目的是联合起来从控制供应量入手，维护石油价格的稳定，以共同对付一直控制着国际原油市场的英美石油大公司。这一竞争态势使得各国纷纷加入到石油勘探和开采行列，就连那些发展中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也跃跃欲试。不过，这种竞争态势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局面，一方面因为发达国家对石油的需求依旧不减，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出现加剧了原油市场紧张的供求关系。
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相对稳定期之后，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再度趋旺，必然会刺激原油产量的提升。在全球新的石油地缘政治格局中，西非几内亚湾地区以及里海沿岸等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开始凸显。尽管这些新“乐园”的原油储量根本无法与中东地区相比，但由于中东地区的动荡因素有增无减，使得其他地区的一些小油田突然间也成了香饽饽。
中东地区局势日趋恶化，且不说永无休止的巴以冲突，目前所推行的民主进程不仅于事无补，甚至使局势更加恶化。自2003年4月伊拉克战争打响以来，一切便陷于停滞。此前，分析家们曾普遍预测，在一场闪电战过后，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够迅速恢复，不料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预想。再者，伊拉克今后很可能实行联邦制，届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必然会围绕石油资源的分配而大打出手，尽管在此前达成一致的《宪法草案》中，各方已就省份和人口的划分签署了书面协议。
伊朗则在2005年6月选出了一位属于极端保守派的新总统，使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核危机再度爆发。从1995､1996年开始，美国便对伊朗进行了长达10年的经济制裁，而且自伊朗出现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的外交交恶已经长达30年之久。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此前对伊朗石油生产所作出的预测很可能无法实现。按照这两个机构的预测，2005年伊朗的原油日均产量为410万桶，到2010年为日均540万桶，2020年为日均800万桶。
至于沙特阿拉伯，它从2003年起便成了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的进攻目标。换言之，这个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将长时期直接面临恐怖威胁，而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出现重大危机，沙特将是各国唯一的依靠。上述三个国家已探明的石油会储量约占全球总储量的43%，而在2004年三国的实际开采量在全球总量中“只占”21%。也就是说，一旦政治条件得到改善，这些国家的产能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此外，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一些石油出口国则时常受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所困，这更增添了国际原油生产的变数。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这个二线石油出口国才会受到青睐。所有这些导致地缘政治紧张的因素，虽然有明有暗，而且可能包括了一些为投机的需要而被人为夸大的情况，但它们多多少少对全球石油市场构成了威胁。更何况，目前石油市场本身的结构性的矛盾就相当突出。在这一背景下，对石油市场进行地缘政治分析将有助于人们全方位了解石油问题，认清国际石油界各参与方的把戏，并进而采取一些互相依存的措施。所谓的参与各方不仅仅局限于石油生产或消费国少数几家国有公司或跨国集团。此外，石油与天然气一样，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执政当局关系密切，甚至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能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石油与生俱来的地缘政治特性，当前石油市场所面临的危机只会使这种地缘政治更加突出，这一点我们将在此后的章节中谈到。
我们对地缘政治的定义是：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某一区域的力量对抗或影响力的角逐（甚至包括一些国家争夺地盘），同时也包括各种力量为争夺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权而展开的较量。由于一个区域的范围以及为此所下的权力赌注都是可变的，因此在做地缘政治分析时就必须借鉴不同类型地区､不同规模区域的分析报告，以便为某个地缘政治研究课题制订出全面的参考框架。
除了之外，我们还将采用一种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内容涉及地理､历史､社会学乃至人文科学。人文科学能够弥补政治学和经济学过于简单扼要的弊端，那些拙劣地缘政治分析文章最喜欢引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报告。
石油不仅用途广泛，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如何，它都无法离开石油，在交通运输和国防领域尤其如此。而众多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一部现代史也告诉我们，石油还是一种政治武器。
石油虽然可以被各种军队用来维持其常规作战能力，甚至在最后关头可以直接用于作战，但它也可以成为一种用来避免战争爆发的武器或压力手段。
美国是最早将石油作为外交施压手段的国家之一。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的日常石油消费80%以上依赖美国，自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及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美国曾部分冻结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随着日本在亚洲扩张步伐的加快，美国于1940年7月加大了制裁力度，直到于1941年6月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遭到到美国禁运的日本于1941年7月开始与苏联接触，试图从苏联那里获得原油供应，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于同年9月开始策划向美国开战，经过3个月的准备，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了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然而，日本的战略家们一心只想摧毁美国在太平洋基地的战舰，却忽略了摧毁美国在夏威夷港存放的450万桶油料。这一疏忽使美国得以迅速发动反击，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日本海军部的意料。
