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之一）： 呵，剑桥！ 
 
[ 原创 ] [2006-11-27 谢茂拾 ] 

--------------------------------------------------------------------------------

    将李晓愚《呵，剑桥》（题目有所改动）献给博友：十年前李晓愚（李娜）作为中国青少年的惟一代表，独闯巴西，参加国际青少年会议，并因其出色表现被推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她后来（2003）被保送到复旦念大学，毕业后获得英国政府全额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她在剑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抒写着青春成长的感动和喜悦，表现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女性的迷人风采。客观上说明了：究竟什么样的主体和生命质量，才能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剑桥这样的世界名校里，保持生命的舒展和鲜活，而不成为考试机器和书呆子.

      在我国大学遭到社会各方批评的时候，将李晓愚的国外留学的体会献给博友，我想，也许对人们全面认识世界优秀大学模式会有所帮助。当然，这个作品很长，从今天起,我将它作为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系列陆续分期转载(说明:以后转载的片段不再作出说明和注明作者姓名),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耐心读下去，您一定会有不少收获，或者会迷醉其中······

剑桥大学的入学典礼

      剑桥八百年古校的传统在入学典礼这个庄重的仪式上可见一斑。St. Edmund’s的入学典礼安排在１０月５日。剑桥人将学生正式入学的第一天称作matriculation day。参加入学典礼的前几天，我们就收到通知，要求当天必须要穿gown。我拿捏不准gown的含义，就去请教毅[同学]。他从壁橱里拿出一件长长的黑黑的大袍子：喏，这就是了。这黑袍实在搞笑，它长及膝下，袖子比袍还要长，快拖到地上，却在肘部挖个洞，让胳膊钻出来。我扑哧笑了：穿上这个，不整个一蝙蝠侠么！

      原来，剑桥的每个学生都要求备有一件黑色的长袍，但凡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或是宴会都要求穿着，而且根据年龄及所读学位的不同还有样式、长短等的繁琐的区别。据说这一传统是中古僧侣制度遗留的产物，是剑桥的学者们区别于市井居民的重要标志。现在只有正式的活动才要求穿gown,可是从前，学生们平日里上课、考试甚至吃饭都要求穿上这黑乎乎的袍子，除非睡觉，不可以随便脱下。学校还派了专门的人员大街小巷巡逻，如果发现学生没有穿gown，就要记大过。

      著名作家萧乾回忆起在剑桥求学的日子，就将gown称之为“蜗牛身上的那个壳壳”，真是贴切。我庆幸那时不在剑桥读书，否则每天同样的沉闷装束，真是要把人郁闷死。我的穿衣原则是衣服穿在身上首先要与人亲，若成了身外之物，那就是最最难看的。我这活泼泼的性格与那黑袍怕是要犯冲的。只是学校的要求不可违背，于是便在毅的介绍下在King’s Parade的一家服饰店里花了６０个“胖子”买下了我的gown。黑袍加身的一刻，只觉着不是自己，在镜子前傻笑了一阵子。

      正式的典礼开始之前要照“全家福”，新入学的同学们，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聚集在学院的草坪上，等候拍照。由于大家都穿着黑袍子，乱哄哄的很不好认，一位老师站在草坪中央声嘶力竭地喊名字对人，安排站立的位置，折腾了快一个小时才照完。本来大家肤色各异，国籍不同，互不相识，经历了这一倒腾，也就认识了一小半了。这合影照片是可以买的，最普通的10镑左右，上面标有每个人的姓名的缩写，比如我的名字就写成N.Li,若要加框的就得20到30镑了。

      仪式于晚上六点正式开始，St. Edmund’s的学子们穿着各样的gowns端坐在学院的Chapel(一座古老的小教堂里)。在风琴声的伴奏中，学院的fellows（级别比较高的老师）们一一入座，他们无论男女也都穿着色彩各异的大袍子，表情严肃。我和身边的一位同学耳语：我觉得我们好像到了Harry Porter（哈里.波特）的魔法学校。她诧异地望着我，在这样庄重的场合怎么可以开玩笑？我就是这个坏习惯，对于再神圣庄严的事情也要去推揉推揉，这样的犯一犯完全没有什么目的的，就只是好玩。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就更好玩了。不就是装酷么，谁不会呀？我立刻也将脸沉了下来，将身子正了正，真的似的。

      仪式由Master(院长)主持，他是一位六十来岁风度翩翩的学者。短暂的开场白之后，首先介绍新加入学院的教师及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被介绍到的老师由司仪引导，走上前台宣誓并和Master及其它fellows握手。接下来便是介绍新入学的学生了：姓名、毕业学校、在剑桥所攻读的专业。每一个新到的学子都要走上前台，和院长握手。对学生的介绍虽然只有简简单单的三项，却是别有意义的：姓名——你是谁；毕业学校——你从何处来；在剑桥将读的专业——你将往何处去。简单的介绍就可知其当下，知其历史，知其发展。

