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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
（一至十五章）
刘日新 著
本 书 简 介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为了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当代史，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史，最能资政育人。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毛主席就提出将来夺取全国政权后，要实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建国后周总理说过:“经济建设是我们建设的主要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了，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名列世界前茅。无庸讳言，我们的基础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在历史的长河中，５０多年不过弹指一挥，中国怎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本书将给以一个梗概的介绍。“创业维艰”，承前启后也不易。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事业。我们要将我们的事业发扬光大，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力量，以便更好的开拓未来。
本书写作之初，曾得到国家计委领导的支持和鼓励。全书的特点，首先是写法不是报流水帐，与一般史书的体例如“纪传体”或“编年体”等也不同，而是采用“倒叙法”，先交待一下经过５０多年建设我国经济总体上达到的水平和在世界上的地位（这要同世界几个大国比较，并解决比较的方法），再按时间顺序逐个时期介绍，使读者一开始就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心里有个底。有的涉及较长时间的同一问题，采用“纪事本末体”，集中加以叙述。方法上应用我们传统的“古今中外法”，旁征博引，以资比较。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比较详细的占有重要史实。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不但包括党和国家批准的中长期规划、主要是五年计划，以及相关的年度计划的方针任务。主要指标和实际完成的统计数据，还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积累保存下来、档案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如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起草“计划体制改革”一章使用的绝无仅有的资料，现在更是和盘托出。
二是对不同时期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有关部分还同前苏联和西方几个大国进行对比），作了恰当的阐述。过去出版的特别是近几年发表的大量的毛主席、周总理、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央文献，是撰述的依据。
三是概述了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如几次治理波及时间长、上涨幅度大的严重通货膨胀；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走中国自己工业化的道路；经济建设要重视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等等。
四是在方法论方面，对不同时期经济建设使用的经济核算方法制度作了适时的介绍，包括“物质生产体系”（ＭＰＳ）和“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两种核算制度、指标体系包括其口径及其换算方法等，这有利于专门从事理论研究而没有搞过实际工作的人，对了解５０多年的经济计划统计指标的变化，以及怎么从宏观上进行纵比（前后比较）和横比（同外国比）。因此，本书对深入研究我国的国史，了解当前经济的实际，进一步探讨未来的发展，会有所裨益。
由于“据实写史”，所以本书有一点自己的特色，企图如司马迁所说“成一家之言”。本书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５０年代毕业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当时学苏联的学位制度，副博士大体上相当美国的博士)，在国家计委工作近四十年，先是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后转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现改为宏观经济研究院，学术上曾任高级经济师、研究员。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参与起草过国家计委关于发展和改革的 若干重要文件，多次向中央提过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建议，写过不少重大理论文章。由于对社会科学做出突出贡献，受国务院表彰，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但毕竟个人能力和水平有限，尽管费时十载，付出了全部精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此书肯定仍存在不少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自 序
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简史的简称。为什么本书叫做经济建设史，而不叫经济史呢？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一贯讲我们搞经济建设，而且要有计划有组织的搞经济建设。早在笫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1933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指出，红色区域要“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并且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第二年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又说，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而红色区域却在“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旧中国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侯，他指出；“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笫一卷第119、134页）这里，我们看到毛主席很早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条总方针对当时各解放区和以后全国的经济建设，都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并且提出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任务，是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 了先进的工业国”；并且指出：（在各解放区）“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同上，第四卷，第1429、1433页）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且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同上，第1467页）同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同上，第1480—1481页）
建国前夕，他在人民政协笫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３４５页）
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毛主席说，我们准备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转引自《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9页）这个思想1951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成：“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周恩来总理后来解释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同前，第122页）
1950年6月，毛主席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老解放区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1954年9月15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50页）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强调：“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扎扎实实搞经济建设，才能保证共和国的大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睥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页）
同年4月，他在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后，讲了《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要“以苏为戒”，探寻中国自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9年6月，他说：“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2页）现在许多人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提法。他们认为，过去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时期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这是对历史不大明了，把政治和经济两个问题弄混了。其实，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非常明确的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参见《三中全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上》第3页）。当然，应当肯定，党在新时期提出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并大力加以贯彻，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邓小平1980年1月提出，“我们真正有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呢？……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五十年代复杂得多，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同。……我们共产党总是要学， 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9页）
本书所以叫经济建设史，还因为，从实践上说，建国５０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搞经济建设，而且一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按经济管理体制来分，前３０年，实行计划经济，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并制定了“六五”计划。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还要不要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建设，还要不要设立国家计委这样一个领导经济建设的机构？当时争论是很激烈的。一种意见认为，搞市场经济靠市场来指引，让经济自由发展，还要什么国家计划，还要设什么国家计委？美国搞市场经济，不是没有国家计划，没有设国家计委，经济不是发展得很好吗？苏联解体，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不是立即撤消了国家计委，取消了国家计划吗？世界银行在《从计划到市场》一书中更是颇为得意的说：从1917年到1950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转而搞计划经济，但都失败了。目前这些国家都在转轨，经济改革目标是试图重新建立市场经济，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绝大多数此类国家都取消了所有的或部分地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转轨。”“但至今为止，无论是1978年就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还是越南，都没有进行脱离共产党对政府领导的政治转轨。”(《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3页，此书虽然是1996年出版，但这是世界银行的一贯思想，也代表西方一般的看法。）这里，世界银行更进一步提出要取消党对经济的领导。显然，他们提出的这种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也有学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的，如法国，在二战后４０年代就搞计划；日本，在５０年代中期就搞计划；韩国，６０年代初期也开始搞计划。这些搞计划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要快。特别是韩国，经过实行六个五年计划，从一个农业地区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92年8月，本人作为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和宏观经济研究员，积极参与了这场理论争论，并通过内部资料把自已的意见上报了中央。我以韩国为例，他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但设有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相当于我国的国家计委）指导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央领导很重视并作了批示。接着又参与国家计委主任布置的整理八个国家和地区搞宏观调控的资料上报中央，使国家计委在宏观调控中定位起了一定的作用。党的十四大经过慎重决策，明确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而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组织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现在正在执行“十五”计划，使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了领导经济建设，在组织机构上，建国初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领导恢复时期的经济建设。1952年11月，接替中财委成立迄今的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１９９８年改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仍简称国家计委;２００３年又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是国务院组织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机构。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经济和文教部门，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县人民政府以及基层企业，均必须成立计划机构。
我本人在国家计委工作数十年，主要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工作，从６０年代起 ，既搞综合平衡，又参与文件起草 ，对我国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建设，有较深的体会和认识。国家计委原来机构的设置，是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是国家计委的缩影，它主要设有综合处，负责综合汇总，组织文件起草；国民收入处，负责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近几年来负责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和平衡，研究确定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生产资料处，负责能源、钢铁等生产资料的计算和平衡，研究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相适应；消费资料处，负责粮食肉类和布匹等消费资料的计算和平衡，研究保证消费资料的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相适应。国家计委内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与各专业局联系，汇总各部门的经济情况和指标，进行综合平衡。各专业局分别与有关部委和省市区对口，相互交流经济信息，编报和下达计划。现在，国家计委的机构经过多次改革，特别是近些年适应新形势作了较大变革，如现在新设有政策研究室，专门负责文件的起草，这是过去没有的。
一些不大了解历史，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比较深，对计划抱有成见的人，望文生义，认为现在改革比较彻底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没有“计划”二字，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了。其实，历史的实际是，过去的国家计委既管发展，又管改革。本书作者在国家计委工作数十年，可以作证。本人在前一段主要搞发展(当时也参与改革，1961年就发表过改革农业计划制度的文章，受到当时农业部长的重视，要去作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资料)，后一段主要搞改革。所以，本书在阐述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时，都按历史的实际设有专门的章节介绍经济计划体制改革。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业务和人员，大都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不少人是综合局的干部。现在国家体改委撤销了，国家发改委的职责，在新的条件下，又既管发展，又管改革。至于“计划”业务，由于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仍然是发改委的重要职责。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发改委定期要编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每年全国人大开会时，发改委的主任受国务院的委托，要去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下面根据自已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编、分章、分节撰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简史。这里也要把自已在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和经济研究中心（后称宏观经济研究院）多年积累的资料与经验和盘托出，像在为国家体改委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撰写“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章那样，讲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使用了自已保存多年、绝无仅有的资料(那些资料当时并不保密，但很说明问题。即使保密的，按照《保密法》，现在已时过多年，也早已自动解密），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本书不妥之处肯定不少；但若对描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共和国经济大厦的构建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之本书有一点自已的特色，如司马迁所说“成一家之言”，对读者了解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有所帮助的话，那就实现了自已的初衷。是为序。
目录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的重大意义
第一节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
第二节 以苏为鉴，应倍加珍惜我国自己的历史。
第三节 本书的体例和叙述方法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５０多年建设，现在经济在总体上达到了什么水平？
第一节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建国５４年来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对比
第二编 恢复时期（1950---1952年）的经济建设
第三章 我国经济建设的起点
第一节 我国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
第二节 旧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特点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遗留下来的烂摊子
第四章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政策措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和七项政策
第二节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采取的重大步骤
第三节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第四节 抗美援朝与我国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三年经济恢复的目标和效果
第一节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目标
第二节 三个年度控制数字的指导
第三节 经过三年时间经济恢复到抗日战争前水平
第三编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的经济建设
第六章 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
第一节 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
第二节 我国具备哪些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
第三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第七章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
第三节 “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问题
第四节 “一五”计划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第五节 “一五”计划的主要比例关系问题
第六节 “一五”计划关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问题。
第七节 “一五”计划关于生产关系的改造问题。
第八章 ”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第一节 “一五”时期我国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吗？
第二节 “一五”时期我国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特点