石油同样是1938年签订的苏德条约的核心内容。通过这一条约，希特勒不仅得到了德国东线的和平承诺，使他的军队可以放手入侵西欧，更难得的是德国由此从苏联获得了充足的石油供应，而这是发动战争所必不可缺的。1939至1941年间，莫斯科向柏林提供的石油总计达6500万桶。事实上，石油供应一直是希特勒的软肋之一，“沙漠之狐”隆美尔及其率领的非洲军团之所以兵败北非，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油料的缺乏。苏德条约被撕毁后，希特勒的军队之所以向高加索､巴库地区开进，所看中的也正是这些地区的石油资源。最终，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这里也成了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油禁运作为一个制裁手段曾被多次运用。这些制裁有的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国际法的名义作出的，如针对南非和罗德西亚政权的制裁以及伊拉克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后受到的制裁等;也有的制裁是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如美国单方面向一些被它视为“无赖国家”所进行的制裁，包括古巴､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石油禁运（无论是禁止出口还是禁止进口）作为政治施压手段的有效性虽然还值得商榷，但它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是实实在在的。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由阿拉伯国家于1973年10月发起的石油禁运就是如此。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由原油生产国向原油消费国发起的石油禁运。如果没有1960年成立的“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1968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OPAEP），此次禁运便不可能实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间，全球所有的石油生产和销售都被7家英美石油公司所垄断，人称石油“七姐妹”。根据1928年签订的《阿希纳卡里协定》，埃克森公司（ESSO，后改名为EXXON）､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及此后加入的美孚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决定组建一个国际石油卡特尔，通过分配生产定额的方式结束彼此间的竞争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上述七家公司垄断了全球85%的石油产量。由于七家公司采取了稳定价格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的石油消费。此外，它们还通过极其低廉的价格——与它们的利润相比，这些公司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获得了大量的油田特许经营权。直到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国家出现石油民族主义思潮之际，全球60%的石油开采都控制在这七家公司手里。正是为了与“石油大佬”的霸权行径相抗衡，一些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才在1960年决定成立“欧佩克”， 即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这样，石油工业发展初期那种石油公司大权独揽的时代终于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石油生产国组成的卡特尔。
此后的几年间，石油生产国逐渐收回了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也形成一种全新的关系。1956年､1967年1973年先后爆发的几次中东战争，使石油生产国逐步认清了它们对欧洲以及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影响力。在那个时期，美国本国的石油生产虽然即将开始走下坡路，但美国当时仍算得上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国。
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并取得空前胜利，占领了阿拉伯的部分领土。尽管联合国安理会此后通过了要求其撤离的第242号决议，但以色列却始终拒不执行，这为阿拉伯国家在1973年实施石油禁运找到了理由。众所周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通过近40年，但它始终没有得到落实。阿拉伯国家的禁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石油全面减产25%，另一方面对美国､荷兰､南非､罗德西亚和葡萄牙等五个国家实行全面禁运。美国是由于其偏袒以色列而遭到禁运的，而其余四个国家遭到禁运则是由于各自奉行的“殖民”政策。在整个过程中，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这三个国家最为积极，最后沙特阿拉伯也加入了这一禁运行动，因为它担心外国公司的颠覆活动会波及本国政权，而这种事例已经在埃及､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国王巴列维领导的伊朗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铁杆的盟友，伊朗最后也站出来支持石油减产行动，但并没有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
