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早已倾慕，但直到今天才算饱尝其意，虽然感觉与想象之中的内容差异不少，但仍然为个人之收获倍感欣慰。该书立意宏大，将陈述之点直接对准了社会学（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全书不乏折中主义的倾向，与我惯常所接触的左派理论作品还是存在很大距离的，其教义独到新颖，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根基深厚的学者应有的风范。

关于宏大叙事特色和抽象经验主义特色的理论取向，作者分别给予了批判，他认为前者容易脱离真实的经验生活而流于自我想象，后者容易专注概念本身而忽视其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两者共同出现了方法论上的困境，那就是拘泥于特定的研究程序而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丧失。这样的研究者往往要么不屑于关心那些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要么将研究目光仅仅盯在琐碎的具体事件上不能自拔，不能很好地将“社会结构”与具体社会事件结合起来，这是此类研究之局限性的方法论根源。从目前的学术风气来看，这些批评似乎没什么先进性，但回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这些评价不能不说是很有前瞻性的。

关于实用主义和学术科层制问题，米尔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评判，他认为实用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兴盛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它诱导人们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者以现实的“效用”为标准衡量一切工作，这必然导致一种急功近利或目光短视的结果，使社会科学研究难以深入到其深层的根本问题上的。而受现代化推动所产生的社会科层化问题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力，学术科层化不利于思想沟通和碰撞，更不利于开阔学术眼界，由此理性化的恶果蔓延到社会研究领域。这样的批评移植到当今的中国，何等可贵!但近5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对这个老问题反思多少呢？

关于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米尔斯进行了最勇敢的探索，他提出社会科学离开了历史就是无源之水，任何社会科学都应该树立历史的眼光，其依据在于现实的任何社会事实，不管是结构的还是个人的都存在其过往的源头，不了解这个源头就难以摸清其存在和发展的逻辑。他甚至提出了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重新分类的思想，其中核心的就是将历史学科融入到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这种思想的本质就在于综合性研究理念，反对那种简易化的技术方法和研究程序；这种思想对沃勒斯坦以降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具有着深刻的影响，尽管后者更关注宏观的历史，而对细节生活的关注略显不足。树立社会科学的历史视野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在之后社会学的几十年发展中，这种研究思想推动下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米尔斯所批评的各种研究取向确实暴露出重大的缺陷，这不能不证明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维。

关于理性与自由的问题，可以说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讨论最热烈的话题，米尔斯对这对概念保持了乐观和谨慎的态度；他相信理性的能力和价值，主张人类要尽量发挥理性对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作用，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但他认为，自由不是自然的状态，是需要经过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和预见性来争取的，单纯的去追求自由而不能很好的利用理性能力探索自由之路，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成功的。当然，发挥理性价值实现自由发展是需要遵循一定规范的，盲目相信理性而急于求成也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只有采取综合的视角树立总体的眼光，才能在理性的指引下不断探索人类的自由前景。

关于科学哲学和人类的多样性问题，作者站在社会学的德国学派一边，反对将自然科学研究的精神盲目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而是应该关注人类社会现象的多样性，采取灵活的研究方式探索其背后的规律性；科学哲学的精神需要经过“转化”和“编译”才好应用于社会科学之中。不同的社会学研究主题具有着不同的特质，盲目迷信特定的研究程式必然导致不理想的结果，这是由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决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关于它的研究具有根本性，但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并不适用，而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又很难应用上宏观历史方面的知识。所以，只有认识到这种多样性，我们才能打破思维上的研究禁锢。

关于学术与政治，米尔斯认为应该坚持尽量分离的方针，但现实中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研究者没有摆脱政治的干扰和控制，在立场上就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沦为特定阶级阶层的代言人；虽然这种关系难以彻底断绝，但如果具有了一定的研究觉悟，学术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思考能力的。良好的治学之道，就是要克服以上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弊端，树立科学的研究态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收集自己研究相关的材料，并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寻找所收集材料的相关性和对比处，积跬步而至千里，终可取得理想的成果。

米尔斯的论述也许是抽象的，但他列举的大量实例帮助我们理解了他到底要说什么，这样的写作方式应引起我们关注和积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