第九章 保证“一五”计划实现的重大措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第一节 “一五”计划开始的头一年出现主要消费品供不应求
第二节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及其重大效果
第十章 “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及其重大意义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
第二节 “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的重大意义
第四编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958—1965年）的经济建设
第十一章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的经济建设
第一节 “大跃进”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的三面红旗
第三节 “大跃进”中的高指标—“二五”计划（1958—1962年）及其提前完成
第十二章 调整时期（1961—1965年）的经济建设
第一节 经济调整的背景
第二节 对调整方针认识的逐步统一
第三节 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
第四节 调整时期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第五节 继续调整的三年和经济调整取得的巨大成效
第五篇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的经济建设
第十三章 十年文革的由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第二节 “文革”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第十四章 文革中的“三五”计划（1966-1970年）、“四五”计划（1971-1975年）及其完成情况
第一节 “三五”计划（1966-1970年）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二节 “四五”计划（1971—1975年）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调整和完成情况
第三节 三线建设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改造。
第四节 十年文革时期经济计划体制改革
第五节 十年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缓慢进展
第十五章 十年文革后“洋跃进”的两年（1977-1978年）
第一节 生产恢复性增长
第二节 基建肓目地冒进
第六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2003年迄今）的经济建设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的转折
第二节 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新时期的经济建设
第十七章 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
第一节 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次调整、两个阶段和两次治理整顿
第二节 “五五“计划（1976-1980年）、”六五“计划（1981-1985年）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与重大意义
第三节 “七五”计划（1986-1990年）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四节 “八五”计划（1991-1995年）的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五节 “九五”计划（1996-2000年）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九五”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第六节 “十五”计划（2001-2005年）《纲要》的重要指导方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第十八章 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两种现代化和两种改革开放观。
第二节 经济计划体制改革的对象和主要内容
第三节 经济计划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第十九章 新时期的对外开放
第一节 对外开放是新时期的基本国策
第二节 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对外开放的主要地区
第七编 结论
第二十章 对我国五十多年经济建设的正确评价和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
第一节 如何正确评价５０多年经济建设？
第二节 我国５０多年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
附表一、 各个时期经济建设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
附表二、 经济建设历次中长期计划起迄时间、主要任务和批准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 章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的重大意义
第一节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上，以宏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这一重大事件，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３４３页)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５０多年了。５０多年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瞬。毛主席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看，５０多年时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灾难深重、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来说，经过５０多年的经济建设，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感受到新旧社会简直是两重天。中国人民再也不被称作“东亚病夫”了，他们英姿风发，以一个巨人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西方有的政治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０多年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时代的奇迹。现在我们来回顾、学习这５０多年的经济建设史，感到很亲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多少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顶天立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也感到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灿烂辉煌，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的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法律、文化、教育、科学、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正如周恩来总理指出的：“经济建设是我们建设的主要方面。”（《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11页）而要搞好经济建设，不但要了解现实，还要了解过去，懂得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马克思从为了深入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0页）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就是因为他“深知法国的历史”。
毛主席非常重视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534页)
中国这个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史学典集。毛主席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 上册，第195页，红旗出版社)现对这两部各有突出特色的史书稍作简介。汉朝司马迁著作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用纪传体的形式，撰写了52。65万字，记载从远古原始社会到汉武帝2600多年的历史(注1)，鲁迅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代的作用，正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宋朝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则是用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一部通史(注2)，是继《史记》之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宋神宗为之作序，赐名曰《资治通鉴》，意在以史为鉴，帮助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中取得鉴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能起到“治国安邦，资政育人”的作用。这里特别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从西汉，至清朝， 历朝历代以《史记》为范例(一般是后朝写前朝)，总共撰写了二十四史，洋洋4000多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从公元前约2600年至公元164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宝库。放眼世界，一个具有如此漫长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文明古国，迄今仍然繁荣昌盛，正在走向现代化，这在历史上罕见的。我们作为这个文明古国的后代子孙，是值得引以为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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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史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其所述时间说法不一，多说记述了3000年的史事，少说记载了2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两文中， 对《史记》的起迄时间就有过两三种说法(起始有两说，终止有三说)，上下相差十几二十年，总共大体在两千四五百年左右。
东汉班固在所著《汉书》里，称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 班固在这里没有说具体时间。 唐朝《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对此注释为“采经传百家之事上下二千余年”，这是否符合班固的本意，有待研究。)班固钦佩《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此以后，对那些据实写出来的史书，被称之为实录，盖源出于此。其实，这正是《史记》修史的准则， 司马迁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史记》也是本书学习的榜样。
《史记》有三家著名的注释家，他们对《史记》所述时间大体相同:南朝刘宋时的裴因在所著《史记集解》里。对《史记》的评论包括所述时间，完全同意班固的看法:“因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唐朝《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和宋朝《史记索引》的作者司马贞两人，都说《史记》“叙2413年事”。
本书在《史记》作者司马迁和几位注释家所说2400多年说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史记》提及的两个原始部落首领神农氏和伏牺氏所跨年代(估计两人像黄帝、尧、舜一样可能享年都在100岁以上)，认为《史记》记述内容所涉及的时间，应为2600多年。
这样说的理由是成立的:神农氏即炎帝，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即炎帝和黄帝的子孙;伏牺氏，史称是华夏民族的始祖，《易经》载有他的一些事迹，传说八卦始于他制作，到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我们讲历史，包括这两个祖先在内是无可非议的。但司马迁在修史时，实事求是的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由于史料缺乏，他当时掌握最早的史册《尚书》突出儒家观点，只字不提黄帝，只独载尧以来的事(此后儒家形成传统的历史观，历代的顺序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且年代残缺不全;可是诸子百家则言黄帝，这是与儒家大不相同的。于是司马迁就深入群众，到全国西、北、东、南四处调查研究，各地的长老都首先称颂黄帝，然后才讲尧、舜。这样，司马迁在《史记》中如他自己说的经过“好学深思”，独立思考，实地调查，掌握了许多难得的史料，才写就“五帝本纪第一”， 率先把黄帝轩辕氏作为本纪之首，撰写了其身世和业绩。他直言，如此修史，“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这样做，突破了当朝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偏见，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是难能可贵的。但对神农氏和伏牺氏，由于掌握的资料稀缺，没有为他们两人写本纪。我们民族民间流传一句关于历史观的谚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三皇? 伏牺、神农、黄帝是也。实际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从伏牺氏起，原始社会出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他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进入了渔猎畜牧时代。从神农氏起，原始社会出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手工业又分离出来，进入了农耕时代。《史记》记述的这些不多的远古传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史前史，对了解和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很宝贵的。
注2: 《资治通鉴》的起迄时间，据作者司马光在完成全书时给宋神宗的《进书表》说的:“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资治通鉴》成书的时间比较晚，作者对所述时间写得非常具体明确，史学界没听说有过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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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不懂得历史，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过去革命是这样，现在建设也是这样。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没有经济学理论，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没有对现实的深刻了解，要取得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历史问题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要否定历史，要研究历史；二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批评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7—798页）建国以后，毛主席还多次说过，学习历史，要“古为今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因此，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显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前几年我国理论界一些同志对我们自己从经济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史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广泛宣演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通货膨胀有益论”，“财政赤字无害论”，就是某些学者照搬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一时的一些表面现象，把它当作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在我们这里大肆宣扬，似乎按照他们的主张办，对我们的经济建设有益无害。其实，从理论上说，这是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观点；从实践上说，这是完全脱离实际、得不到实践证明的观点。既不切合美国的实际，也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可这些人士却说，倘若按照他们的意见办，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实际情况却是，当美国克林顿总统时代20世纪末起连续多年实现财政盈余，美国中央银行行长格林斯潘把货币供应量控紧、防止通货膨胀，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持续增长。这样，“通货膨胀有益论”、“财政赤字无害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可见那些貌似科学，尽管喧嚣一时的观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
其实，我国自己也有比较丰富的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刚解放时，我们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连续１２年的通货膨胀给治好了，这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可记头一功。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十几亿元票子，结果爆发了通货膨胀。“大跃进”时期由于基本建设到处铺摊子，搞项目，多发了几十亿元票子，结果引来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８０年代后期，价格改革闯关，放开价格，同时放开货币，结果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举世震惊；闹了四五年，才把它治住。当时我国有的部门的同志到联邦德国取经，请他们传授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对方说，你们中国才是治理通货膨胀最有经验的国家，何必客气向我们取经呢？《资治通鉴》有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说，我们要以不远的过去的历史，作为鉴戒，不只是叹息而已。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历史不重视，不了解，或者完全没有学过经济建设史，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或者经常把自己的历史给忘了，这不利于经济建设。例如关于通货膨胀，通过５０多年历史上的几次经历，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要对它加以预防和治理，就需要了解和把握：它的表现形式—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是暂时现象，还是较长时间的现象?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我们是通过零售物价指数，还是通过消费价格指数来把握它？它形成的原因—与货币供应的关系，不同时期主要由于哪个货币供应量指标：是现金（M 0），狭义货币供应量（M 1），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 2）供应过多？它的治理—为了对它加以根治，主要是抓商品供应的增加，还是主要抓货币供应的控制？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由实践作出了结论。这些都是花了学费得来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因此，学好了经济建设史，将受益无穷。
又如关于财政问题，我们前３０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努力增收节支，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否则，连年财政赤字 ，那怕你其他方面政绩再大，在经济方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前些年“财政赤字无害论”盛行时，这一条经验被当成保守观点。其实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观点，而且看来这条经验有国际意义，不同国家均可实行，而且行之有效。美国 在1999年结束了连续30年赤字的历史，实现了预算平衡，并有结余，成为当时轰动美国国内的一大爆炸性新闻，是克林顿政府一大政绩。由此可见，正确的历史经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不能任意否定的。
我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有许多富有教益的经验，诸如发展速度问题，速度高一些好还是低一些好，这是一个经常出现争议的问题。为了急于表现政绩的人，片面强调高速度发展；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反复折腾的人，强调速度适中，“欲速则不达”。又如比例关系问题，首要的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这也是一个经济生活中反复出现问题的比例。为了尽快把建设搞上去，往往要持续不断地提高积累的比重；但这样，消费受挫，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经济上不去，反过来又不得不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在当前国民核算体系下，一般是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偏高，消费率偏低。到了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时，为了真正扩大内需，就需要提高消费率，实行投资、消费双拉动。在经济建设史上，一般提高投资率比较好办，有关部门皆大欢喜；而提高消费率比较受冷遇，呼声难觅。但没有消费的支撑，国民经济会增长泛力。总之，这是经济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比例，只有正确处理这一比例，经济才能顺利发展。此外 ，经济建设史上还有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重大项目的个数等重大问题，均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和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吸取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少走弯路，避免损失，促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第二节 以苏为鉴，应倍加珍惜我国自己的历史