      在剑桥，有一种书籍被称作“永恒之书”，那就是数百年间剑桥积累下来的繁缛琐细的校规。这些世代相沿的惯例和由这些惯例所演化的制度清晰具体地界定着剑桥人的一举一动，似乎不可改变、不可抗拒。我觉着好奇：是什么力量使剑桥人恪守着至今已有几个世纪的传统？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剑桥在保持悠久历史的同时不让传统积淀成为一种负累？

      没错，比起许多新兴的英国大学，剑桥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合潮流，比如这里的开学典礼或是毕业典礼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古色彩。奇怪的是最古老的制度竟能培育出这世上最新颖的思想，剑桥这座陈旧的老大学还能继续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或许正是因为她不合潮流的特立独行吧，才能在几百年间保全自己的个性，在时世变动中，仍然不失为一国最高的学府和学术思想之中心。

      正胡思乱想间，忽然听到司仪宣读我的名字：李娜，复旦大学，发展经济学专业。我起身，理理衣服，走上前台。因为教堂的宁静肃穆，我听得见每一步的声音，和着自己的心跳声，很清晰。院长握住我的手，看住我的眼睛：祝贺你正式成为剑桥的一员。

      那样庄重的氛围是不由得不使人凛然的。那一刻间眉目清扬，我忽然悟着了：到底这世间还有一件东西是绝对珍贵的，那使我们觉得自己人身的贵重。成为这样一所学府里的学子，何止于仅仅做一个知识分子？有的时候，传统的古典内涵会让人产生一种皈依感，那一刻，我觉得与身上的这件黑袍愈发亲近了起来。它实在比我的衣橱里任何一件其它衣服都要好看，不在于它的样式、剪裁或是面料，而是它的内涵，是它带给我的那份神圣与庄重的感觉。我心里想着，无论我对于衣服是多么地喜新厌旧，这辈子有两件衣服是会与我相伴终生，不离不弃的，一件是未来结婚典礼上那袭白色的婚纱，一件便是现在身上这件黑色的长袍。我希望它们分别见证着我的幸福和我的理想。

      典礼在风琴声中结束，学生和fellows们一同到Marquee去，一边品尝sherry(雪利酒)，一边寒暄。七点半钟，一声钟响，大家鱼贯而入餐厅（一个挂满了历任院长肖像的长方形大厅）。衣冠楚楚的侍者在门前等待，把每个人带入放有各人名卡的座位。三条长长的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美的烛台，精致的餐具和menu（菜单）,这就是剑桥著名的high table（高桌晚餐）了。

      在摇曳的烛光中，侍者为我们端上了soup(餐前汤)，main dish（主菜，羊排+土豆+青豆），dessert（甜品，无比好吃的布丁），cheese+biscuits (各式奶酪+饼干)，coffee+mint chocolate（咖啡+薄荷巧克力）。这是一个让同学们交流的机会，所以座位都是特意提前排好的。

      我身边坐着的是一个英国的中年男士，在剑桥读哲学的。我瞧他的岁数，差不多是该读博士的，可他告诉我他才刚刚开始本科的学习，只不过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专业。英国人的教育观与我们是有差异的，不是为了学历而读书，而是为了需要。学位也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与自己的志趣相符。所以有人有了几个学士学位，却不会用同样的时间去读一个博士学位。此君就是一个例证，如此岁数和十七八岁的孩子同班读书，倒也自如。他坐在我的身边，火样的热情实在让我难以消受。没说几句就对我大用溢美之词（只当练习听力水平），暗示自己还未婚（关我屁事），要电话号码（当然没给他），并主动要求送我回家（当然没答应他）。这个家伙是整个晚上唯一的败笔了。

      也许有些偏激的，我就是认为中国女人的美好是外国男人所无法真正欣赏的。再说爱情往往不在动作，不在言语，而在彼此间心领神会的默契。柔情几万缕，相视一笑间——这样的人在同族遭遇尚且不易，何况非我族类。晚宴到近十点才结束，大家起立作最后的祷告，当人们感谢上帝的时候，我低下头，默默念道：“感谢厨房赐予我们美食，阿门！”

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之二）：校门与剑桥

      刚到剑桥的头几天，我琢磨着该去这所世界名校的正门前拍张照片，给远在异乡的老爸老妈寄去。我拿着地图在小镇上兜了好几圈，却怎么也找不到校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去问我们学院的Porter（门防值班人员）：Where is the entrance to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大学的入口究竟在哪里？）

      他呵呵地笑了：There is no entrance to this university.（这所大学压根儿没入口）。

      看着我满脸疑惑的样子，他解释给我听：原来在剑桥这个小镇上是找不到具体的剑桥大学的位置的。这是一所没有大门的学校，它的31个学院，60多个学部，分散在剑桥小镇的不同地方。由于大部分的学院在剑河的两畔，所以沿河的一带就叫做“剑桥后院”。剑桥大学没有围墙，它是一座完全开放的大学。

