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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批卡尔·博兰尼《大转型》
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最早于1944年出版英文版本，历经60多年的时光磨砺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本，斯蒂格利茨和布洛克的所撰写的前言和导言也一并翻译过来，更多的中国学者得以领略其中的高雅学术品味和宝贵学术价值。全书共分为三编：国际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衰、进行中的转变；其中第二编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又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撒旦的磨坊和自我保护的社会。下面我们将采用总—分—总的逻辑思路，从学人对本书的评价为开端，然后按照本书的既定结构分别予以介绍，最终提出全文的结论性观点。
作者从“百年和平”谈起，分析19世纪国际秩序的维持机制，提出“经济生活的新组织提供了百年和平的背景”，其中国际金融体系问题成为他开始就十分关注的焦点。接着他转入对20世纪初期世界革命和战争的分析，对“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进行了阐述，最后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已经映射出这样的结论：“19世纪文明...的解体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社会为了使自己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作为所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所造成的”。这样就进入了本书的核心内容——对自由市场体系的剖析和国家与制度积极功能的认可，也为最后提出关于“人类命运”的建议作了铺垫。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前言中概括波兰尼的中心思想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这样的概括无疑是经典的。在这种经典总结的背后，就是波兰尼深刻地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致分析，斯蒂格利茨又进一步谈到：“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这就把本书核心思想的论据进行了整理分类，作者确实利用很大篇幅讲述这几种要素内在的逻辑，其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成为作者攻击经济自由主义神话的三个利器；相应地就引申出市场与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围绕这些问题，作者分别以“撒旦的磨坊”和“自我保护的社会”为名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撒旦的磨坊”这一部分中，作者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中寻找市场体系发育的内在逻辑过程，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常识出发来论证社会市场模式的演化，并严密地分析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成为商品的过程具有根本意义，这一方面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实现的，另一方面也导致不切实际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思想的诞生，并带来了相应的结果。他指出：“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的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而正是由于以上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理解和认识导致了错误的社会发展观念。在“自我保护的社会”这一部分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在自由市场理念指导下的社会发展所蕴含着的悖论，这就是社会具有天然的抵抗自由市场运作逻辑的自我保护本性，如果人们不能顺应这种本能，一意孤行地推行“纯粹”自由市场思想，那么社会的自我保护本能就会发挥作用，导致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削弱，并产生破坏性张力，也就是说除了“市场失灵”现象之外，还可能带来其他的连带性灾难后果，比如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
作者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不信任是显然的，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根基之上的，他从最基础的层面上证明了这种不信任的来源。他指出：“不管是自由还是和平，都不能在那个经济体系下得到制度化，因为它的目的是生产利润和福利，而不是自由与和平”；这就一语道破了自由市场神话的根本缺陷——它是不能自动带给人类以自由与和平的。此外，他还指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这就进一步将19世纪以降的社会问题与“自由市场主义”思想理念挂起钩来，从世界金融危机的纽约风暴（最终导致世界金本位制的终结）到世界范围内的赤贫现象，再到席卷欧陆的工人运动，无不与自由市场思想存在重大甚至根本的联系，是人类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受到限制的体现。也就是说，自由市场内在地就具有破坏自身存在的潜力，特别是如果他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种破坏更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
作者提出了自由市场理想的不可实现性，同时也论证了过度信任自由市场思想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格外提及了法西斯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和政府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信，导致社会自身的不能良心运行，社会的自我保护功能得以开启，这种功能启动的结果之一就是法西斯主义思想泛滥，并与社会主义思想相互交织在一起。
沿着以上的分析思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建议，那就是正视制度和国家干预的作用价值；并雄辩地指出，只有正确地发挥社会制度的作用和人类理智能力，人类自由才可以实现。“制度是人类意义和意图的体现。除非理解了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真正意义，否则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所要寻找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陷入了对人类自由问题的思辨困境中，一方面他坚信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坚定地指出：“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但另一方面，他也颇有失意地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艰难：“社会主义者徒劳地承诺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因为手段决定了目标：使用计划、规制和控制作为其手段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她在宪法中承诺的自由付诸实施，并且，批判者们追加道，这种自由很可能永远不会付诸实施……”。这种失意的背后就隐含着另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吗？如果共产主义难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未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几乎是全人类最核心的话题。