清人龚自珍有一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总结历史的经验之谈。毛主席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完全应验了毛主席这一论点。1956年在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政治上把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彻底抹黑。中国共产党当年在《人民日报》就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政府近30年（1925---1953年）的主要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开创的第一个无为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但此后这股逆流一直汹涌不断。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逆流，他们的目的决不会只到否定斯大林就此罢手。在反斯大林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是列宁提拔的吗？于是顺藤摸瓜，大反起列宁来了。毛主席在总结修正主义的这些行径后说：“在苏联，列宁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把刀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大反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于是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苏联改变颜色了。”（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他们还从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一笔抹杀。苏联人民在斯大林时期取得了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给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修正主义上台后，就任意篡改历史，压低经济方面的历史数据，抬高现实统计数字，以显示他们的成绩。但史实是最有力量的，是铁面无情的。苏联工业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卫国战争前1940年钢产量达到1832万吨，居世界第三位（第一美国，6077万吨；第二德国，2084万吨；第四英国，1230万吨；第五日本，686万吨）。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坐山观虎斗，长时间不开辟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6月美英等国的盟军才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人民依靠自己的实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同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1945年，苏联同盟国一起攻克柏林，终于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修正主义头子无法抹杀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光辉业绩，就恬不知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到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终于把一个具有９０多年光荣历史的革命政党、具有７０多年光荣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给毁了。苏联亡党亡国，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这里我们从一个侧面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十分珍惜并坚决维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以免重蹈覆辙。
但是，在我们中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逆流也大有人在，而且时起时伏。这股逆流与苏联如出一辙，从反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入手。７０年代末一度非毛(毛泽东）化的恶浪甚嚣尘上，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的毛泽东似乎一无是处，而且罪过不小。一时乌云遮天，党和国家的历史眼看要给全部抹黑了，要给毁了。1981年6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会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起草这个《决议》历时1年零3个月，恐怕是党的历史上起草文件最长的一次。邓小平同志到会上讲了九次话，每次都提到对毛主席的评价。他在一开头讲话就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会议中间，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认识不一。他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又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会议后期，对这个文件，他说:“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 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07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领袖毛泽东同志。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他为首的党中央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建国后三十二年历史，是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当然各方面也存在不少错误，但成就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第738-792页》)这就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党和国家几十年历史作出了科学的结论，给那些抹黑历史的人迎头一棒。
那些否定历史的人花样翻新，８０年代出现一种片面肯定近２０年，否定前３０年的奇谈怪论。这正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指出的“割断历史”的典型。本来，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但是，他们硬是要把今天同昨天和前天割断开来。须知前３０年和近２０年我国的经济建设的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得来的。而且前３０年是为近２０年打基础的，没有前３０年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辉煌成就，怎么能把两个时期分开得了呢？他们批判前３０年，似乎漆黑一团，简直是一个黑暗的中国，比旧社会还不如。说什么过去共产党、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独裁、暴政，漠视人民疾苦。在经济上弄得民不聊生，疮痍遍地，哀鸿遍野。这种蛊惑人心的渲染，是非常错误的，是直接违反《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如前所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决议》中对前３０年作过明确的结论，予以充分肯定。他们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同邓小平唱对台戏。邓小平曾经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116页，第二卷第167页，第232页）
更有甚者，一股反人民反历史的反动潮流，不仅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否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以封建奴才、帝国主义走狗、汉奸的口吻胡说什么，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由满清政府来领导经济建设，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还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送来了西方文明”。又说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满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长期角度看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大有好处。我国之所以还没有现代化，就是因为闹了革命，不愿当殖民地。如果“中国早当三百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对待近代历史人物，这股潮流当然反对毛泽东，也反对孙中山，他们赞扬的是慈禧太后这样的反动的腐败的封建统治者。由此可见，这是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潮流，它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不是昭然若揭吗？对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美化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潮，不予以严加驳斥，怎么能振兴中华呢？
第三节 本书的体例和叙述方法
我国有丰富的史书典籍，各种史书的体例（裁）大体可分为：一是纪传体。西汉司马迁所撰《史纪》，是一部典型的纪传体史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共一百三十篇。按朝代记载帝王的事迹，称为本纪，表示可以作为后代的纲纪。表，是用表格形式，简明扼要标注人物和事件。书，是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的变迁。列传，是历代上层的将相人物到下层的卜卦算命先生的传记。 司马迁对商品生产特别关注，专门写了一篇发展商品生产的“货殖列传”，作为列传的最后一篇。作者在此传的序言里，叙述了虞、夏以来(公元前2100多年)从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发展;描绘了到西周(公元前1100多年)以后，由于农、工、商、虞等社会分工的发展，到汉朝时商品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山西、江南各地生产的各种农、林、牧、渔、矿、手工业品等各种商品，成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接着作者指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是一种自然规律的现象。最后作者把商品生产的目的，归结为一个“利”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不是很深刻的吗? 应当指出， 司马迁在《史纪》里叙述了4000多年前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史，而且如此绘声绘色，全面深刻，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史著作。可惜两百年前没有翻译到西方去，否则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恩格斯都会感到吃惊和敬佩的。
《史纪》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以后从《汉书》到《明史》，历代的正史都沿袭《史纪》的体例，重点突出纪传，像《史纪》一样，帝王将相的纪传占全书篇幅的绝大部分。所以，毛主席说，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没有劳动人民的地位的。当然，个别开明的历史学家也有例外。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陈涉（胜）世家”，记述了陈胜、吴广两个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业绩，并指出了失败的原因。针对过去历史的偏见，毛主席在《贺新郎? 读史》一词中，把过去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将历史人物的地位翻了一个过儿。词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jue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对待历史采取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史学家、诗人，才能做到。
另一种体例(裁)是编年体。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有《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的历史。相传是孔子加以整理修订的，寓以褒贬之意。这种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故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又如，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一部标准的编年体史书，已简介如前。
第三种体例(裁)是纪事体，或称纪事本末体。 最早的纪事体史书，是南宋袁枢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是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史文编纂而成。人们阅读《通鉴》，感到有困难，一是篇幅大，二是了解同一件事需要查阅好几卷书。于是袁枢就开创纪事体的形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有本有末，来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本经济建设史的体例，不是纪传体，也不是编年体；而是基本上以时间为序，把纪事体与纪传体相结合，即大体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与重要历史人物（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活动(他们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指示、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叙述，这样也许能更好的反映我国经济建设史的本来面目。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如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三线建设等，所跨时间较长，基本上是采取纪事本末体的形式，集中起来一并加以叙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概念。
本书的叙述方法，采用倒叙法，即首先从现在我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什么水平说起，然后再倒过去按历史顺序，分几个阶段，一步一步讲５０多年经济建设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样，先给读者一个大体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概念，使读者不致于学了半天，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是“丈八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本书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它当然要涉及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物价、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但它又不是这些行业的部门经济史，而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经济建设史。
要学好经济建设史，首先，要求了解和掌握史实。大量的各种史实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不从史实出发，或者任意捏造事实，凭空高谈阔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其次，要求掌握和运用正确的理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深刻分析史实，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否则就会走到邪道上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除了要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外，也要学一点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基本上不可取，但在方法上有可资参考之处。再次，要求把握当时的政策。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以指导当时的经济建设。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解释昨天的经济建设，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不以历史的观点，不从历史事件当时所处的条件出发，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最后，要求掌握科学的方法。这里讲的方法是个大概念，既从方法论讲，要掌握唯物辩证法；又要掌握各种经济核算的具体方法、主要指标的含义和口径等。例如，我国５０多年建设使用过两种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体系）：第一种，物质生产体系(ＭＰＳ)。有人译为“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不妥，因为原文没有平衡表字样。有人通俗地称为东方体系，因过去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第二种，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
有人译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准确，因为原文没有国民经济字样。有人通俗地称为西方体系，因为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大体我国前30多年使用前者，主要指标有社会总产品（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近20多年（1985年国务院作出决定）使用后者，主要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国民生产净值（ＮＮＰ）、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农业、工业增加值等。如果对两种核算体系计算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法及其优缺点有所了解，并掌握两者相应的换算方法和系数，那就更加主动了。现在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数据，发表了一套几十年的国民核算体系指标，对经济建设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当时的计划指标仍然是物质生产体系的，这是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深入研究时在方法上要注意的。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五十多年建设现在经济在总体上达到了什么水平？
第一节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
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我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用什么指标或数据，能比较准确的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总体上达到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都在研究。（注1）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规定，20世纪80年代初起，各国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反映其经济实力，这就为国与国进行经济实力的国际比较创造了条件(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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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世界银行1995年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新的指标“国家财富”（Country Wealth）。为了了解这个新指标，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财富。西方经济学认为，“凡是能换取货币或商品的东西”，都是财富。财富包括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前者包括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具体包括实物财富和金融资产；后者包括能产生收入的个人技能（人力资本）。财富是个存量概念，收入是个流量概念；财富能产生收入，收入是财富的收益。（参见英国戴维?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辞典》第640页）为了了解国家财富，还需要弄清与之只有一字之差的另一个概念：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 ）。它是一国不包括军事在内的有形资产的总值。国民财富包括能再生的有形资产（资本货物）和不能再生的资产（如土地和自然资源）。美国人比较重视前者（参见美国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第300页）。
世界银行最新规定，所谓“国家财富”(Country Wealth ) ，是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计算的经济总量指标，内容包括自然资源，产出资产，人才资源，社会资本。它突破了传统经济统计片面注重产出资产的局限性，可以作为衡量一国可持续发展前景的依据。其计算方法：国内生产总值减折旧和自然资源的萎缩，等于实际资产价值 。据世界银行计算，1995年中国的国家财富总量为7.5万亿美元，人均6600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62名。美国国家财富总量为105万亿美元，人均42。1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2位。澳大利亚国家财富总量14.2万亿美元，人均83.5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一位。加拿大国家财富总量19万亿美元，人均70.4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二位。日本国家财富总量70万亿美元，人均56.5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五位。（世界银行制定的新的财富计算法，见1995年11月25日《经济参考报》;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排名表，见1995年12月11日《参考资料》）
注2: 为了研究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就要把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总量指标进行国际对比。这就要解决一个方法问题，把用本币计算的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国际通用货币（一般为美元）。这里，换算可以有几种方法:
一、直接汇率法。即直接用当年的汇率，将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此法很简单，如果汇率稳定，计算结果较准确。但如果汇率变化大，就很不准确。如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换算成美元，由于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于是多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老是300多美元，反映不出我们的成绩。