      在这所开放的大学里有31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叫做“学院”。这些学院，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大的有：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皇后学院等，一般老师逾百，学生近千；小的有鲁茜、开温第士等，老师不过三打，学生也不过百余。不同的学院虽然各自都有着显赫的历史，风格独特的建筑和骄人的传统，但它们同时却又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是剑桥的一大特色。剑桥大学不只是一大群系(faculty)的组合，更是一大群学院(college)的结合。正因为她是由学院结合而成的联邦团体，所以也被称作“学院式的剑桥”(collegiate  Cambridge)。“系”和“学院”在剑桥是完全不同的组织。“系”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读书作研究的地方,而学院其实就是学生生活居住的地方。学生则同时具有大学和学院的双重身份，既被各系挑选，也被各个学院挑选。像我，就是经济系发展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同时也是St. Edmund’s 学院的一员，平日里吃、住、娱乐都在这所学院。

      “学院制”与剑桥古老的宗教传统密切相关。这一制度最早是由法国巴黎大学创立的，剑桥步牛津后尘也采用了这一管理形式。剑桥的第一所学院Peter House建于1284年。当时，在剑桥的学者都是些流浪汉，他们只要跟上一位大学认定的教师（master）便算取得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教师学生都住在“堂”（hall）里。所谓hall不外是师生自租的客栈，得到大学的承认，并予以督管。到了1284年，衣黎（Ely）主教 High de Balsham将一批穷学生收容到圣彼得（St．Peter）教堂附近的两个客栈中，并订立了规矩。剑桥第一个学院就这么成立了。

      早期学院是由教会设立的，虽然说不是寺院，但其规章制度之严峻则确实有中古寺院的“清规”气味，目的是要把学生的流氓气扫除净尽，使学术开始“文明化”。到15世纪，学院在剑桥已生根，成为强有力的组织。但那时它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只是老少“居息一堂”的场合。

      教学向来是大学的职权，可是到了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大学的教学功能逐渐转移到学院手中，大学差不多只剩下颁给学位的权利。长期以来，学院得到皇室教会的眷爱，财源丰富，而大学则相形见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由于现代科学教育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绝非任何单一的学院所能负担，因此国家开始大力支持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经费不但有了稳定的着落，而且也成为剑桥大学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今天的剑桥，大学与学院虽然相辅相成，却是不同的实体，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学校的教学设备以及教师的薪水都由大学提供；而学院则为私有，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大学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学院则负责本科生的招生，但数量要由大学统一规划。

      不理解剑桥的宗教历史，就难免对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关系摸不着头脑。我来剑桥之前对于“学院制”也是一无所知的。在填写大学的申请表格时，我就在选择学院的这一栏里，勾了“听从安排”这一项。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只听说过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哪里听闻过什么皇后学院、国王学院、丘吉尔学院？我的一个学教育的台湾朋友更逗，专门给招生办写了一封信：“你们提供的学院名称古怪，不知道是教什么的。我来剑桥打算攻读教育学硕士，你们自然应该知道把我安排在哪一个学院。”弄得招生老师啼笑皆非。因为我们的无知，错过了挑选学院的机会，只能被随机安排了。

      我所在的St. Edmund’s 学院建立于1896年，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在剑桥的学院中也算是较新的了。学院不大，也就百余人吧，里面的服务人员却十分友善，偶尔碰到，竟然可以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

      不同学院的贫富、学风、传统以及外貌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建筑格局和组织结构倒是大同小异。从建筑上来说，每个学院都拥有一个大而气派的食堂（老师和学生一同用餐是中古寺院生活遗留下来的传统），总有一个美仑美奂的院士休息室(combination room,我们简称其为CR)，这是剑桥的Don（老师）饮酒、喝咖啡、读报纸、较量“嘴上功夫”的地方。当然礼拜堂也是个个学院不可缺少的建筑（这也最能体现中古时期遗留下的宗教精神），再则就是图书馆、酒窖和花园了。

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之三）：学院与剑桥

       剑桥的学院有它的独特好，它不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在这里，不同学术背景的同学一起生活，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交流当中，他们不仅可以相互吸收彼此间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融合了彼此之间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

      可以说，剑桥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

      许多改变世界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熔炉里产生的。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在剑桥的求学历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罗素于１８９０年进入剑桥大学以后，２０世纪的大人物们一一与他在这里碰面。在剑桥第一周，他与同学桑格的交谈是这样开始的：“我看见你有德雷帕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很好。”桑格回答道：“你是我遇见的人当中，第一个知道这本书的。”半小时后，他们成为终生密友。桑格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

      罗素的另一位剑桥好友西奥多使他对自由贸易产生了兴趣，西奥多后来成为了数位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而西奥多的哥哥克朗普顿在学院的楼梯处，面对罗素背诵布莱克的诗句，感动得罗素目眩神迷。罗素的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哲学家麦克塔格特和穆尔，前者让罗素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后者让罗素摆脱黑格尔。

      在剑桥，罗素还遇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说，同这位智力超一流的人辩论，自己像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傻瓜。像所有大学生一样，罗素对老师们的授课并不在乎，而是更看重同学间的脑力激荡。这样的交流与碰撞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使这个平凡的剑桥学子最终成长为思想界的巨擘。

      正是意识到了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每一个学院都尽其所能地为学生的交流互动创造各种条件。比如在住宿的安排上，一般都会让不同背景的学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