除了以上提出的对主义之争的反思外，作者还提出了更具体的一些探索性建议，他指出：“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按照自身意愿组织国民生活的自由”。显然，他把新世界的未来希望寄托在新型的国际合作组织建设上面，期望并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良好合作愿望，但直到今天，这种愿望似乎也没有转化为现实，除了欧洲的联合运动显现了略露一丝光明的成果之外，全球性的合作还没有“冒出地平线”。布洛克在为本书所写的导言中说到：“这个新生的运动面临着许多障碍，建立这样一个持久联盟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要调和南北两个半球人民之间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更经常的是相互冲突的……目前还非常不确定的是，能不能对全球秩序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时又不至于使世界经济因投资者的恐慌而陷入危机”。布洛克的分析是很中肯的，但并不全面，除了南北两个半球的矛盾和全球资金流动因素之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民族主义情绪、全球性总体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霸权观念和民粹主义思想等都是全球合作实现的重要障碍；而且这些障碍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目前还难以寻找到祛除的良好办法。
波兰尼在最后的部分中把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他果断地向后人指出：“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本性”。这种本性就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不是自由市场的逻辑；社会进步内在的就需要一套良好的制度保障，需要国家对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积极和正确的干预，需要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和运用。但作者在提到这些之后，也不忘记对“国家干预”的提醒，不忽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核心地位的重视，他指出：“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人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得以践行，即使是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个人的还是匿名的”。同时，他也没有因此而保守起来，他仍旧鼓励人们大胆地去行动，去通过权力和计划等手段寻找创造自由的道路和机会，甚至放肆地谈到：“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在这里作者暴露出了他的过度自信：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再次验证了个人自由—权力计划之间的经常对立，新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兴起，正是这种对立的产物；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反过来也进一步证明了波兰尼思想的前瞻性和预言能力。
波兰尼在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时指出：“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以生产效率、消费经济和管理理性作为代价。工业社会能够承受自由”。这是一种自由至上观的反映，但他又指出这里所谓的“自由”概念和自由主义思想所讲的自由又存在很大差异，并由此论述到：“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也就是说，波兰尼认为真正的人类自由是他视野中的“社会”被发现之后才存在的自由，不是理想型市场经济概念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复杂社会和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依靠制度和干预实现的自由，与马克思所说的“走出异化”的自由十分类似，在这个意义上说，波兰尼在思想深处是与马克思相通的。波兰尼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自由得以实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让他失望的；但他对自由市场神话的揭露和批判是坚定的，他仍旧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了干预的渴望，坚信自由市场理念是对人类社会本性的违背。
如果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从根本上驳斥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那么，波兰尼的《大转型》则彻底驳斥了自由市场主义的乌托邦。有了对这两个乌托邦思想的深刻揭批，那么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就更加显现出其学术合理性和宝贵的政策参考价值，带着前人的无限美好愿望走到21世纪，我们如果还重复过去的争论，是否是对历史的背叛呢？
卡尔.博兰尼《大转型》的最后一章
以下是卡尔.博兰尼《大转型》的最后一章，大概是因为这一章涉及到了市场社会必然伴随的反向运动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敏感话题，台湾的中译本《巨变》没能按原文翻译，仅仅只是选译和改译。我们的译本将其完全复原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章很重要，通过对“19世纪市场文明”在20世纪遭遇的大崩溃的回顾，不仅让我们去思考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自由”为什么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反面；而且更让我们去思索：在我们今天这样的复杂社会中，我们究竟应该（或可能）追求一种什么样的自由！
——冯钢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里的自由