二、三年汇率平均法。把三年的汇率加以平均，消除汇率波动的影响，再用以换算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能较好地反映实际。现在世界银行一般使用此法，各国都能接受。
三、购买力平价法（ Ｐurchasing Power Parity，缩写为PPP。）其定义是：在美国市场一美元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同在本国市场购买相同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所需的本国货币的数量之比。应当指出，英美等发达国家在理论上对此法认识并不一致。世界银行1996年有个别专家用此法开始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后世界银行在每年的发展报告中正式使用此法。联合国使用的国际比较项目法（ICP），也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方法更加复杂。我国有关部门目前刚开始摸索此法的具体计算，尚未用来全面换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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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摘要2004》，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898亿元，人均9073元;按现行汇率折算，合14123万多亿美元，人均突破1096美元。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49年的73.6倍;(国家统计局没有发表这样现成的数字，是本人自己计算的。经与国家统计局主管此事的单位联系，计算方法和结果基本上一致。)建国54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3 %；其中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 %;近25年，平均每年增长9.3 %。无论就总的来说，还是分阶段来说，这样快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同外国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一、两倍。在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有所提前，2000年就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之后，居第六位。2003年继续保持这种态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现将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绘图如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4-235页。所列数字为2000年
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缩写为GNI），单位为亿美元，是世界
银行新使用的一个宏观经济总量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现在也使用这一指标，
并且注明原称国民生产总值。
上图表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一个经济大国了，已经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注2）但是，我们不能过份沾沾自喜，我国的经济总量同发达国家比，还只有美国（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631亿美元）的14% ，不到日本（200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47496亿美元）的30 % 。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多，按人口平均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虽然同我国1949年的18美元比，增加了几十倍；但同目前那些人均达到两三万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如日本人均3.5万美元以上，美国3.4万美元以上）比，还相差甚远。世界银行的最新资料表明，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仍然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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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规定:人均收入在9266美元及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75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 人均收入在756美元以上至926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中等收入的国家;其中人均收入在756美元至2995美元的国家，为下中等收入国家; 人均收入在2996美元至9265美元的国家，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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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人重估我国的经济实力，认为现在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算低了。世界银行用“购买力平价法”重估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果比现有的统计数值约大四倍多，这样，中国在经济上排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加上一些漏算部分，甚至居世界第二位。如世界银行从1996年起就发表这方面的数据，《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表示，他们按通常的办法估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5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220美元（该书第226页），后者为前者的4.3倍。国务院领导曾就此专门批示几个综合经济部门研究这个问题。国家计委及时将本人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究竟如何？》（国家计委内部刊物1993年6月《经济情况与建议》）率先上报，给中央领导参了一谋。这样，迄今我国官方没有承认世界银行这种重估的国内生产总值。本人也曾在报刊著文指出其夸大不实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参见1993年7月20 日《经济参考报》本人文章《为什么购买力平价法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但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宣称，他用“购买力平价法”重算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认为现在公布的数字偏低。这里必须指出，“购买力平价法”很复杂，需要计算几千种产品的价格，我国有关主管部门拥有大量的资料和较强的人力物力，还没有这样试算过，个人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事呢 ？很显然，国内外某些单位和个人，他们用的是外国的数据作为参照系，推算出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地夸大了我国的经济力量。这种方法重估的结果，对我有害无益，如果贸然予以承认，恰好为国外某些人制造“中国威胁论”提供把柄。同时，缴纳联合国的会费也要大大增加，因为联合国会费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的。
为了比较具体的把握我国总的经济水平，除了了解经济总量指标外，还应当了解经过几十年经济建设，我们在建设上投入的资金，和积累的资产总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约374589亿元（注）。我们在８０年代初就巳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后四个现代化建设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并取得新的巨大成就，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也在向全面小康型过渡。对这些建设成果，由于缺乏全社会的资产总量统计，只好用国有资产总量数字来代表，反映是很不全面的。据财政部最新会计决算统计，2001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09316.4亿元，比上年增加10457.2亿元，增长10.6 % 。在全国国有资产总量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为73149.3亿元，占66.9%，比上年增长6.8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36167.1亿元，占33.1 % 。2001年在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中，国有工商企业占用59827.2亿元，占81.8 %；国有金融保险企业占用9110.0亿元，占12.4 % ；国有境外企业占用2896.6亿元，占4 % ；各类国有建设基金占用1315.5亿元，占1.8 % 。2001年我国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分布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向基础产业和大型企业集聚步伐加快。2001年底，基础产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37235.7亿元，占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的62.2 % 。国有大型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45990.7亿元，占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的76.9 % 。（引自2002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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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里使用的５０多年投资的数字是很不全面的。1950—1979年只有全民投资统计，没有包括其他经济成份在内的全社会投资，而且全民投资只是基本建设投资，不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投资，当然开始时这笔投资为数不大。据统计，这个时期全民基建投资共计6517亿元。从1980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包括各种经济成份的基建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从198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368072亿元。这样，前后两个阶段的投资合计为374589亿元。
第二节 建国五十四年来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对比
为了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除了了解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外，还需要了解一下国民经济一些主要指标。建国54年来，虽然我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或更大幅度的增长，因而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下面列表介绍54年来主要经济指标的发展变化情况：
计量单位 1949年 2003年 在世界上的地位
全国总人口 万人 54167 129227 1
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2264 8614 1
油料 万吨 256 2811 1
棉花 万担 890 9612 1
肉类 万吨（ 1952年 339） 6933 1
水产品 万吨 45 4705
化纤 万吨（1957年才生产200吨）1181
纱 万吨 33 984 1
布 亿米 19 375 1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23 4849
糖 万吨 20 1084
原盐 万吨 299 3242
合成洗涤剂 万吨 0 379
自行车 万辆 1.4 4633
家用洗衣机 万台 0 1943
家用电冰箱 万台 0 2243
彩色电视机 万台 0 6541 1
房间空调机 万台 0 4993
原煤 万吨 3243 167000 1
原油 万吨 12 16960 5
天然气 亿立方米 0 350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43 19108 2
钢 万吨 16 22234 1
成品钢材 万吨 13 24119 1
木材 万立方米 567 4950
水泥 万吨 66 86227 1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96 25243
硫酸 万吨 4 3371
农用化肥(折纯)万吨 0.6 4201
乙烯 万吨 0 612
汽车 万辆 0 444
轿车 万辆 0 202
拖拉机(大中型)万台 0 4.9
货运量 万吨 16097 1561422
客运量 万人 13695 1587497
全国财政收入 亿元（1950年为65.2） 21691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亿元（1950年基建投资
11.3） 55118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1950年为11.3） 8510 6
其中：出口 亿美元（1950年为 5.5） 4382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0 561
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亿元 141 45842
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 亿元 （1952年为8.6） 103618
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无统计） 8472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元 （1952年为445） 14040
全国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元 （1954年为64.1） 2622
总之，经过54年的建设，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现在能生产了，过去没有的行业现在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技术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在高科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近１３亿人口总体上已经解决温饱，正在向全面小康型过渡。总之，现有的成就为进一步振兴我们的祖国，争取做到国强民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难。
第二编 恢复时期（1950---1952年）的经济建设
第三章 我国经济建设的起点
第一节 我国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和历史悠久的大国。领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为世界陆地面积的1/15，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1707.5万平方公里）和加拿大（997万平方公里），比美国（936万平方公里）略大。由于疆域辽阔，南北跨温、热两个气候带，适合人类生息和动植物生长。在这广袤的领土上，有大量的肥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建国前有耕地14.6亿多亩，适合种植粮食(稻谷、小麦等）棉花、油料(花生、油菜子、芝麻等）、糖料(甘蔗、甜菜）、烟叶等各种农作物。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蕴藏了丰富的矿藏。旧中国对自然资源勘探少，情况不明，森林面积估计不到一亿公顷 ；矿产资源储量1948年探明的仅18种。到50年代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加强了，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800亿吨(现又增加十几倍），铁矿石储量达80多亿吨（现又增加几倍），水力资源蕴藏量达5.8亿千瓦(现又增加近1亿千瓦）。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同外国比相对不足。
我国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干流长6300公里，流经九省一市，汇集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等700多条支流，与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京杭大运河相连，形成一个天然的内河水运网；并与多条铁路纵横交错，可以水陆联运。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全长5464公里，由于水浅泥沙多，河道疏浚没跟上，通航里程估计只一千多公里。松花江，长2308公里，珠江，长2214公里。河长在1000公里以上的，还有辽河、海河、淮河。我国大陆有很长的海岸线，约18000公里，沿海从南到北有许多优良港口，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
全国人口总数建国前统称4亿5千万人，占全人类的1/4，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汉族居多数，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他们刻苦耐劳，孜孜不倦，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是世界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无数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给后代遗留下了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学、医学等方面丰富的文化典籍。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和火药，中国古代的这四大发明，是对全人类文明的贡献。我们的祖先用辛勤的劳动，生产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五千年光辉灿烂、经久不衰的文化，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值得引以自豪的。
第二节 旧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特点
中国经历了３０００年的封建社会，这种剥削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当世界进入１７、１８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中国正处在清朝“康乾盛世”末期，闭关锁国，专制腐败，贪污遍地，贿赂公行。封建统治阶级淫糜奢侈之风愈演愈烈，广大农民受着贫穷困苦生活的煎熬。1840年英帝国主义率先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腐败衰朽的大清帝国被欧美日本等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打得狼狈不堪，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旧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还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无情的盘剥。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10 % ，但却占有土地70—80 % ；而占农村人口90 % 的贫农、雇农、中农等，却只占有20-30 % 的土地。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他们将收获的40-50 %、甚至70—80 % 交纳给地主。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凭借土地占有权，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地主阶级是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３０００年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就是因为有这种土地所有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此外，农民还要向地主阶级和官府交纳数不清的税负和差役。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政治上受尽了压迫，毫无权利可言。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农民是反封建主义的主力。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才取得胜利的。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一种所谓《告别革命》论，著书立说，公开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既反对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更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民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这种理论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倒是掌握经济的剥削阶级，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起推动作用的不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而是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公然为剥削阶级辩护，经不住理论的驳斥和实践的检验，是十分荒谬的。