      “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这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当我到了剑桥放下行李时，这个抽象的概念就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我到剑桥住的第一个house里，住着三个攻读博士学位的男生：一个读物理的美国人，一个读化学的新西兰人，还有一个读材料科学的祖国同胞。后来我又搬过一次家，还是和三个男生（帅哥）住在同一屋檐下，苏格兰的Simon读的是管理学，俄罗斯的Roman读的是电子工程，杨光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都是读发展经济学的。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住在一起别有趣味：

      Simon是个机灵活跃的小伙子，热衷于用他那难懂的苏格兰英语向我们大力介绍苏格兰文化，还穿着短裙向我们展示爱丁堡男性的时尚，他的房间总是会传出闹腾的摇滚乐；

      Roman高高大大，穿着装扮就像我国六十年代的工人兄弟。他不善言语，但偶尔高兴了，就会在屋里哼上几首俄语歌曲或者教给我们几句俄语；

      杨光岁数最大，酷爱读书，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一边吃饭，一边读《史记》。他的刻苦精神让Simon和Roman佩服不已，只是他俩不明白中国人书上的字怎么是竖排的？

      生活中，我们的不同难以细数，但这些区别其实只是表面的。我们四个人平时常常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在不断的交流中，我发现我们看待问题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这不仅仅由于我们来自不同国家，同样源于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

      这些差异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学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取得的不同结果，在当天晚餐的饭桌上我就和Roman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向我描述了当前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状态，还特别谈到了高等教育领域人才大量流失的状况：“俄罗斯大学的大量教学精英纷纷投奔国外的高校。我在美国的同学就说了，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最好的学生大都是中国人，最好的教授大都是俄罗斯人。”他的描述未必精确但却直观，让我对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一直相信：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所以牛津著名的学者纽曼会说：“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后者。”

      剑桥的开放，不在于它是一所没有大门的学校，而在于它为学生创造的自由开放的学习生活环境，这个学习生活环境就是学院制度。在由学院文化构成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学子们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同时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在这所没有大门的学校，学生可以将心灵与头脑的大门完全敞开，尽情地吸取着独特的精神养料。

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之四）：传统与剑桥

      晚上，我去学院参加Formal。

      在Hall（公共食堂），照例是要求穿着宽大的黑袍子。我吃了一半，只觉着餐厅实在是热，趁着大家都吃得不亦乐乎的当口，便偷偷将袍儿脱了，挂在椅背上。

      可没一会儿，一位穿着雪白围裙的女侍者便走到我身边，她彬彬有礼却异常严肃的态度提醒我这袍子是万万不能脱的，否则就得放下刀叉，开路。我只得套上黑袍，望着一屋子黑乎乎的人，无趣呀。

      这就是剑桥的规矩，你要吃学院的正式晚餐，就得这么装扮，不穿袍者不许入内。在英国，牛津和剑桥是大学学袍体系的泰斗，现在全英国各个大学的学袍，都是以这两所学校的样式为范本，加些色彩，加些花边做成的。

      这一制度源于中古时代，那时候大学有所谓“学袍”(gown)与“市镇”(town)之间的争斗，学袍者象征学府，市镇者指的是社会的权利。大学和社会似乎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大学要保持一种崖岸自高、遗世独立的姿态，学者也要借助学袍来标明自己的身份学识地位。

      就今日的英国大学来说，剑桥和牛津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学的原趣的，在七八百年无数的变迁中她们仍然保持了自身的古典性格，这学袍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整套学袍体系繁杂无比，总的来说是袍子越长越有身份，袖子越长地位越高。

      来剑桥参加短期交流的学生，学校会出于礼貌给件袍子穿，但长度仅仅过腰；本科生的学袍，一般是藏青色的，长不过膝；但研究生、博士生、还有老师的袍子就必然过膝，而且一个比一个长，一般是黑色的。

      袖子也是如此，本科生学袍的袖子是大袖口的，一般不超过肘关节。而硕士生以上的学袍，都是套袖，长度过膝，下端是缝合的，在肘部开一个口，好让手臂伸出来。底部缝合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月形的弯钩，学生们走起来的时候，钩尖对着袍身晃来晃去，很有些“衣带飘飘”的动感。

      除了长度和袖子之外，学袍的丝带、帽兜、扣子、辫带等细节都会因为穿着的人的学科、等级、学位的区别而不尽相同，其间包含的繁琐规矩真正让人头晕目眩。

       在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学子们都要穿上学袍，戴上白兔毛的帽兜，在导师的带领下，走进Senate House（评议会大厦），然后每五个人一组，单膝跪在校长面前，一边聆听听不懂的拉丁语训话，一边接过盖着学院大印的毕业证书。有一日，我就在Senate House前遇到了一批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他们都穿着黑袍子，带着方帽，三三两两，手携手地正赶场历史的集，一阵风吹起，衣带飘飘，这场景不由得不让人生起几分敬畏之心。

       到了剑桥后我发现，“形式”这个词在这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便在餐厅吃顿正式的饭也要讲形式，穿袍子倒也罢了，每当学院的Dons(老师们)入座时要“哐”的一声鸣锣，学生们必须起立迎接，等念完拉丁文的祷词（大意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用餐”之类）后方可入座就餐；老师离坐的时候还要再一次鸣锣开道，学生们也得再次起身相送。