由于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采取了减产､提高价格及石油出口关税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石油价格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四倍，上涨后的油价于1974年9月在维也纳得到了认可：从那时候起，石油价格成了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指数之一。
这场风波被称为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因伊朗革命而引发的危机被称为第二次石油危机，第三次石油危机则是由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引起的。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人们便意识到其中蕴涵着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一个局部区域的冲突可能带来全球性的后果，至少会导致石油价格的上涨。当时，伊拉克曾竭力主张扩大禁运范围，与石油消费国展开全面的经济战，但这一主张遭到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反对。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反对才阻止了事态的恶化。阿拉伯国家的这一内讧反而成了油价维持高位的重要支撑。这一事件使各个石油消费国一下子意识到了本国经济的脆弱性，各国从此开始着手调整能源政策，以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如今，尽管各国在调整能源政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随着发达国家运输能力的提高，加上国际社会能源需求总量的提升，各国对石油的依赖有增无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此外，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除非人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彻底发生改变，否则任何想减少对石油或天然气依赖程度的努力都将无从谈起。因为大部分西方国家虽然经济发达，但对石油的依赖是命中注定的：这些国家本身所拥有的石油或天然气资源微乎其微，巨大的需求缺口需要从别国进口方能弥补。
当前石油供给领域的危机不但加深了发达国家的对外依赖程度加深，而且一些石油生产国的民众也趁机抬高了要价。由于“历史”的原因，尼日利亚近年来多次做出过这种“趁火打劫”的勾当。不过，2005年春季在玻利维亚以及同年8月在厄瓜多尔发生的一切都表明，这种利用国际石油市场的弊端而哄抬要价的做法呈现出了蔓延的势头。
石油､天然气以及原住民的要价：国际石油市场的新威胁
2005年春，玻利维亚发生了第二次“天然气战争”，人们很快发现这实际是一个涉及全国､次区域乃至整个美洲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玻利维亚的天然气储藏量十分丰富，在拉美地区位居第二。然而，这些天然气资源绝大部分位于南部圣克鲁兹及其周边地区，圣克鲁兹是玻利维亚最发达的地区，但被人口占少数的白种人所控制，他们一直要求该地区实现自治。而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生活在西部安第斯山山区的印第安族纷纷要求对天然气资源实行国有化。2003年10月，玻利维亚曾爆发过第一次“天然气战争”，造成80人死亡，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国家宣布将通过智利向美国出口天然气。玻利维亚与智利关系一直很微妙：1878年，玻利维亚政府没收智利人的硝石公司，引起智利不满，1879年至1883年间两国打响了著名的“太平洋战争”，结果玻利维亚从此丧失了出海口，成为内陆国家。两场天然气战争先后导致玻利维亚两位总统下台，经常被指责为一切祸害之根源的外国石油公司也由此放慢了对玻利维亚的投资步伐。对于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玻利维亚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国而言，发生在2005年春季的那场危机严重威胁到了两国的能源供应。尽管巴西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但它只拥有两个星期的战略储备，而且60%的天然气需要从玻利维亚进口。巴西与玻利维亚之间有一条长2600公里的输气管道，连接了玻利维亚的油气田以及巴西东南部最大的工业区。此外，巴西拥有60万辆液化天然气作燃料的汽车，而且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还是玻利维亚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最大的投资者。由此可见，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远不止是一个小范围的地缘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全国､次区域乃至整个美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大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天然气消费大国，美国一定对这一切给予高度关注。
厄瓜多尔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占厄瓜多尔人口40%的印第安人要求政府更合理地使用石油收入，以改善就业和当地基础设施。2005年8月，厄东北部亚马孙地区两个产油省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和抗议活动，随后政府宣布这两个省进入紧急状态。这一事件严重影响到了厄瓜多尔的石油生产：危机爆发前，厄瓜多尔每天的石油开采量达到53.5万桶，而到8月底厄瓜多尔的石油产能只能恢复到此前的四分之一。尽管厄瓜多尔只是拉丁美洲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这一风波仍引起了厄瓜多尔石油主要输出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不安。占全球消费总量四分之一的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国，一旦它的供应出现问题，势必会对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造成冲击。
在尼日利亚，由于2005年一年内三次调高国内的石油零售价，引起民众不满。在尼日利亚劳工大会的号召下，2005年9月中下旬尼日利亚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一事件促进人们开始反思油价上涨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原油出口国的影响。原来，尼日利亚虽然是世界上第六大原油出口国，但由于提炼能力有限，本国的成品油仍依赖进口。当国际市场上成品油价格过高，政府无力提供补贴，只得开始涨价。