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地大物博，而又封建落后，被帝国主义虎狼视为一块肥肉。他们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和威胁利诱，同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我领土，索取我巨额赔款，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了强盗的腰包。最早是英帝国主义迫使我五口通商，中国广大的城乡，成了他们的洋货的销售市场。中国还成了他们资本输出的场所，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均需由构成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税、关税担保，这样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他们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疯狂掠夺我宝贵的资源，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控制我国的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银行，在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金融上卡着我们的脖子。他们同中国政府、军队的不同派系和势力相勾结，在后面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因各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间和力量不同，他们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也不同。大体上英法帝国主义以东南沿海为主；日本帝国主义以东北为主，沙俄帝国主义也以东北为主，由于利益上的矛盾，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德国帝国主义以山东为主，美帝国主义则要挟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民国年间军阀连年混战，就是因为这些军阀的后台是不同的帝国主义，这些走狗在其主子的支持下而相互厮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烧杀掳掠，残酷镇压，企图独占中国变成它一国的殖民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通过援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利用各种特权，企图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倾销其廉价商品的市场和资本输出的投资场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也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
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全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凭借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打击，对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民族资本实行兼并，二十几年间搜括了大量财富。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接收了日伪的财产，发了一笔“胜利财”；美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给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又发了一笔“援助财”。这样，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工业资本总额中占2/3 ，在工业交通部门固定资产总额中占80 %。在重工业，他们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 % ，煤炭的33 % ，电力的67 % ，水泥的45 % ，石油、有色金属的100 % 。在轻工业，他们占有全国纱锭的40 % ，布机的60 % 。他们还控制全国的金融，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他们控制2448家。这个官僚垄断资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排挤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
在旧中国民族资本非常软弱，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难以得到发展 。据统计，到解放前夕，全国民族工业企业有12.5万家，雇用职工 164万人，资本20多亿元；民族商业企业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资本14亿元。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互相勾结，构成中国近代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陷于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
四、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旧中国经济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624页）以后经过漫长的时间，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商品交换有所发展。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主要如下：近代工业占10 % 左右，产业工人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6 % ，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 % 。当年的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是解放前的历史最高年产量，钢为92.3万吨，生铁180.1万吨，原煤6188万吨，发电量59.6亿度.原油32.1万吨，水泥229万吨，硫酸18万吨，化肥22.7万吨，金属切削机床5390台。纺织业比较发达，棉纱产量245万件，棉布产量为27.9亿米，卷烟236.3万箱，糖41.4万吨，原盐391.8万吨等。
工业的部门结构很不合理，轻工业占70 % 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 % ，而且主要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没有像样的机械工业，有的只是一些修理厂和装配厂。工业的地区布局也极不平衡，如电站，90 % 以上的设备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纺织工业也一样，上（海）、青（岛）、天（津）三大城市拥有的棉纺锭和布机，占全国总数的70 % 左右；上海一市拥有的毛纺锭，占全国的75 % 。
素有以农立国之称的我国，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况，解放前的1936年是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最高年，当年粮食产量只有2774亿斤，棉花只有1698万担。由于生产水平低，连年战乱，天灾人祸，农产品大幅度减产，沿海城市每年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小麦和大米。解放前几年全国纱厂用棉有半数靠进口。
在旧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广大农民在封建土地制度和高利贷的盘剥下，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糠菜半年粮，挣扎在饥锇线上。一遇荒时暴月，天灾人祸，疾病流行，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就命丧黄泉。这就是旧中国人口死亡率为什么高的原因。广大工人受尽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外资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极低，难以养家糊口，在外国资本家的眼里，中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廉价的苦力。他们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没有劳动安全保险，许多人患有职业病。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短，就是由于他们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决定的。劳动人民不但生活贫穷，而且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在文化上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有的。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低下，所以极富于革命性。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遗留下来的烂摊子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特别是连续12年战争的破坏（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国民经济的主要状况是：
一、生产倒退。1949年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相比，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退，工业下降50 % ，其中重工业下降70 % ，轻工业下降30 % 。钢产量由92万吨减为15万吨，原煤由6188万吨减为3243万吨，棉纱由245万件减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 %多，其中粮食产量由2774亿斤减为2162亿斤，棉花由1688万担减为889万担，生猪年末存栏头数由7853万头减为5775万头。农业减产，首先是由于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连年战争把农民抓去当兵，使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仅1946—1948年三年，国民党政府就征兵近300万人。1949年耕畜比抗战前减少16 % ，主要农具减少30 % 。由于人手不够，耕地抛荒现象很普遍。据1948年8月报载，当年荒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湖南、广东两省达40 % ，河南省达30 % ，仅这三省的荒地面积共计5800万亩。其他省份抛荒现象也很严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几乎独霸中国市场，大量的美国剩余农产品在中国倾销，给国民党统治区本来很落后的脆弱的农业商品生产以沉重打击。
二、交通破坏。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交通运输能力遭受严重破坏。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多座桥梁（总长155公里）、200多条隧道（总长40多公里）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万吨公里，比抗日战争前下降57.3 %。公路，1949年底通车里程，包括抢修的2.6万多公里在内，比原有线路长度减少20 % 。河运，1949年内河航道里程仅有7.36万公里。长江的运输船舶不足20万吨。海运，华北的海轮全部被国民党政府劫走，上海留下可航驶的仅有14.5万吨。1949年海运完成的货运量只有133万吨。空运，1949年原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及其他器材，均被劫往香港。
三、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连续多年发动内战，财政入不敷出，就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于是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纸币发行量增加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万多亿倍。有人根据统计资料，用实物表示国民党时期货币的购买力，在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2头牛；到1949年5月21日，130多元金圆券只能买1粒米。在物价如此飞涨的条件下，一般工商企业经营之艰难，普通老百姓生活之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章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政策措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和七项政策
面对着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特点 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怎样进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呢？
毛主席在1947年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已转入了进攻。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
２０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１００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在报告中除了适时的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任务外，还提出了在经济方面的任务：“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并且高瞻远瞩的勾画出了未来经济建设的蓝图，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3、1255--1256页）
当时为什么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呢？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1、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土地制度的沏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要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2、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２０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１００亿至２００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摧毁这个经济基础，消灭官僚资产阶级。
3、保护民族资产阶级。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顾用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顾用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份，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份，３０年代曾犯过采取过左政策的错误，绝对不许重复。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
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节中，他就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原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三大经济纲领的思想，到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发展为七项经济政策，以指导革命胜利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这七项政策具体是：（1）中国已经有大约10 % 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是要大力发展的。中国将来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2）中国还有大约90 % 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地引向现代化方向发展。（3）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4）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恰当限制。（5）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成为合作社经济。（6）对外贸易由国家实行统制。（7）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会是相当地快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1433页）
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上述纲领和政策，是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 恢复时期经济建设采取的重大步骤
第一，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人民取得了政权，要独立自主地恢复并发展经济，首先，理所当然要摧毁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废除帝国主义过去强迫旧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注）。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同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中的一条，就是“废除卖国条约”。为了避免引起误会，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 页）其次，是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并且逐步统一管理。再次，是对外实行统制贸易和外汇管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收回了海关和对外统制贸易，就取消了帝国主义利用外贸进出口的不等价交换和特惠的关税条件攫取高额利润的特权，成为保护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建立国家银行外汇专营制度，禁止外币流通，取消外国银行垄断外汇市场的特权，人民政府就有可能运用外汇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服务。最后，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日本帝国主义和德、意帝国主义在华的财产，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解放战争过程中被作为官僚资本由人民政府陆续加以没收。到全国解放时，外资主要是美英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共有1000多家，职工12万多人。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当时中国被美国冻结的财产约有2000--3000万美元），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我国政府针锋相对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规定管制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华一切财产(美国在中国的财产约有美金1.3---2亿元），冻结一切美国在华公私存款。英国及其他外资企业，由于过去仰赖的帝国主义特权不复存在了，现在经营难以为继，有的放弃经营，有的被我作价收购，用征用的办法变成全民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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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民党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主要有：
《中美商约》，即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国民党政府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给美帝国主义的卖国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勘探和开采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物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等等。
《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6年签订。这个协定拍卖了中国的全部领空权。协定规定，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到处飞行、装卸和运转，完全控制中国的空运事业。
《中美双边协定》，即1948年签订的《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协定规定：美国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财政经济有最高的监督权和决定权；在中国执行直接监督的美国人员享有“治外法权”；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的任何战略物资；蒋介石政府保证美国的商品来华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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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任务之一。毛主席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3—114页）没收官僚资本如何具体操作？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实际上 ，没收官僚资本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政府接管城市由东北、华北而华南逐步进行的。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按行业分，主要有：
1、工业方面：首先是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它控制全国的资源和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迎接解放。特别是孙越崎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拒绝执行蒋介石下达的拆迁资源委员会的工厂设备去台湾的命令，动员和率领3万多名技术人员（其中60 % 为高级知识分子）留在大陆，使近千个重工业企业、矿山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孙越崎后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其次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它垄断全国的纺织工业，解放后成为国营纺织工业的骨干。再次是国民党军工系统的企业，和有关各部、各省市官僚资本系统的企业等等。接管的工业企业共有2858个，职工129万人；其中发电厂138个，采煤、采油企业120个，铁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05个，化学加工厂10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企业844个。