       在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剑桥的三一》的文章中有一段引文也颇能反映剑桥的“形式主义”：“１９１８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扣。整条三一街道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者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到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且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长休息室把证书交给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到大门迎迓新院长。”这繁杂而肃穆的仪式，煞有介事得快赶上中国古代皇帝的登基典礼了，可令剑桥人心仪的不仅是形式，更是这形式带来的庄重意味，所以它才能延续至今。

      时代在不断前进，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剑桥人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守护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剑桥人信奉着自身独特的理念：我们不在意世界如何变化，只在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We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is going on now; we just care what we like to do）。

      当听说牛津的河上出现了方便轻快的脚踏船的时候，剑桥人不屑地撇撇嘴：撑篙才是古老的传统，脚踏船不过是迎合现代人的俗气玩意儿。这就是典型的剑桥人的脾气：宁愿多费点儿事，那些古老的传统和优雅的风度是一定要保持的。这也多少折射出了整个大英帝国的民族性格。

      有人说英国人保守，典型的英国人是不易为潮流所动的，他们永远不愿意去扔掉历史的东西（从尊贵的女王到古老的学院制，从百年老店到国吃“鱼加薯条”），而是在不断地对其进行修补和延长。

      珍惜传统，是剑桥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内容。1852年牛津学者纽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在他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提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绅士的地方。他理想中的大学所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见识同时深谙传统之道的文化人，这一教育理想无疑对牛津、剑桥的教育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诚然，恪守传统的意义并不体现在表面，也不能产生直接的效益，但它的价值在于可以孕育一种强大的精神，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创建者亚伯拉罕.福莱克斯勒的表述来说就是“没有用知识的有用性”。

      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在培育一种文化传统。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包括中国原来的北大清华等名校，无不在知性生活之外，拥有其丰富的文化生活。而这样的文化传统就决定了大学的风格，影响着学生的气质品性。剑桥的历史传统为莘莘学子们提供的其实是一种“隐藏的课程”

       (hidden-curriculum)，试想一个基督书院的学生看到米尔顿（Milton）手植的桑树，能否无动于衷？一个三一学院的学生住在牛顿的房间里，焉能没有一丝见贤思齐的激奋？而一个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听到华滋华斯描写他学院礼拜堂的“一声是男的，一声是女的”钟声，又怎能不产生一丁点儿诗人的遐思？

      在剑桥，无论是去教室、图书馆还是回学院，我每天都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穿梭于几百年的建筑间，还免不了要费力地推开几扇厚重雕花的橡木大门，每每此时，心中涌动的是一种别样的情绪，那是一种内心的庄重和安宁。

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之五）：宗教与剑桥 

      剑桥大学的宗教传统更是历史悠久。在剑桥市中心最核心的位置赫然伫立的就是剑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周围不允许建比它更高的建筑。据说当年市政局打算将火车站建在附近的时候遭到了剑桥人的强烈反对，结果火车站就被哄到了市南郊的一隅。

      在整个英国南部只有剑桥的火车站是远离市中心的。剑桥的各个学院，无论大小贫富也都有自己的教堂(chapel)，其中当数以有600年历史的国王学院的教堂最为著名，为了维持这个教堂的日常花销，剑桥大学每年就要花费36万英镑。

      我原本以为在看过法国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和意大利米兰的Duomo大教堂以后，不会再有什么样的教堂会深深震撼我的心灵了。可当我第一次看到国王学院的教堂时竟然久久不能挪步，心中升腾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

      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建筑：凌空的飞壁，向上竖起直线的墩柱，并与尖塔相配合，严格整齐的几何结构以挺拔向上之势与直冲云霄之感，集体述说着弃绝尘寰向往天国的宗教情绪，以无比智慧的秩序表达出令人震撼的力量。

      和大部分的同学一样，我也曾在周末去参加过几次教堂的布道活动，倒不是因为信教，只是为了感受一下那样庄重的宗教气氛，体会内心的宁静。坐在冰凉坚硬的高背雕花橡木靠椅上，仰望阳光透过绚烂的五彩玻璃花窗，形成迷离奇幻的光影；数支细弱的蜡烛在玻璃的罩子里摇曳；唱诗班的歌声空灵缓慢清朗柔和，声音沿着垂直向上的柱群升腾，回荡在高高的穹顶之间；当厚重的铜门在我们的身后关闭，就仿佛将万丈红尘也关在了门外。

      一次，我和同学小遥穿着黑袍子去学院参加晚祷，这个台湾女孩子，在这里读语言学硕士，会说英、德、日三国语言。我看她一脸虔诚的样子就问：你信仰什么宗教么？她居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睡觉。”

      剑桥人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在传统的魅力中自得其乐地生活，但是并非所有的传统都是令人愉悦的。比如很多人对High table（高桌）制度就颇有微词。