十九世纪文明不是毁于野蛮人的外部或内部的攻击；它的不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或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或法西斯主义下层中产阶级的叛乱销蚀了活力。它的失败并不是利润率下降或者消费不足或者生产过剩这样所谓的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它的解体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社会为了使自己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行为所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所造成的。除了像开拓时代的北美这样的特例之外，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这个世纪提供了动力机制，并产生了最终摧毁了那个社会的典型的张力和压力。外在的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毁灭。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盲目“利用（improvement开发）”之后，人类正在恢复自己的“家园（habitation）”。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这个种族的话，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本性。对市场社会的真正批判并不在于它是建立在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和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在于它的经济是以自利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完全是反自然的（unnatual），在最严格的经验意义上是例外（exeptional）的。十九世纪思想家假定人在其经济活动中会追求获利，他的物质主义倾向会诱使他们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努力，并预期会从他的劳动中获得报酬；简言之，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倾向于遵循被他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东西，并且所有的相反行为都是外在干预的后果。于是，一个由市场组成并完全处在市场价格的控制之下的经济体系，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并且由此看来以这样一些市场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是所有进步的共同目标。不管从道德上看这样一个社会是否值得向往，它的可行性——这是自明的（axiomatic）——奠基于人类永不磨灭的本性之上。
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人类的行为不管是在他的原初状态还是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都几乎与这种观点所认为的恰恰相反。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的“没有任何特殊的人类动机是经济动机”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一般而言的社会生活，甚至也适用于经济生活本身。交换的倾向——亚当·斯密在他描绘原初民的形象时如此自信地倚靠的——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并不是通常的倾向，反而是最不常有的一个。不但现代人类学的证据证明了这些理性主义的建构不过是一堆谎言，而且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同十九世纪社会学家的悦耳说教所假设的完全不同。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并且切近的观察会发现，十九世纪自发调节的市场即使与其最邻近的前身相比也是根本不同的，差异就在于它将自身的调节倚赖于经济上的自利。十九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当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乌托邦试验仅仅成为记忆的时候，工业文明却仍将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把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这太过于艰难困苦，以至于无法设想。他们害怕出现制度真空或者——更糟的是——自由的丧失。这些危险一定会变成现实吗？
一个与转型时代无法分离的巨大苦难已经过去了。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萧条的灾难性的起伏、通货波动、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变更、历史性国家轰然倒塌，我们已经把最坏的都经历过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付出了变迁所需要的代价。人类还远未使自己适应于机器的使用，有待完成的改变仍然还很艰巨，返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像要把我们的麻烦转移到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致力于消除侵略与征服这些邪恶力量是没有用的，这种徒劳的努力实际上将保证这些力量的继续存在，即使是在他们彻底的军事失败之后。由于邪恶总是各种可能性的象征，因而总在政治上更具优势，而良好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却恰好相反。
传统体系的崩溃也并没有把我们留在真空之中。权宜之计中可能包含了伟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
在各国国内，我们已经在见证一种发展，经济体系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这种发展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生，民主的或贵族统治的，立宪主义的或者威权主义的，甚至还可以是我们还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式。某些国家的未来可能早已成为另一些国家的现实，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仍旧体现了某些国家的过去。但结果对他们而言是共同的：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
使劳动力摆脱市场，意味着一个根本性转变，其激进程度并不亚于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工资合同不再是私人契约，除非这些合同所涉及的不过是次要和附属性的内容。不但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工作时间、契约的形式，而且基本工资本身都不是由市场决定；工会、国家和其他公众团体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由这些机构的特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生产管理的实际组织所决定的。尽管从事物的本性出发，差别工资必须（而且应该）继续在经济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不直接与货币收入有关的其他动机应该比劳动的金钱报酬更为重要。
使土地脱离市场，这与把土地归属于确定的制度机构是同一个意思，这样的制度机构包括家庭、合作组织、工厂、市镇、学校、教堂、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等。无论对农场的个人拥有将在多么广的范围内继续存在，土地租赁方面的契约需要涉及的只是附属性的要素，因为基本要素已经被移出市场的权限之外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大宗的食物和有机原材料，因为它们的价格也不再交给市场来决定。就像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价格在市场之外被决定，却并不会干扰各种产品价格的成本计算功能（the costing-function）一样；对于无限多样的产品而言，竞争性市场仍将继续发挥它的功能，但同样也不会干扰社会的基本结构。当然，作为这些措施的后果，财产的性质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为保证社会的就业、生产和资源使用，而让源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受限制地增长。