2、交通运输方面：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计有铁路2万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7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约20多万吨。被蒋介石集团劫持到香港的原中国、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于1949年11月9日投归祖国怀抱。招商局香港分局和在港13艘海轮的职工也宣布起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3、金融方面：首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持下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两局一库（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系统和和国民党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计2400多家银行。还有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新华等银行中的官股。中国银行等海外的分支行的职工也纷纷起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4、商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等公司，大官僚经营的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利泰、扬子建业、长江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为了保证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工作顺利完成任务，通过我党团的地下组织，依靠工人阶级，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护矿、护路、护航斗争，防止敌特的破坏。团结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留下来迎接解放。并且严肃接管纪律，加强对部队、机关和群众的教育，强调接管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禁止乱搬乱拿、破坏和分散物资，将企业完整地接收下来。接收后的企业，对原来的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不取消和改变原来的机构和制度。接管企业的军代表，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只对企业实行监督，保证上级命令的贯彻和生产的恢复。1950年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国营、公营工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把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改变其劳动态度，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关于工厂的民主改革，如在纺织厂废除了“搜身”制，在煤矿废除了“把头”制，在搬运工中废除了“包工头”制，等等。这样，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使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三，统一财经工作，彻底稳定物价。由于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特点决定，适应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原来的财经管理体制是：从1937—1948年，实行统一政策，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1949年，随着大陆全部解放，开始实行货币统一，除东北外，人民币已成为通货。适应新形势，财经体制必须转变。“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也就是说，虽然分散经营的成分仍然有，但主要的将是统一管理。这种改变，是适应目前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关内币制等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的。”（《陈云文选》第二卷第70页）各地财经机关要求，对税则、税目、税率；国营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的采购，外汇使用的分配；内地贸易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道、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作出统一的规定、计划和管理。当时为什么要实行统一管理？其历史背景：一是一些地方习惯于高度分散的体制，有的不希望统一，认为本地区搞好了，对全国也有利；有的要求在统一时，给予较大的机动性，以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二是财政上存在巨额赤字。1949年全年财政收入为303亿斤小米（注），财政支出为576亿斤小米，财政赤字为273亿斤小米，相当于财政支出的一半还多。三是通货膨胀严重。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有月为100，到1949年1月为153，7月为1059，11月达5376。物价如此飞涨，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活，加剧了整个财政经济的困难。我国理论界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说什么中国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建国后全盘照搬苏联的模式。这不符合实际。事实如上所述，中国的财经体制由解放前的分散经营，到建国后的集中统一，是客观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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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财政收支用小米作为计量单位，这是因为在历史上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波动，所以财政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1949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1950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了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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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具体统一管理哪几件事呢？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主要内容是：
1、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关于公粮，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关于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收入，均归中央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国营企业均需按时纳税，并将利润、折旧金的一部分，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交中央或地方金库。支出方面：统一全国编制和供给标准，成立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全国编制委员会。中央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政府的开支，及恢复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其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对地方经费的支付，要扣除地方税收及企业收入中归地方的部分。这个决定构建了集中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标志着建国初期财经工作的重大转变，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2、统一全国贸易。1949年10月成立贸易部，主管内外贸（到1952年内外贸分开，分别成立商业部和外贸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指挥，地方不得干预。一切部队、机关不得自行经营商业（这是毛主席1949年12月5日签署的中央军委文件规定的，目的是避免拢乱经济秩序，防止干部贪污腐化），使有限的物资能够集中使用。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全国仑库清理调配委员会。
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和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近期必须留用的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
第四、打击投机资本，夺取市场领导权。在这场斗争中，除使用行政手段外，主要靠经济手段。这些手段有：
（1）管制金融。1949年起随着大城市的解放，在接收官僚资本的企业的基础上，人民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力物力，开始同投机资本作斗争，以解决当时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物价问题。物价方面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严厉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市场的领导权。为此，首先要从金融方面着手，打击金银外币投击。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有 “劣币驱逐良币”之说，当时人民币流通不畅，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元券严重贬值，银元(华南地区还有港币及其它外币)实际上成了普遍的流通手段。管制金融市场，就要打击金银外币投机，确保人民币畅通无阻。人民币诞生的情况是：1948年11月，关内各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当年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作为关内统一的货币。随着大中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立即布告限期用人民币收兑金元券，以便占领市场。但由于物价不稳，敌人又造谣惑众，因而金银外币继续流通，其投机活动更是兴风作浪，引起物价波动，影响人民币合法流通。为此，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6月、8月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颁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金融投机的斗争，如上海举行了大规模“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 ，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投机违法分子200多人；武汉缉获银元投机的首要分子200多人，查封了两家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的街边兑换店377家，狠狠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这场斗争被称为“银元之战”，是新解放区的江南大中城市同投机资本进行的“两大战役”（注：另一场大战为“米棉之战”）之一。
（2）管理市场。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不准擅自开业。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资集中交易。管理市场价格，国营牌价不得破坏。管理采购，大宗物资的采购，由政府监督。取缔投机活动，保护正当私营工商业。
（3）紧缩通货，抛售物资，以打击投机资本家。这是这场斗争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经济手段。为此，就要了解对此作出布署的以下一次重要会议。
1949年8月，中央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这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在建国前夕召集的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克服当时财经困难、力争财经状况好转的一次重要会议。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和总结。他说，今天财经工作者面临的是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过去那一套机构和经验已应付不了，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要把眼光放在发展经济上。会议决定当前主要须做好:
金融工作：调剂通货的吞吐、公债的发放数量及黄金、美钞的收进数量，使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状态；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并使其与银行的业务库分开；注意研究掌握价格政策，特别是工农业产品比价，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
物资工作：保证粮食和其它重要物资的供应，全力维持上海纱厂的生产；组织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和土产公司，集中掌握重要物资，及时收购、及时抛售，以防止物价上涨；实行国内贸易自由，反对地区封锁。物资自由流通，物价才能保持平稳；各地区间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
运输工作：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上海物资供应的关键在于有无运力，要重视水路运输，搞好内河航运的组织工作。针对当时上海煤粮两荒，情况严重的状况，会议提出了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以及保证上海这个最大城市的重要物资的供应问题。因为稳定市场、控制物价，重点在大城市，首先在上海，上海是资本家实力最雄厚的地方，也是投机倒把、兴风作浪的源头。中财委决定从全国调集物资，首先是“两白一黑”（粮食、棉花、煤炭），保证上海需用，稳住上海，恢复生产。这是陈云1949年5月离开东北、调回中央后不久，提出的“抓住上海，稳定全国”方针的具体贯彻落实。当年9月初，毛主席对上海会议基本予以肯定，并略作补充：“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钣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转引自《陈云年谱》第577页，并参见第570、571页）
周总理在1950年9月底在全国政协为庆祝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回顾了统一财经这场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各级政权机关成立以后，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立即遇到一个最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的状况。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而在稳定通货和物价以后，又必须按照新的条件和新的需要，调整全国的工商业，整理交通，使之为恢复生产服务。除此以外，人民政府还必须立即进行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灾荒和失业的救济。一切这些，就是人民政府所面对着的巨大的困难的任务。帝国主义者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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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是适应解放战争逐步走向全国胜利，需要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而设立的重要机构。1949年2月9日，周恩来通知陈云：经与毛主席商定，准备调你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陈云在陕甘宁边区曾经搞过财经工作，有经验。3月中旬，中央决定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吸收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经负责人为委员。5月中旬，中央军委在北平香山召开财经工作会议，讨论了中财委机构设置的问题。月底，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毛主席、周恩来作了修改。《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以供给战争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决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新政协召开、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前的几个月内，由军委以命令建立之，并受军委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6月初，周恩来向中共党政机关和民主党派人士会议宣布，中央军委派陈云、薄一波筹组中财委，暂属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
刘少奇在财经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的事很急迫。目前军事时期大致已成为过去，建设事业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全国各党派的主要事项。毛主席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按：关于“四面八方”，现有文献有两种提法，尽管区别不是很大，主要是排列的先后和动词的搭配有所不同：一种是，即“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交流、内外互利”----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565页。周恩来在1949年一次讲话中也有很接近的说法，“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参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0页。另一种提法是，1949年9月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毛主席多次修改的人民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另外，1950年初在中财委办公所在地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九爷府大殿的红色大柱上，用美术字写有《共同纲领》所述“四面八方”十六个大字。因此，“四面八方”应以此为准），其贯彻有很多工作要做。陈云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陈云文选》第一卷第388页）7月中财委迁入朝阳门内大街九爷府办公，陈云在第一次全体干部会上风趣的说，我在陕甘宁边区搞过“小摊摊”，现在是搞全国的“大买卖”。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好城乡经济联系工作及外贸工作，要逐步进行。10月21日，在原军委财经委的基础上，组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中财委在恢复时期领导经济成绩卓著，受到毛主席的表扬。1952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中财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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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5日，全国物价猛涨。主要是由于上海、天津等地的投机商人囤积粮食、纱布引起的，是资产阶级继六月银元风潮之后与人民政府进行的又一次较量。11月5日，中财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1）冻结未入市场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2）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10天，以收回货币；（3）停止各机关购存物资；（4）检查各银行存款；（5）收缩贷款；（6）加强市场管理。13日，中财委估计，目前物价涨了两倍，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住物价。指示各地要在月底前调运粮食、棉花、纱布到指定地点，人民银行暂停一般性贷款，各大城市11月25日左右开征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几种税收，各地贸易公司于11月底12月初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物资。为了给投机商人以教训，在抢购风盛时，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待物价平稳后再买进他们吐出的主要物资。由于措施得力，这次物价涨风在11月25日左右得到基本控制，物价恢复平稳。投机商则因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从此，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上海资本家曾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现在上海一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把物价稳住了，是上海工商界料想不到的。
1950年2月，陈云起草的一份中财委向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财政的中心问题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两者比较，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反之，物价波动大，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势必使生产受到影响。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可以剌激生产，这种说法不妥当。”（《陈云年谱》中卷第２９-３０页。这是我国在恢复时期通过实践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又在鼓吹这种被陈云驳斥过的理论—搞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此可以具体见到学习经济建设史的意义。）中旬，中财委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3月15日，中财委发布《关于抛售物资、催收公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的指示》，指出：在中央采取统一财经工作的措施之后，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货币发行大大减少，银根呈紧，使物价基本上稳定的条件业已具备。为了完成物价由长期剧烈波动到基本稳定的转变，各地要加紧催收公债、税款，放手抛售物资，大力回笼货币。《指示》下达后，全国物价稳中有降;3月，上海、天津等六大城市比2月底下降15%；4月，又有较大下降。至此持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住了，统一财经工作，彻底稳定物价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展现了共产党经邦济世的才能，财经同军事一样也得了100分。陈云说“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直接效果之一，就在制止通货膨胀。”（《陈云文选》第二卷第73页。）对此，毛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转引自《陈云年谱》中卷第40页。）