      剑桥所有的学院餐厅都有所谓的“高桌”——就是院士、导师等学院高层教学或管理人员坐的。高桌设在礼坛上，比学生们坐的桌子高出了一截。桌上的院士们睥视群子，好不威风。若仅仅是几厘米高度的差别倒也没人去斤斤计较了，可高低两桌用餐的内容也大不相同，我们桌上的菜色和品种与高桌君子们享用的美味佳肴是没法比的。每一年，这“高桌”上花去的餐费都是学院一笔惊人的开支。

      剑桥大学的校报《Varsity》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说剑桥的学生们对于“高低桌”的不平等制度已渐生反感情绪，其始作俑者是剑桥大学圣玛丽教堂的牧师(Canon),他在一次为世界上受饥饿威胁的人类祈祷的仪式中，指出“当世界上有人挣扎在饥饿边缘时，剑大的学者却踞‘高桌’吃美食。”他质问道：“培养‘高级思想’，真的需要‘高级生活’么？”这句质问激发了长期潜伏的不满情绪，引起了一波反“高桌”的浪潮，可反了一段日子，终究敌不过传统的力量，高桌依然只有让我们这些普通学子瞻仰的份儿。

      珍惜传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风骨，但恪守传统如果走向极端就成了保守，成了封建，甚至是愚昧。根据史书记载，达尔文曾在剑桥求学，师从著名的地理学家西德维克(Sedgwig)。当他的进化论刚出现的时候，剑桥这个重视宗教传统的学校自然难以忍受，剑桥的学生们自己动手做了一只皮猴，挂在台下羞辱达尔文。而他所尊敬的导师也认为他诋毁圣经，大逆不道，两人不欢而散。

      新的理念会受到传统的抵制，新的制度也是如此。翻开厚厚的剑桥名人录，在20世纪之前，你很难寻觅到妇女的踪迹，难怪有人说剑桥的历史是大写的“他”的历史，展现的是“他”的显赫与辉煌。剑桥的妇女获得完全的学生身份就比牛津晚了整整30年，获得学位授予权竟然是全英国最晚的——因为只收男生、抵制女生是剑桥的百年传统。剑桥的20多所男子学院更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招收女院士和女学生。我听说纽纳姆学院曾因招收女生被愤怒的男生撞毁了铁门。而当1987年麦德琳学院决定招收女生时，不少“大男子主义”膨胀的男生居然在悲哀义愤中举办了葬礼以示抗议。他们身着孝服，臂缠黑纱，面色惨然，如丧考妣，抬着一口棺材在小镇游行，悼念学院正统时代的终结。这在今天看来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一幕，就真实地发生在剑桥历史上，这是死板地抱住传统不放的结果。

      诚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学校的血和肉，不是说放弃就放弃得了的。但怎样选择，怎样取舍就是一种智慧了。今天的剑桥已经变得开放与宽容的多了，她在不断地学习如何既珍惜保护历史又避免固步自封，学习让传统变成财富而不是包袱，学习跟随时代潮流创新进取。

      初春时节，我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打算写一篇关于《全球化与传统文化的去留》的论文。就在回来的路上我分明嗅到了草地上清新的香气。我爱这里草地的绿：是嫩的，柔的，是自然的，是生气勃勃的。大片大片开阔的绿色，让人的心一下子轻灵清爽起来。那些千百年前的建筑依旧是古老庄重的，可那绿色的衬托也让它们活泼亲近了起来。国王学院后院草场上饲养的牛儿马儿已经很久不见了，今天居然也出来遛达了，慢悠悠的，自在闲适的（在校园里养牛羊马养鸭子也使剑桥的一大独特传统呢）。

      这根本是一幅层次分明的图画：远处有斜阳西照，近些屹立着巍然的哥特式建筑，再近些有芳草萋萋，牛儿马儿为这幅图画添了生机。真正是动静相宜。

      剑桥有一项奇怪的规定，各个学院的草地只有院士们和牛马可以践踏。他们的智商大约是有些差异的，但权力倒是平等，这本是好事，只是我们这些负笈而来的学生倒要低了马儿牛儿们一等。平日也就罢了，不和他/它们去争，可春天草地那诱人的绿真叫我忿忿，凭什么？忍不住，真的是忍不住，轻轻踩上了那片绿，只一下下，怕人看见就急急跑开了，心里特别满足——仿佛我踩的不是草地，是春天的小尾巴。

      就是一段路，一片绿，轻轻的一脚，我，无比快乐。

      这一刻，我仿佛还在思考，剑桥的传统也似乎变成了剑桥的宗教。

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之六）：和谐与剑桥

      初到剑桥的一个清晨，我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被婉转甜美的鸟啼声唤醒，恍惚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太奢侈了！怎么会呢？一个城市的早晨居然会有一串串清脆的鸟叫声嘀咕进我的耳朵。然而，小小的百叶帘上分明正泻进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阳光，这不是在梦里，是真的呢！我无比惬意地躺着，享受着这清晨独特的乐曲。

      这就是剑桥的好了，无论你居住在哪里，是小镇边缘的高级住宅区也好，是靠近市中心的热闹地段也罢，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天早晨即便不推开窗户，那清脆悦耳像甩着的铃铛一样的鸟啼都会“越窗而入”，来把你叫醒。