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另一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也实行类似的石油消费补贴制度。如果不是印尼议会在2005年9月通过了一个削减补贴的议案，否则2005年印尼的石油补贴预算将达到140亿美元。石油补贴的削减导致油价一年内上涨了150%，并由此带动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扬，从而最终激起民众的不满。那些不出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境遇则更加糟糕：从2005年4月起，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以及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先后发生示威流行，抗议油价上涨。至于那些不出产石油的非洲国家，其经济和社会环境则更加恶化。
如今，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即20多亿人生活在没有任何初级能源的地区，他们所能依赖的只有生物燃料。如果将每天石油开采量超过10万桶的国家都看成是石油出产国，那么这样的国家全球也只有50多个，世界上其余国家的石油供应都得仰仗这50多个国家了。一旦石油价格上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固然会受到拖累，但是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后果将更加悲惨。在石油这个问题上，各国之间虽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对每个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同样，在解读当前石油的体系对各国的影响时，这种双重性也一样存在。
谈及石油，一般人都会从生产和市场的角度对它作出两种诠释：一方面，石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不过由于开采成本高昂，因此它必须借助于资本市场，而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下，追逐利润是资本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随着供求关系的趋紧，石油越来越成了一种战略资源，是石油生产国及其国有公司在与跨国石油集团和石油消费国战争中有威力的筹码。正是因为石油是一种战略资源，这才注定了政治必将长期回归石油事务。一个反常之处在于：目前的局面并不是石油生产国的意愿所决定的，而是由石油市场管理法规中一些经济弊端所决定的。目前，石油市场主要由资本市场所控制，有关经济弊端我们在今后的章节中还将提及。这种在利益认知和解读上存在的差异，在美国加州的优尼科石油公司并购过程中得到体现。
2005年8月10日，优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东们对他们公司的并购案进行表决。摆在他们面前的原本有两个竞购方案：一是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的收购案，开出的收购价是168亿美元，第二个收购方是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中国政府拥有73%股权的中海油公司，其开出的收购价是185亿美元。但此时金融市场这一并购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此时优尼科的沽值早已提升：早在2005年2月，市场披露雪佛龙有意收购优尼科的消息后，优尼科的股价便飙升了40%。面对中海油开出的巨额收购价，美国的石油专家似乎无动于衷，与此同时，代表雪佛龙公司的利益集团则开始四处活动。在这些利益团体的劝说下，美国一些政界精英开始向布什总统写信，而包括在克林顿时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在内的一些人则纷纷在美国议会各委员会发表讲话。这些人的做法无非是想让美国当权派和公众舆论感觉到，这一并购行为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些人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公司望而却步，让中国人认识到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是不可能落到中国人手里的。这一插曲充分说明，在石油市场上有时候连自由主义和法律条文都无计可施。在华盛顿主宰美国事务的部分政治家眼里，石油是与国防同等敏感的要害部门。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指导下，一些本应主宰石油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和财政因素，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地缘政治考量。
对于布什政府来说，这一并购交易的核心问题是优尼科公司拥有的17.5亿桶原油储量。由于这些石油资源分别位于东南亚､墨西哥湾和里海沿岸地区，其中蕴含的地缘政治价值不言自明。尽管与2005年初已经探明的全球11880亿桶原油储量相比，这17.5亿桶原油的储量简直微乎其微，但在华盛顿那帮极端保守派眼里，中海油以及中国从此在其国土的周边拥有了石油资源储备。不仅如此，中国从此便能控制美国的一小部分石油供应，因而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按照目前国际石油市场的运行机制，这种所谓的“控制”也仅限于理论层面，而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当前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完全是按照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一旦出现原油短缺，谁的手里有钱，石油就会到他的手里。尽管美国政府在优尼科公司的并购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一些阻挠措施，但国际石油界仍认为，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加上美元参考货币的地位，美国无论到何时都会有足够支付能力，与世界其他地区争夺石油资源。