第三节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1950年6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６８—７０页。）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当时新解放区流行“江南无剥削，不需土改”的论调。这种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言论，当然挡不住土改这股伟大的历史潮流。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冬天开始，新解放区陆续展开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到1952年冬，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改。全国新老解放区约有３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７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700亿斤粮食。土改后农村中各阶级与耕地的关系是：贫农和中农占有90 % 以上，地主和富农占有8 % 左右。当时农村流行所谓“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口号，这不符合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及时得到了纠正。同时大力宣传这次土改对待富农的政策，同1946—1948年有所改变，因为战争在大陆已基本结束，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又出现一股否定土地改革的言论，提出所谓“白毛女新解”，说什么杨白劳欠黄世仁的债，借债还钱，理所当然；还不起钱，用喜儿抵债，无可厚非。说轻一点，这是滥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来理解和解释反封建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而且站在践踏人权的立场，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文艺作品《白毛女》，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高举反封建主义的旗帜，形象地说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一部阶级教育的好教材。这部有典型意义的杰作，是永恒的。谁反对，就暴露谁的立场错误。说重一点，这是站在错误的阶级立场，为封建反动的地主阶级黄世仁张目，反对被剥削压迫的贫农杨白劳、喜儿的谬论，为坚持正义的广大群众所不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的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实践证明土改是正确的，如果以1949年农业总产值为100 % ，则1950年为117.7 % ，1951年为128.8 %，1952年为148.5 %，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4.1 %.对比苏联十月革命后，农业生产是下降的，更加证明中国农业政策的正确性。如果以1917年苏联的农业总产值为100 %，则1920年为76.1%，1921年为89.6 %。这种下降与外国武装干涉和实行余粮收集制有关。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生产也是下降的。1932年仅为1928年的86.3 %，即下降了13.7 % 。1929年是苏联农业向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由于没有经验，有些具体政策过激，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苏联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农业集体化的成功与工作中的缺点，对我们了解这段时间苏联的农业经济有帮助。苏联农村政策与我一个重大的不同，是阶级政策有区别 ，他们把中农当作动摇的阶级，把富农当作要消灭的阶级敌人。这不能不影响生产。
（二）调整工商业。当时的历史背景：（1）财经统一，物价已趋于稳定，暴露并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市场上出现若干物资供过于求，生意不好，许多工商业者发生困难。（2）社会需求发生变化。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或不适合人民的需要。这就引起一部分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3）许多私营商业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致使许多工商业缩小营业，停工歇店。（4）市场盲目竞争，造成许多企业减产、停工或倒闭。这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点，正如毛主席所说：“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６９页。）
调整的政策：首先，调整公私经济关系，基本政策是，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体措施是：在工业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和国营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订货，以便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同时公布产销信息，减少盲目生产。在商业方面，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政策，稳定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主要是规定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农产品的收购，国营商业只限于收购主要农副产品，其余鼓励合作社和私商收购。对农产品必须维持适当价格，使产、运、销都有利。其次，调整税收，总的是简化税制，减轻税负。对农业税，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适当减轻税负，以常年产量为固定标准，增产不增税。对工商税，继续执行工轻于商，日用必需品轻于奢侈品的征税政策。简化税目，依率计征。
调整的效果:1950年下半年经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私营工商业户从原来的歇业多、开业少，变为开业多、歇业少。私营工业生产逐渐恢复，产量逐月增加，市场日趋活跃，城乡交流的物资迅速增多。随着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金融的活跃，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据全国十大城市私营工商业税收统计，1950年第三、四季度比第一季度增加了90 % 和8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理调整工商业，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困难，繁荣了经济，而且由于对他们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三）国家行政经费的大量节减。原来对时局的估计，认为可以适当复员一部分军队，大量节减行政经费，进行和平建设。可是事与愿违，国际环境出现新情况。
第四节 抗美援朝与我国的经济建设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帝国主义即出兵侵略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对我沿海由过去的封锁、禁运，变成炮击我商船，还用飞机侵犯我东北领空，轰炸扫射我边界城镇乡村，杀伤我国人民。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2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党中央看透了美帝国主义拒不承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忘我之心不死。7月13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并向北进犯，把战火引向我东北边境，扬言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企图重走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侵略中国的老路。9月30日，周总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侵占平壤后，向朝中边境推进，同时派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进行轰炸扫射；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致电毛主席，请求出兵援助。这是新诞生的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当时毛主席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作出全面的了解和估计。尽管毛主席对出兵已胸有成竹，但要使新生的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一决雌雄，需要莫大的气魄和胆略。10月2日，毛主席在《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97页。这个电报没有发出。）在国内，10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出现两种意见，多数人不同意出兵。毛主席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托病推辞，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兵。10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两种意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理由是中国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土改尚未进行，匪特尚未肃清；我军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1950年，中美两国的国力确实相差悬殊，当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100亿美元; 美国产钢8772万吨，中国只有60万吨；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和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不同意出兵理由也是充足的。10 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发言：“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口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怀年谱》下册，第441页）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8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林彪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斯大林的态度是，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但不同意派空军入朝作战，怕对苏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同日，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开会，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彭德怀汇报后，把入朝作战出动时间最后敲定下来。彭德怀曾这样评价毛主席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但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纪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上》第125页）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当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东京总部口出狂言：“鸭绿江不是中朝的天然边界，”妄想以朝鲜为跳板，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说：“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因此，“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但是，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志愿军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战告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顽敌继续向北进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机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气候严寒的困难条件下，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又经过多次战役，战线一直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由于美国不愿放弃侵略野心，谈谈打打，持续了两年之久，到1953年7月27日，美国才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的美国侵略军第三任统帅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打羸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侵略军第一任统帅麦克阿瑟后来认识到，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场为时三年的战争，共歼敌109万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梦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毛主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陈云在1950年11月15日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中指出，“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财政支出安排的次序是：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他（包括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文化支出）第三。“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来日方长，经济建设推迟一下是可以的，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战争不由我们决定，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如此。”（《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11---116页）这个时期财政支出的状况是，行政经费按原定要求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有所减少，经济建设、特别是文教建设费用有所减少，但国防费用却大大增加。假如没有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的国防费用不需大幅度增加，把钱用在经济建设上，那我们恢复时期的经济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还应当指出，由于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财政入不敷出，多发了十几亿元票子，引发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51年零售价格指数高达12.2%，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现将抗美援朝三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情况简介如下：
国家财政支出 单位：亿元（比重 % ）
总计 经济建设费 社会文教费 国防费 行政管理费 其它
1950年 68.1（100） 17.4（25.5） 7.5（11.1） 28.3（41.5）13.1（19.3）1.8（2.6）
1951年 119.0（100） 35.1（29.5）13.4（11.3） 50.6（42.5）17.5（14.7）2.4（2.0）
1952年 167.9（100） 76.3（45.4）22.8（13.6） 43.7（26.0）17.3（10.3）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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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第21—22页）
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是建立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为65.2亿元，1951年增为129.6亿元，1952年进一步增为175.6亿元，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9.3 %。为什么在战争的条件下，财政收入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呢？这是因为国内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他们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前线，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动力。广大群众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前方，集腋成裘地捐献飞机大炮。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就捐献了１５亿元人民币，支援了一架飞机。在群众中有口皆碑，传为美谈。特别是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作为表率，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带领人民送子参军的第一人。毛岸英是毛主席的长子，幼年与母亲杨开慧一道，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青年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参加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抗美援朝开始，毛主席又派他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却出现一股站在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的错误立场，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反动思潮。说什么当年美国不愿同中国打仗，中国没有必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一场不应该打的仗，“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毛主席1951年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4页）
当时这股反动思潮还污蔑著名作家魏巍歌颂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气慨，教育了几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报告文学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说什么这是挑起中美两国人民的民族仇恨，是“改写历史”，“把历史搞混”。显然，这是丧失中国人民应有的立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错误言论。本书所以要对抗美援朝的史实多说几句，就是因为这埸战争打乱了我们原定的和平建设计划，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影响;而现在又现一股否定当年我们进行抗美援朝这场正义战争的必要性，要让读者从这里了解事实真相，站在正确的立场，明辨是非，得出恰当的结论。
第二编 恢复时期（1950---1952年）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三年经济恢复的目标和效果
第一节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目标
恢复时期的经济往哪里发展，这是负责领导经济的中财委需要明确的问题。1950年8月下旬，中财委召开计划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编制1951年计划和三年奋斗目标问题。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在今后两三年内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经济的调整与恢复，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并为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好准备。显然，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建设思想的重要步骤。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12月《当前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谈到恢复生产时说：“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总理还具体说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2800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20 %），那就很好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24页）
第二节 三个年度控制数字的指导
新中国的经济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才有计划的。周恩来同志在1950年9月在《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总起来说，这三方面（指毛主席讲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的事情，需要时间，时间是不能缺少的。我们需要三五年时间，这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我们已经便利多了。苏联是十年以后，中间经过内战、经过新经济政策才谈到计划经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渡时期缩短，而且我们还可以接受苏联走过弯路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在过渡时期就有相当程度的计划，便利于我们将来的建设计划。过渡时期这样相当程度的计划，对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这个路程非走不可，绕不过去。”（《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页）陈云也说：“财经工作要有计划。我们花钱要对人民负责，这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应有的品质。”（《陈云年谱》第22页）
恢复时期的计划并不像以后的计划那麽完整、准确，只是粗线条的、大致的计划，只有少数主要指标;甚至计划的名称也不叫计划，而叫“控制数字”。恢复三年，即1950、1951和1952年，编制了三个年度控制数字(也许是七巧合，这同苏联一样，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也编制和执行了1925、1926、1927三个年度控制数字)。如1950年，根据周总理的报告（同上，第67—71页），年度控制数字规定的一些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如下：
粮食计划产量2400亿斤，比上年（按：1949年粮食产量当时估计为2300亿斤，后来国家统计局核实为2264亿斤）增产100亿斤；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2800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当年9月底估计，粮棉计划产量都可能实现，或者还要超过。这成为以后计划工作一条经验，叫做“八月十五月光明”。即到这个时候，对全年农业收成大体有数了，对下年工业发展也有谱了。据统计，1950年粮食产量实际完成2643亿斤，比上年增产379亿斤。粮食超计划丰收，对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在太重要了。正如陈云当年底说的：“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他提醒大家，“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为此，就要把运输抓紧。（《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19页）