      小鸟、松鼠、鸭子、天鹅，它们是居住在剑桥这座古老而宁静的小镇上的一群“特殊居民”。说它们“特殊”，是因为在这里它们享有绝对的自由，不用害怕人类，因为知道人们决不忍心伤害它们。

      自由的权利使得剑桥的这些“居民们”都有几分傲气：松鼠们竟敢大大咧咧地横穿马路跳到你的脚边；那野鸭就这样慢条斯理摇摇摆摆地行走在车来车往的大街上；那鸟儿居然会出其不意地飞到人们的肩上,从人们的手里啄食；羽毛洁净的大雁会步履蹒跚地向你走来，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一同发呆；还有那些美丽的天鹅，或是在河中自由自在地嬉戏，或是在岸上悠然地漫步，或者干脆闭目养神。任凭河里载满游客的船儿来来往往，任凭岸边的路人擦身而过，仿佛这万丈红尘是个与己无关的世界，它们就那样“目中无人”地享受着它们自己的闲适。

      一日我准备出门散步，打开房门，只见一只肥硕的鸭子在我们的小院子里慢吞吞地踱步，见了我毫无惧意，依旧绕着院子晃晃悠悠。

      我瞅着它饱满的身躯，不知怎么的就“邪念顿生”，脑海里浮现的是一锅热气腾腾的“冬笋老鸭煲”。我狠狠盯着它，心想你摆什么谱啊，居然送上门，就不怕我把你捉回家吃了？那鸭子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居然“嘎嘎”叫了两声，然后就一屁股在我的门前坐了下来，两眼一闭，假寐。似乎在不屑一顾地告诉我：你敢么？有本事就下手好了。我自然是不敢的。

      剑桥的许多学院都放养了一些野鸭，为的是给学院的花园草地增添几分自然情趣，但这些鸭子都是学院的财产，是万万吃不得的。据说曾有一位外国的访问学者，见鸭心动，隔三差五地偷上一只，拔了毛，煮了吃。他就这么自以为是地打了半年牙祭，不想一日东窗事发，扔在厨房里的鸭毛终于被人发现。只不过为了省下几镑买鸭肉的钱，这位学者最后被剑桥驱出了门外，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有这么个“前车之鉴”，一般人是绝对不会再打这些肥鸭子的主意了。

      其实大部分的剑桥人对动物的爱护并非是因为“不敢”，而是出自“不舍”——这些可爱灵动的小生命给剑桥的风景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也给剑桥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一位在这里读了几年书的朋友就感叹道：“我们或许只是剑桥的过客，但这些小动物们却永远是这里幸福逍遥的主人。”

      其实不仅仅是在剑桥，即便是在整个英国，野生动物也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伤害它们。我听说英国有一个全国性的“动物保护委员会”，主席就是女王的老公菲利浦亲王。除了这个全国性的组织之外，英国各地还活跃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动物保护团体，他们每年要举行很多次游行活动反对在动物身上进行生物试验。“绿色人士”们密切监视着科学实验室里的一举一动，时刻准备着将小白鼠、荷兰猪、猴子、兔子之类的动物从里面解放出来。

      我还听说根据英国的法律，宰鸡杀羊也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由专人负责宰杀，自己随便动手就是犯法的。在英国人看来，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造物主的恩宠，它们的权利一样是不容随意侵犯的。

      在这个国度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场景随处可见：一次我和同学去伦敦游玩，在市中心著名的皮克迪里广场上看到无数只悠闲漫步的鸽子。我们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了一包玉米粒放在手掌上，霎时间，成千上万的鸽子从四面八方飞来，落在我们的肩上，手上，甚至头上，将我们团团包围住。鸽子们一边“咕咕”叫着，一边争着抢着啄我们手心里的玉米粒，丝毫没有惧怕的意思。

      还有一回我在电视播放的晚间新闻中看到了这样的一组有趣的镜头：一只白天鹅肆无忌惮地穿越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走到路当中，大约是觉得累了，就干脆往地上一趴——卧倒休息。它这一打盹儿，后面的汽车就排成了长龙，造成了交通阻塞。焦急赶路的司机一起鸣笛试图驱走它。谁知这位尊贵的天鹅小姐根本并不买这些人的帐，扬着高傲的脖子，走了几步后就又躺下来继续它的好梦。不得已，人们只好求助于巡警。片子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两个身着制服的巡警抬着那只大天鹅，将其用车带到一处湖边的林地放掉，路上阻塞的车辆这才开始行进。

      从这个不到两分钟的短片里就你就可以看出英国人对野生动物的宠爱之深以及其保护大自然的细致与耐心。而一个民族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也正反映了其对未来，对后世子孙的关注态度。

      沿着剑河一直向上走，在Queens’ College（皇后学院）的后面有一大片草场，剑桥人把它叫作“自然天堂”。在那里你可以看见各种水鸟像飞机一般地在水面上起飞或是降落，那是它们的家园。每一年的初春时节，天鹅和野鸭们都会在河边的草丛中孵蛋。