优尼科公司的并购案应该对国际上各大原油交易所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按理说，根据全球原油开采和提炼能力等各种变量来给原油定价是这些交易所的主要功能。然而在当今的体制下，原油交易所越来越成了一位看客：撇开投机资金不说，原油价格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那些控制供求关系的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手里。最令石油消费国担心的是，随着全球原油需求的不断提升，目前过剩的产油能力最终将被全部消化。
1965年，法国曾成立埃尔夫石油公司，这是石油消费国成立的专门为本国服务的石油公司。此后，随着此类运行模式的消失，石油市场存在不同“代表”的现象从此销声匿迹。经济自由主义的深入人心，加上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石油公司开始与原来控制它们的国家脱钩。当然，由于核心利益的一致，这些石油消费国有时也会与原来的石油公司合作，以期形成合力。对于石油公司而言，当初与国家脱钩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一旦条件允许，它自然愿意再次享受到国家的政治支持。当前的石油危机使很多石油消费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它们与昔日的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再度升温。2001年5月16日，由美国副总统切尼亲自挂帅的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国家能源政策》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反对派指责在该报告制订过程中，切尼与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康诺克炼油厂､壳牌公司以及英国石油美国公司（BP AMERICA）等企业的高层都有过接触，往来甚是频繁。这一事件充分表明石油界与政界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钟摆回归的现象，让我们稍事休息，先讲一讲当前石油体制的危机，以及这场危机的主角——石油生产国的国有石油公司以及那些大型的国际石油集团。尽管这些国际石油大集团在2004年和2005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跨国巨头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如今，全球已探明的11880亿桶原油储量中，80%掌握在各大原油生产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手中，私营石油公司只控制了其余20%的份额。全球最大的五家石油集团只拥有5%的储量，这五大公司依次是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德士古以及道达尔。在原油开采方面，各产油国国有石油公司所占的份额达到了70%。2004年，“石油大佬”（MAJORS）们的开采量仅占全球总额的14%至15%，而在1960年，这一比例高达60%。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石油价格偏低，石油开采领域的投资锐减，一些大的国际石油公司纷纷开始兼并。这种整合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规模，另一方面是为了重拾自己对市场的影响力。但这种整合既不能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更不能波及企业的财务状况。为此，公司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向股东们派发红利，以维护资本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动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购买股票，尤其是在2004年2005年最为明显。尽管这一策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收益，但它却有助于企业掌控自己的资本，以防止被恶意收购，甚至能让资产升值。当然，此类金融套利会损害到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投资者的利益。纯粹的市场投机行为（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证券市场）和政治交易（与产油国的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自然离不开政治）在这里发生了交汇，再加上石油消费国的原油供应原本就是个敏感的经济问题。这一切表明，石油公司的业务不仅非常独特，而且带有战略意义。随着供需矛盾的形成，各国加紧了对石油资源的争夺，石油的地缘政治意义凸显。出于争夺石油资源的需要，石油公司在原油开采过程中十分注意开采量和储藏量的比例，要让这一比例保持在投资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对于被称为“石油大佬”的全球几大石油巨头而言，眼前这场石油危机多多少少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墨西哥等一些产油大国的石油开采业不对外开放有关。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缺乏实力的小营国有石油公司才愿意与私营石油公司搞合作，而那些石油生产大国的公司很少采用这种合作方式，除非是迫不得已。这些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更愿意与从事油田服务的专业公司合作，如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和德克尼（Technip）等。此外，在类似伊朗这样的国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已经很难拿到新合同了。面对各大石油公司竞相争夺石油资源的局面，各石油生产国也变得更加精明：它们已经很少与外国石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而更愿意签订石油产品分成合同（即PSC）。然而，这些石油产品分成合同所涉及的一般是那些高风险､低投资价值的油田，而且在所签订的合同中，外国石油公司的必须按一个保底的数量提供石油产品，而不是以实际的开采数量为标准。这样做既能降低石油生产国的风险，又能确保这些油田会被开发。随着油价的上升，石油生产国越来越富，而外国石油公司所获得的部分却相对减少了。这使跨国石油巨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几十亿美元已经投入到了那些贫瘠油田，但开采量却十分有限。于是，跨国巨头们被迫实施多元化战略，一是实行石油和天然气共同开发，二是涉足开采､提炼､销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