今天，各国都已经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很大程度上，保证金的创设无意中提供了帮助，但二十年代金本位制的危机，证明了商品货币和象征货币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切断。自从“功能财政”（functional finance）被引入所有重要国家之后，对投资的指导和对储蓄率的规制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任务。
于是，将生产的要素——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移出市场之外，只有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才是一项一致的行动，因为市场将它们都视为商品。然而从人类现实的观点来看，这是通过废除整个社会范围的各个方向上的商品化虚构假象而实现的社会恢复。实际上，一个均质的（uniform）市场经济的解体已经导致了各种新社会的形成。同样，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也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体了。
十九世纪欧洲的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都受到了经济学的阻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汇兑领域与文明是相伴而生的。只要金本位制和——这基本上是它的必然推论——立宪政权仍在运转，势力均衡就是和平的推进装置。这个体系借助于那些大国而得运转，这些大国首先是大不列颠，她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并努力在后进国家中推动代议制政府的建立。这种代议制政府是必要的，正如需要对债务国的金融和通货进行监控，因而也有必要对财政预算进行控制——只有责任政府（responsible bodies）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一般而言，这样一些考虑在政治家们的大脑中并没有被明确意识到，因为金本位制运行所需要的条件总被视为是不证自明的。世界范围内整齐划一的货币和代议制度就是这个时代刻板的经济的产物。
十九世纪国际生活中的两大原则都与这种情况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主权国家，以及对别国事务的“正当”干预。尽管表面上相互矛盾，但这两者确实是相互关联的。当然，主权，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术语，因为在不被控制的对外贸易和金本位制度下，政府在国际经济方面并没有任何权力。它们既不能也不会因为金融事务而使它们的国家受到制约——这就是它们在法律上的态度。实际上，只有那些拥有一个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货币体系的国家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对强有力的西方国家而言，这种无限制且不受制约的国家货币主权是与它的彻底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将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构造向别处扩张的无休止的压力。结果，在十九世纪结束时，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从制度上被标准化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
然而，这个制度却受到它自身复杂性和普及性的限制。正如国联的历史所深刻揭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是一切有效国际合作的障碍；而强求一致的国内体系则是对国家自由发展的持久性威胁，尤其是对于后进国家，甚至是在一些较发达的、但金融上较软弱的国家。经济合作被局限于私人机构，这种合作就像自由贸易一样反复无常和没有效率，而各国之间的实际合作，即政府间的合作，则根本就无法想象。
这种情况足以在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两项明显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达到十九世纪主权所难以想象的紧密程度；然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市场被控制，从而使各国政府对外来干涉较之以往更加猜疑。但是，随着金本位制自发调节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们发现它们已经可以放弃使用绝对主权国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碍性的措施，即在国际经济领域拒绝合作。与此同时，它们也有可能愿意容忍其他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构造本国的制度了，这样就超越了十九世纪的有害教条——在世界经济的要求下各国政体都要整齐划一。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按照自身意愿组织国民生活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阻碍性体系下，这两种可能性都无法被想象，且因此国家之间许多合作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下，联盟（federation）的想法不折不扣是集权（centralization）和划一（uniformity）的噩梦，那么市场经济的终结就意味着各国之间都能够进行保持内政自由前提下的有效合作。
自由的问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浮现了出来；制度的层面和道德或者说宗教的层面。在制度层面上，问题就在于增加的和减少的自由之间的平衡；在这里并没有出现什么根本上全新的问题。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自由本身的可能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现实情况是，维护自由的手段本身在掺假，并毁坏了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问题的关键必须要到这后一个层面上去寻找。制度是人类意义和意图的具体体现。除非理解了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真正意义，否则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所要寻找的自由。
在制度层面上，规制既扩展了也限制了自由；真正有意义的，只是自由的损失和获得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对法律上的自由和实际中的自由都适用。闲适阶级（the comfortable class）享受着有保障的生活带来的闲暇所提供的自由；与那些因为缺乏收入而只能满足于最少量的自由的人们相比，这些人当然不急于扩展社会中的自由。当有人建议运用强制手段来使收入、闲暇和社会保障得到更为公正的分配的时候，上述这种区分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尽管制约对所有人一体适用，特权者还是倾向于憎恨它，仿佛制约仅仅只是针对他们而设的。他们所谈论的奴役，实际上仅仅只是要把他们自己已经享有的自由扩展到别人身上。起初，他们自身的闲暇和保障可能会缩减，但最终，他们的自由以及整个社会的自由水平将会得到提升。无论如何，这样一种自由的转换、重塑和扩大都不能用来为任何类似下面这样的论断提供根据，即所谓新状态必然比老状态要更不自由。