棉花计划产量1300万担，比上年的800多万担（按：1949年棉花产量，国家统计局核实产量为890万担）增产近500万担。如果没有这么多棉花，100万纱锭就得停转。据统计，1950年棉花产量实际完成1386万担，比上年增产496万担；棉花产量计划实现，纱锭能转动起来，陈云说：“明年纱布勉强够，采取统购的办法把它集中起来，再适当分配，……这件事做得好，对保证纱布供应以及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很大的。”（《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20页）
纺织工业计划，全国纱锭有522万锭能力，1949年9月开动408万锭，1950年9月开动428万锭，争取今年(1950年)内再开动20万锭，即达到448万锭 。
钢铁工业计划，今年产钢66万吨，钢材50万吨，轧钢设备利用已达高限。旧中国的钢铁工业，是适应用于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所以，炼铁设备多，炼钢设备少，轧钢设备不能适应炼钢炉的生产能力，各个环节极不平衡。据统计，当年钢产量实际完成61万吨，铁产量完成37万吨，在设备、运输和电力都有困难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交通计划，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至1949年底，全国铁路修复8200多公里，包括中断了12年之久的京汉、粤汉铁路也已修复通车，大陆铁路网基本恢复。至1950年6月底止，已通车21742公里，占全国铁路线总长的88 %，到年底可达22019公里。
对外贸易计划，当年国家可掌握外汇4.7亿美元，其中出口所得为3.6亿美元。在出口总值中，国营外贸3.1亿美元，私营0.5亿美元。为此，国营贸易公司要大量经营对外贸易，基本上取消外贸中的易货制度，严格执行出口结汇制度。进口计划仍以民用品为主，主要是棉花、汽油和工业原材料。
此外，对财政收支和经济建设投资也有个粗略的计划。因为1950年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在财政支出中，军费占40 % 多，政费占23 %，预备费占10 %，经济建设投资占23.9 % 。周总理说：（经济建设投资）“这个数字（按：当年绝对数实际为17.4亿元）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的经济建设投资都要大，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的全部需要来说，这个数字却是很少很少。”（《周恩来经济文选》第70页）因此，工业投资规模不能过大，只能有重点地进行。
尽管1950年才开始搞计划，但在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方法方面，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例如 ：
1、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集中和分散）方面，全国实行统一计划和集中管理的主要包括财政收入、现金、物资等；分散管理的有农业生产，地方管理的工厂，地方税收等。
2、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方面，根据我国的国情，分三种企业：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的；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中央各部投资经营的），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的；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的。据此，责成中财委划清各类企业管理责任，并制定对其投资贷款条例。1951年3月工业会议决定，在集中管理原则下，委托大行政区代管一部分工厂，某些带有地方性的工厂，则划归地方经营。总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央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3、在各部委的领导体制方面，1949年底周总理审批的中财委《关于工作制度的规定》指出：中财委所属14个部及银行、海关等单位均已开始正式办公。今后各项财经工作，应归有关各部分别处理，中财委则负责掌握全盘计划，并指导各部、行、署工作。
4、对各种经济成分的管理方面，并不是如后来人们想象的，过去我们只对国营经济实行计划管理，实际上计划是覆盖全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的。1949年10月，中财委在讨论计划局的工作范围时，陈云指出：“中国私营企业所占比重比国营企业大，如果计划局只计划国营经济，整个国家的经济仍然要出现浪费。中国的资本家是要求计划的。”（《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页）1950年6月陈云又说：“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即国营企业，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1952年政务院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个名词），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但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有所不同，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对待私营工厂的办法，就是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过去社会上的生产是无计划的，我们来一个有计划，能集中的东西统统集中，以便于组织订货。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同上，第93页）以后他又深有体会的说：“发展轻工业还要计划一下，国家占多少比重，私人占多少比重。公私两方面要同时发展，国家必须占一个相当的比重。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私人经济跟着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比如去年我们手里有力量，煤油、粮食、纱布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掌握住了，私商就听指挥了。工业也是如此。”（同上，第136页）
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刻，有的人受西方私有化思潮的影响，不顾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认为改革就是要减少国有企业的个数，缩小其范围，降低其比重。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呼吁，国有企业比重如此大幅度下降，值得关注。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改革和振兴国有企业》一文中说: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年以后的15年间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且这种下滑的还在发展。他提出“这种下降应当有一个适当的限度。”(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184页)另外一些受西方经济学严重影响的学者却说，改革改到深处就是要改革所有制。他们历数国有企业的“弊病”，什么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等等。他们列举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其目的就是要置国有企业于死地 。他们公然宣称，国有企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学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保持25 % 的比重就够了。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1997年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5.5 %，还低于1949年的26.2 % 。试问这怎能保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怎能保证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呢？我们的前人创造的恢复时期的上述历史经验不应忘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第二卷第133页，第167页，第三卷第91页)
此外，恢复时期在计划方法方面，也有深刻体会，认识到刚开始搞计划，只能是粗线条的计划，没有全盘照搬苏联五十年代他们已经搞了几十年计划那复杂的一套。陈云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当时还认识到，搞计划，要有统计做基础。“现在我们没有什么精确的统计，都是靠估计。”还较早的提出来，“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需要，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还比较深刻的认识到，搞计划，要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现在各方面都要恢复和建设，但是，不可能百废俱举。必须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这是一条原则。”还提出，搞计划要瞻前顾后：“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要求当年投资，当年见效，一般是不可能的。经济建设要今年就做明年的准备工作，今年投资数量多少，明年投资数量多少，要有个计划，同时还要照顾到将来的投资计划。”还及时总结经验，提出要用信息引导生产：“要用适当方法公告全国，工业生产哪些已过剩，哪些已达饱和点，避免再向这些方面盲目投资。”这些话对纠正现在那些认为搞计划经济，就是专门搞指令性计划，搞强迫命令的错误观念，是大有帮助的。还提出，经济干部要学政治，“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以上参见《陈云文选`》第137、62、91、138、98等页）这对纠正做经济计划工作，主要应埋头业务，不需过问政治的误解，是有好处的。
1951年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大战，抗美援朝战争继续，敌机轰炸沿海城市仍有可能。解放西藏。初步准备解放台湾，需要准备严重的战斗。大陆土匪肃清，新区完成土改。农业增产，工业重点建设。财经工作的方针，是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表现在财政上就是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为此，具体部署是：战争第一，维持市场，稳定金融物价第二，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文化支出第三。推迟经济建设是不得已的，是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方针都不可能把战争和建设两者并列，两头兼顾。1951年经济建设的投资，“大约只有相当于四万万美元这个数目字。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则这方面的投资可以多得多。现在的投资虽不算多，也不算太少。说不算多，是同将来的大规模建设相比。说不算太少，是同过去相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刚一年多，今年的投资超过历史上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三个时期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今年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水利、铁路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26—127页）
1951年财经工作的重点，即：搞好城乡交流，发展农业生产，搞好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严肃财经纪律，做好有计划地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财经工作的要点，共有六项：第一，城乡交流。所谓城乡交流，就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第二，农业增产。修整水利，力争丰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27亿斤，如果水灾面积减少到5000万亩，就等于增加100亿斤粮食，约值5亿美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粮食是战略物资，如果我们经常控制着100亿斤粮食，对付帝国主义，对付灾荒，即使有几千万灾民，也可度过。去年粮食丰收后，可以增加经济作物面积。棉花、烟叶的种植面积要扩大。去年棉花收了1420万担（国家统计局后来核实产量为1386万担），今年希望收2100万担。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以完全自给。第三、经济核算。过去打仗的时候，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讲多少，统统由国家包起来。现在要改变，搞税收、银行、商业、工业、基本建设，都要学会经济核算。第四、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可以分一部分工厂给地方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财政今年划分了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财政制度，明年可再分到县一级。商业、税收、交通运输，地方都要有一定的机动权。第五、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毛主席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三年准备现在所剩时间不长了，而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些工作，都是经济建设的准备。财经部门要计算一下财力，看1953年能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估计那时的国际形势能否减少军事支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十年建设，要考虑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一些什么项目，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现在搞水利只是防灾，今后搞水利，要既能防止水灾，又可灌溉，又利交通，又能发电。据专家估计，中国的水量不够用。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不但要搞重工业，也要搞轻工业。中国的轻工业，有很大的前途，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轻工业中国营的比重很小，纱锭只占全国纱锭的40 % ，私人占60 % 。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36页）这里可以看出作为我国经济的领导者，陈云同志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是多么坚定。
历史有时似乎在重演。到了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又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应当从竞争性行业（盈利行业）退出，让位给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实际部门还有人具体列举国有经济应当从146个一般性竞争行业撤离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以美国为榜样，政府只控制邮政业，其它行业完全放开。甚至说，国家的主要职能不是直接去办企业，国有经济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经济形式，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参见2000年11月6日《中国信息报》发表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万多字的文章《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及该报评论员文章《给民营经济以足够的空间》，同时请看反驳文章:2001年《真理的追求》第1期发表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评一篇导向私有化的万言书》，和第3期《致国家统计局党组的公开信》，支持李成瑞文章的三封信，以及2001年《当代经济研究》第2期本人文章《国有经济不能全面撤退》)。请看某些人这些言论，同当年的资本家的想法，何其相似乃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不是出自资本家之口，而出自我们的经济学家之口，出自某些公务员之口。但这类经济学家，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吗？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掌握基本生产资料，发展国有经济的。《共产党宣言》就说过:“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2页)”难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这类公务员，能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吗？他们是竭力为资本家赚钱、谋利益的。他们虽然也打着改革的旗号，但这种改革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他们要消灭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公然提出以美国为榜样，可见他们醉心的是资本主义改革，说穿了，就是搞私有化。所以，要如陈云那样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的。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却偏要这么办。可是广大人民群众能答应这么办吗?
1951年的财经工作，还要在文化教育上投资。这两年教育经费很少，长此下去很难维持。开一个工厂，就需要工程师、技师、工人、职员，各要多少，应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说一百个工人至少要有一个技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现在大中学毕业生都不够用，还要训练熟练工人。现在要准备组建计划委员会，要开始搞统计工作，等等。最后、整顿财经干部。目前这个队伍，有老干部、新干部、留用人员，必须加以整顿。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1951年由于各项工作都抓得很紧，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得很好。具体情况如下：粮食产量达到2874亿斤，在上年大丰收、增产379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231亿斤；棉花达到2062万担，基本完成2100万担的计划；烤烟产量达到484万担，由于种植面积大大扩大，由上年的91.5万亩扩大为358.5万亩，比上年增产370万担。钢产量达到90万吨，比上年增产29万吨，增长47.5 % ；钢材产量达到67万吨，比上年增产30万吨，增长81 % ；煤产量达到5300万吨，比上年增产1000万吨，增长23.3 % ；发电量达到57亿度，比上年增加11亿度，增长23.9 % 。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29.6亿元，比上年增加64.4亿元，增长98.8 % 。经济建设费3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倍，占财政支出的29.5%；社会文教费13.4亿元，比上年增长78.7 % ，占财政支出的11.3 % 。国防费50.6亿元，比上年增长78.8 % ，占财政支出的42.5 % 。行政管理费17.5亿元，比上年增长33.6 % ，占财政支出的14.7 % 。上述财政的支出，充分体现了1951年的财经方针，战争第一，国防费是大头，所占比重最大。行政管理费绝对数虽然是增加的，但所占比重较上年（为19.3%）是下降的，所以相对而言是节减的。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也有较多的增加，但是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可以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有更快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经济的恢复，是在总结上年的财经工作，展望当年的形势作出决策的。上年的财经工作，支持了抗美援朝，稳定了国内市场，这是成绩。缺点是，在财经系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952年，朝鲜战争可能结束，但应准备拖延。财政概算方案，应该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交通等方面。财经干部要努力学习工业建设、经济计划等。
财政工作，税收计划指标分必成数和期成数。体制上，建立完整的省一级财政，重点试办县级财政。省级的一切收入，包括税收超额留成，地方粮和地方税及附加，地方企业收入，机关生产收入，地方结余款项，以及省级的一切开支，均需列入省的年度概算和决算。不能有预决算以外的收支，不能有帐外的帐。物资工作，决定下列12种物资的调拨和平衡计划，由中央掌管，即：生铁、钢锭、钢材、木材、煤炭、水泥、杂铜、电解铜、钨、锑、锡、新闻纸。粮食工作，预计去年粮食增产可达150亿斤以上，国家手内掌握并能用于市场的粮食，今年比去年可增加70亿斤以上，因此只要小心管理，粮食市场是可以稳定的。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统应稳定在1951年的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了防止农民盲目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要适当提高经济作物的公粮负担，适当调整经济作物与粮食的比价。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夏收试点。准备调整工资。关于中央直属国营厂矿的领导，其生产计划，企业利润，折旧和投资的支配，原料和产品的调拨，重要管理制度和重大技术措施的规定，以及主要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调整，应归中央统一掌握。其政治领导和行政工作，统归各大区管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产品议价，以及对若干种产品的统购，是当前必须实行的政策。同时要保证私营工厂的合理利润，低了的应适当提高。对私营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税收政策仍应有所不同，以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国营零售店及其零售商品的品种，应该随稳定市场的需要而扩大。粮食经营中，国营比重应该增加。在主要商品的经营中，国营贸易必须在批发市场上居领导地位，在零售市场上保持稳定的力量，给私商以较多的地盘。1952年财经工作中，需要厉行“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增产节约。健全地方和军队的财政制度，严格财政纪律。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努力购粮，统筹调运。
1952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为了避免重复，在下一节中叙述。
第三节 经过三年时间经济恢复到抗日战争前水平
恢复三年，由于刚刚获得解放，全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磅礴，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党和政府的威信极高，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号召一经发出，立即得到群众响应；各级干部竞竞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政策均能比较顺利的贯彻执行，因而经济增长的速度极快。如农业，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4.1 % ，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17.7 % ，1951年增长9.4 % ，1952年增长15.3 % ；工业，三年平均每年增长34.8 % ，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36.4 % ，1951年增长37.8 % ，1952年增长30.3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