      一天黄昏，我在去朋友家的路上经过“自然天堂”，在一株枝叶茂盛的大树下，草堆里的鸭妈妈（爸爸？）正在孵化自己的孩子。它是那么的幸福而安详，我在它的面前蹲下，它既不惊慌更不躲闪，依旧专注地期待着自己孩子的诞生。那一刻，我心底里某一个柔软的地方被悄然击中。轻轻地，我掂起脚尖走开了，生怕惊扰那些即将出生的小生命。

      几天后，我忍不住想去看看鸭妈妈和它的孩子们，可当我再次经过那棵树下的时候，草丛里只剩下几个破碎的蛋壳。不远处，一只只毛茸茸的黄色小鸭子排着长长的队，跌跌撞撞地跟在它们的爸爸妈妈身后，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觅食、玩耍，个个都是快快乐乐的样子。

中外大学教育体制比较（之七）：康桥与剑桥

      很多人喜爱剑桥可能都是受了徐志摩诗文的诱惑：“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样轻灵脱俗的诗句牵动着多少中国人的心灵！

      徐志摩通过他的文字营造了一份遥远而浪漫的梦境，把剑桥连同他自己一齐铸进了中国人的心底。一如禅诗所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剑桥，因徐志摩而成就了它在中国人心中的充满灵性的印象。

      其实，徐志摩之于剑桥，实在不过是一匆匆过客。当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他，抱着激烈的变革社会的政治主张来剑桥追寻心目中的偶像罗素。可当他到了英国才知道因为在战时的和平主张和沸沸扬扬的离婚事件，罗素已经被剑桥逐出门外，跑到中国讲学去了。

      后来，名作家狄更生为徐志摩争取到了一个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可以随意听课，但无须参加考试。徐志摩高兴不已，欢呼“自此黑方巾，黑头袍的日子，也让我占着了”。

      徐志摩在剑桥的时间并不长，如他自己所坦言：“我还是不够格的，就好比一只烤的半熟的白薯，离带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哪。”可正是这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写到：“康桥的灵性，就全在康河上——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协调，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

      徐志摩还特别比较了他在英美各两年的学习，说道，“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然而，他毫不含糊地断言，“与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与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让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所以他后来才会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白天，这位浪漫的诗人“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夜幕降临时，这位深情的诗人便出神地倚在桥栏向西天凝望，沉浸在他那甜蜜的闲暇里。

      就是在浪漫的英伦游学岁月里，徐志摩遭遇了他生命中一位特别的女子——林徽因。这个后来被他昵称为”徽徽“的女子，不但才华横溢、聪明过人，而且“宛如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泼”。当时十六岁的她正随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并在英国暂住。林徽因喜爱绘画，她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剑桥一带，因为那里有画不完的各种建筑和景致。对于徐志摩来说，最让他心旌摇曳的就是在暮春时节和林徽因结伴在剑桥漫步，“每当黄昏时分，便和徽因伫立桥边，听教堂钟声撞入心扉。”

      在来剑桥前，国内正在热播一部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影片描述了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动人的恋情。当时，妈妈恰巧在看这部电视剧，她看着在剑河里泛舟，在康桥上漫步的徐志摩和林徽因，忍不住对这英国古老的小镇心驰神往。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就该去那里！多美的地方啊！”

      初到剑桥时，我一直在到处去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康桥”。穿梭在剑河上那一座座充满灵性的桥间，看看哪座桥边“垂着河畔的金柳”，看看哪片水域里“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剑河上确实有不少桥，现存的桥共有14座，其中6座为私家（学院）所有，8座为公用。只是在这所有桥中，没有一座是被特称为“剑桥”或“康桥”的桥。我还为此不解了一阵子：剑桥怎么可以没有一座叫做剑桥的桥呢？这里的朋友都笑我傻气：难不成牛津也非得有养牛场才成？

      细细想想也是，其实，哪里是徐志摩的“康桥”有什么重要呢？也许这剑河上的每一座桥都曾让他触景生情，每一座桥都能寄托他当年对林徽因的那份执著而缱绻的爱恋。在这康河上所有的桥里，要数数学桥、克莱尔桥和叹息桥这三座最得我心了。

      数学桥（The Mathematical Bridge）又称牛顿桥，是一座木结构桥，位于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内。相传，这座桥是牛顿运用数学和力学原理设计建造的，整座桥上没有使用一根钉子，堪称奇迹。

      牛顿的学生们认为：这老师能做成的事，学生没有理由做不到。于是，这些好奇的学子们就把整座桥拆下来，想看个究竟。谁知拆下容易，恢复难。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就是恢复不了原样，连校方也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用钉子固定，才重新将木桥架起来。

      这个故事自然不是真的。事实上，这座桥的设计者并非牛顿，它是由威廉·埃斯里奇（William Etheridge）在1749年根据数学原理设计，由詹姆斯·埃塞克斯（James Essex）建造的。建造时使用了铆钉（coach screws）。今天坐落在河上的这座桥建于1905年，只是原桥的复制品（replica），是用螺栓连接固定的。

      故事虽是虚构的，但却向听故事的人传递了剑桥的一种文化传统，那就是不惧权威，勇于实践，亲身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