然而有些自由的保持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像和平一样，它们是十九世纪经济的副产品，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出于它们自身的原因而珍视它们。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这种分离对社会的存在产生了致命危险——几乎自动地产生了以公正和安全保障为代价的自由。公民权利、私人企业和工资体系熔铸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大大有利于道德自由和精神独立。法律的自由和实际的自由在这里再一次地融成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的构成要素是无法明确区分开来的。其中，有些如失业和投机者的利润等，都是罪恶的产物；另一些则属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最可贵的传统；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保留这些从崩溃了的市场经济中继承下来的有价值的遗产。毫无疑问，这是一项伟大的任务。不管是自由还是和平，都不能在那个经济体系之下得到制度化，因为它的目的是生产利润和福利，而不是自由与和平。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拥有它们的话，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将来为它们而奋斗；它们必须成为我们向往的那些社会的既定目标。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就是当今世界努力保障和平和自由的真正涵义。一旦源自十九世纪经济的和平不再令人关注，和平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至于个人自由的存在与否，则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意识地创造保卫其存续和扩展的机制。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nonconformity）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个体必须能够自由地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惧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干涉。科学与艺术应该永远处在文学艺术界（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保护之下。强制永远不应该是绝对的；“反对者”应该有一个适当的位置颐养天年，有一个得以维生的“次优”选择。这样就能保证作为一个自由社会标志的不服从的权利。
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人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必须能在法律的保护下得以践行，即使是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个人的还是匿名的。对作为权力滥用根源的科层制的威胁的真正回应，就是创设一些由牢不可破的规则保护起来专断的（arbitrary）自由领域。因为，无论权力下放有多么地慷慨，中央的权力却总是在加强，并因而总是存在着对自由的威胁。这一点即使对民主的共同体组织自身、职业团体和工会而言也不例外，尽管这些组织的职能就是保护每个个体成员的权利。这些组织的庞大规模本身就会使其成员感到无助，即使他没有理由用恶意来揣测它们。一旦成员的观点或行动触及掌权者的敏感之处，情况就更是如此。仅仅只有关于权利的宣称那是不够的：需要有让这些权利发挥作用的制度。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原本不必是由法律确定个人自由最后的宪法根据。到目前为止尚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必须被添加到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之中。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不管是国家的、市政的还是职业的。在这些有待承认的个人权利中，第一位的应该是在不断改善条件基础上的工作权，而不管他或她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肤色或种族。这意味着保证其免于成为牺牲（victimization），不管这种牺牲有多么的隐晦。众所周知，产业法庭（tribunals）一直是在保护公众的个体成员免于专断权力——像早期铁路公司这样的凝聚体（agglomerations）——的侵犯。产业法庭碰到的另一种滥用权力的类型，是英国的“基本工作秩序”（the Essential Works Order）或者美国的“劳工冻结”（the “freezing of labor”），在紧急状况中，它们会有几乎无限的机会来推行对工人的歧视。只要公共舆论坚定地支持民事权利的改善，就总能发现能够维护个人自由的特别法庭（tribunals）或法院。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以生产效率、消费经济和管理理性作为代价。工业社会能够承受自由。
）权利而存在。这样，老的自由和民事权利被添加上了新自由的基础，这种新的自由是由工业社会向所有人提供的闲暇和保障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同时承担起公正和自由。
但是，我们发现这条道路被一个道德障碍所阻挡。计划和控制被攻击为对自由的否定。自由企业与私人所有权被宣称为对于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据称，任何基于其他基础之上的社会都不能被称为是自由的。由规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社会主义者徒劳地承诺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因为手段决定了目标：使用计划、规制和控制作为其手段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她在宪法中承诺的自由付诸实施，并且，批判者们追加道，这种自由很可能永远不会付诸实施……。但是，反对规制也就意味着反对改革。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的理念就堕落为对自由企业的鼓吹——今天，这种想法已被大量出现的巨型托拉斯和壮观的垄断组织化成了一种虚构。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保障无需提高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便使自己免于被财产拥有者所带来的权力所伤害。不止如此。在任何地方自由主义者都没能成功地重建自由企业，这种努力由于内在原因注定是要失败的。正是他们这种努力的结果，大型企业开始在一些欧洲国家安家落户，附带地，各种牌号的法西斯主义也由此得以确立，比如在奥地利。计划、规制和控制，这些他们希望被作为对自由的威胁而禁止的东西，就这样被自由公认的敌人利用来彻底地废除自由。由于自由主义者对任何包含计划、规制和控制的改革的阻碍，法西斯主义的得逞才变得在实际上无可避免。
自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彻底破灭，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哲学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自由要求它们从人类共同体中消失。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已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给出任何选择的余地，要么坚持对虚幻的自由理念的绝对忠诚从而拒绝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这个现实从而拒绝自由的理念。第一个是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后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的。似乎再没有其他的可能。
无可逃避地，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自由的可能性本身成了问题。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如果规制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而这个手段的使用是与自由本身（per se）相对立的，那么这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非常清楚的是，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自由本身的含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我们的理想给出了一个错误的指向。它看起来相当于去实现一个本质上是乌托邦的期望。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假定社会单是由人的意志和愿望所塑造，这是一种幻想。然而这正是社会市场观点的结果，这种观点将经济等同于契约关系，而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激进的幻觉认为，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不是源自个体的意愿，并因而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人们的意愿所除去的。人们的视野被市场所限制，市场将生活“碎裂”为生产者的部分和消费者的部分，生产者部分以他的产品到达市场为限，消费者部分则从市场获取所有商品。一个部分“自由地”从市场获得他的收入，另一个部分在市场“自由地”花费他的收入。社会整体性隐匿了。国家的权力被忽略不计，因为它的权力越小，市场机制运转得就越顺畅。不管是投票者或所有者，也无论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谁都不用对诸如发生失业和饥馑时自由所受到的粗暴限制承担责任。每一个正派的（decent）个体都可以设想，他不必为他个人所反对的国家的任何强制行为负责；也不必为他个人并未从中获益的社会的经济灾难负责。他“自食其力”，“不欠任何人”，也没有被牵扯进权力和经济价值的罪恶中去。他对此之不负责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以他自由的名义否认了它们的实际存在。
但是权力和经济价值是社会实在的一个范式（paradigm）。它们并非源于人类意愿；不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权力的功能是使遵从的措施得到保证，这种遵从对群体的存活是必需的；它的最终源泉是某种主张——谁能使自己免于持有这种或那种主张呢？经济价值保证了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有用性；它必须先于生产它们的决定而存在；它是劳动分工保证。经济价值的源泉是人类的欲望和物品的稀缺——我们又如何可能被期望不会对某件东西的渴望比其它的更甚？任何主张或欲望都会使我们成为创造权力和构造经济价值过程的参与者。任何除此之外的自由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论证的最后阶段。
放弃了市场经济乌托邦，我们就得直面于社会的现实。这正是作为一方的自由主义和作为另一方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后两者之间的首要区别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道德和信仰上的。即使他们承认相同的经济学说，那也不只是仅有差异，它们实际上体现了相反的原则。将它们区分开来的最终一点仍旧是自由。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接受同样都带着一种终极目的论，这种终极目的论曾经用关于死亡的知识来塑造人类的意识。权力和强制是现实的一部分；将它们拒之于社会之外的理想显然是无效的。使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区分的问题是，在这种关于死亡的知识的烛照下（in the light of），自由的理念还是否可以被坚持：自由是一句空话、一个诱惑、一个用来毁灭人类及其作品的设计；或者，人类在面临这种知识时，仍可重申他的自由并为在社会中实现自由而奋斗，并同时又不致坠入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
这个急切的问题总结了人类的处境。这项研究的精神和内容应该为此指出一个答案。
我们援引（invoked）三项基本事实，我们相信正是它们构成了西方人的意识：关于死亡的知识，关于自由的知识，关于社会的知识。其中第一个，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是从旧约故事得到的启示。第二个，根据新约的记载，是在耶稣的教导中，通过对人的独特性的发现而得到启示的。第三个启示是我们通过在工业社会中的生活而得来的，并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伟大名字与这个启示相连，也许罗伯特·欧文最接近于成为它的传递媒介。它是现代人意识中的根本元素。
基于对社会的现实认识，法西斯主义者的回答，是对自由要求的拒绝。基督教关于个体的独特性和人类的一体性（oneness）的发现被法西斯主义拒绝了。这里就是它堕落倾向的根源。
罗伯特·欧文是第一个认识到《福音书》忽略了社会现实的人。他将此称为基督教对人类的“个体化”，并且似乎相信，只有在一个合作性的共同体（commonwealth）中，“基督教中所有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不会与人分离。欧文意识到我们从耶稣的教导中获得的自由无法应用到一个复杂社会中。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人类的自由权利的坚守。西方文明的后基督教时代已经开始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福音书》不再是足够的，尽管它仍旧是我们文明的根基。
由此，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者甘心于让自己放弃自由而去荣耀作为社会的现实的权力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则一方面让自己顺应那个现实，另一方面则不顾现实如何，仍然坚守着自由权利。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在一个复杂社会之中。再次引用罗伯特·欧文那富有启发性的话：“如果某些恶的原因不能被人类即将获得的新力量所祛除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明白，这些恶是必然的和无法避免的；他们就不再会对此发出幼稚和无效的抱怨。”
顺应，一直都是人类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类接受了死亡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自己整个生命的意义。人类让自己顺应下面这个真理，即他有一个可能被丢失的灵魂，而丢失灵魂要比死亡更加可怕：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他的自由。在我们的时代，人类让自己顺应了社会的现实，这意味着以往那种自由的终结。但是，再一次地，生命从这种终极的顺应中生发出来。对社会现实毫无怨言的接受给予了人们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毋须惧怕权力或者计划会转而反对他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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