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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评价之后，指出了三个所谓的“缺点”。
问：具体是怎么说的？
答：他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粗俗地与所谓“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思维习惯”相类比，进而把它说成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时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中流行的观念或观念体系，都很容易受到玷污。”只有在做出了这种庸俗化的解释之后，才把它说成“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可见，他所称赞的实际上已经不是马克思的、而是他自己的一个面目全非的理论了。
问：为什么说面目全非了呢？
答：因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思维习惯”根本不是一回事，与所谓的“玷污”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您也不能说它全部都是由“偏见”组成的。
问：他接下来又是怎么讲的呢？
答：接下来就是提出了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三个缺点”。而所谓的第一个缺点是：“虽然马克思对他不赞成的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特点是这样敏感，但对于存在于他自己观念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却完全没有觉察。……显然我们不能说，其他地方都是意识形态，只有我们自己站在一块代表绝对真理的岩石之上。”此外还有所谓“因为我们已经充分接受了意识形态偏见无所不在的主张，因而看不出某些集团可以超然于这种偏见之外。”
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答：很明显，这是在试图用马克思之矛，攻马克思之盾。
问：他这样说，错误在哪里？
答：首先在于他不懂得什么叫“意识形态”。从他的“其他地方都是意识形态”这种粗俗的说法中也已经可以看出：他这是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偏见”或“玷污”了。其次，即使从“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毫不隐瞒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是公开申明自己理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问：其次呢？
答：他所说的第二个缺点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对思想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分析归结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阶级利益又只是用经济利益来解释”。而在他看来，“虽然社会地位对于塑造我们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思想完全是我们阶级地位中的经济因素所塑造；即使是这样，也并非完全由一种界限十分明确的阶级或集团利益所塑造。”
问：这又错在哪里？
答：在于：这基本上是属于无中生有和无的放矢。
第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意识形态的分析“只是用经济利益来解释”。而是说：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也就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只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才归根到底总是与各种不同的阶级的经济利益相联系。
第二，阶级的意识形态不等于个人的意识形态。后者与前者的不同在于：它并不完全由“个人在阶级地位中的经济因素所塑造”。因为，这里还有这些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及其他各种的因素（例如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的影响等。
问：还有吗？
答：他所说的所谓第三个缺点是：“马克思，特别是它的大部分信徒，过于轻易地认为所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陈述因此都应受到谴责。但是有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那就是意识形态也和个别的理性化一样，并不是扯谎。还必须加上一句，受意识形态制约的有关事实的陈述也不一定都错。”
问：他的这种批评有没有问题？
答：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的这些批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中过去的某些左的做法，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但是，第一，把这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第二，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定并不是“扯谎”，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即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都是故意“扯谎”，但与其正确与否也不是一回事。虔诚的资本拜物教，仍然是资本拜物教。诚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此，即使单从这些用语中，也可以看到熊彼特庸俗的一面。
问：那么，现在是否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您所说的“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了？
答：应该是这样。不过我仍然想首先来问您，在您看来，所谓“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般是指那些具体现象呢？
问：按照普通的理解，这是不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及其剥削辩护呢？
答：您所说的这种现象不能说不存在，也不能说不属于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我认为，这毕竟过于简单化了。
问：此话怎讲？
答：要知道，不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而且还有一些庸俗经济学家（例如约翰·穆勒），而且有些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例如罗宾逊夫人），对于资本家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谴责，也是相当尖锐和不客气的呢。还有，熊彼特也说：他不认为“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而认为“社会主义当然行得通”呢。
问：那么，依您看呢？
答：在我看来，在论及“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候，同样也必须分清“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共有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特有的庸俗性”。两者虽然同属于“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有时也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它们毕竟是存在一定差别的。
问：什么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共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答：我以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特有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的局限性”。也就是把那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永恒的生产方式。而这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它实际上也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社会生产的正常方式。而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产生，又是由这种生产方式和这个阶级的存在所决定的。或者说，也就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
问：请举例说明。
答：就拿“生产要素”这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说吧。马克思曾经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或者说，从物质产品生产的角度看，“一边是人及其劳动，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而生产资料又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已经包括了既作为劳动对象、又作为劳动资料的土地，以及所有其他生产资料。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各阶级都应当认同的观念吧？
问：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答：但是，西方经济学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怎样说的呢？
问：您大概是指“土地、劳动、资本”这种“生产三要素”的说法吧？
答：正是它。
问：但是，我听人讲，它这里所说的“资本”，就是“生产工具”或“资本品”的意思呢。而且还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人把“结网扑鱼”与“用手捉鱼”这两种生产方式相对照，而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呢。
答：我知道您说的是谁。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资本”上。第一，如果资本所指真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话，那么原始人所使用的石块和木棒等等，岂不也就成了资本？第二，如果资本真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话，那么，他所说的“利息”或所谓“资本的时间价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真的可以相信，生产工具本身，无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在生产过程外，都不仅不会磨损和贬值，反而还会生出利息和价值来吗？
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答：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生产要素”这个一般概念上，所打上的特有的“资本”的烙印，也就是“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个例证。
问：另外一种情况呢？
答：另外一种情况当然也并不是与前面这种情况截然分开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就是说，有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连这种“物质技术基础”也没有，而纯粹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特有的“社会形式”中产生的。例如，把“价值”、“资本”和“所有权”等等看作财富的主要形式的观念，以及把资本和所有权本身看作“商品”的观念，就是资产阶级特有的观念。
问：能否举出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让我们还是先从对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的看法谈起吧。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首先是一门资产阶级的科学。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学这个统一的学科中，产生出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面，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之一是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则不存在这种区分。
问：能否进一步做些说明？
答：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是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
但是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
恩格斯所说的后面这些内容，也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学说。
不过恩格斯还指出：
“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问：这是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又是怎样表述的呢？
答：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最清楚的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那里，他写道：
“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我们认为，前面这种“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作为自己研究的本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经济学著作的宏伟的理论体系，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主要应当属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
问：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情况呢？
答：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情况，就是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还存在这种区别。就是说，尽管在事实上它也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也就是资产阶级生产）作为既定的前提，来展开它的几乎所有假设和推论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把它们说成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的，就是试图把它说成是一种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超历史和超阶级的科学。从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仅包括真正的古典经济学家例如重农学派、斯密和李嘉图等，而且也包括诸如詹姆斯·穆勒、马尔萨斯、萨伊、麦克库洛赫、约翰·穆勒的庸俗经济学家——所说的“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科学”，到所谓“新古典学派”的“研究交换的量的比例的学说”，再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分配的学说”，莫不如此。而所谓“经济人的假定”，则是这种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共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另一个表现。
问：可是您昨天不是还说，这个“经济人的假定”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资产者”或“私人商品所有者”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吗？
答：问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这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十分特殊的历史现象。而资产阶级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把它说成了一切社会条件下的人的一个共同的规定。这就说明，他们完全是按照资产者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社会中的人的。为了较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想稍微完整一点地引用一下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我认为，只要您耐心听完或者读完马克思的这些话，有关“经济人”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要再去管它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说的：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因此，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但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却是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同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一样，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实际上，这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然而实际上，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同上，即‘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
所以，正如您已经看到的：这些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经济人”的关于孤立的个人的看法是如此荒诞无稽，以至于马克思认为，虽然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已经到了无需多说和本来可以完全不提的程度。也就是说，本来已经到了不值得花费笔墨去加以批判的水平。
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经济学界目前比较流行的做法之一，则是把这种所谓“经济人的假定”，当作确定无疑的真理。而且这种看法还像流行性感冒（说严重一点是非典）一样，传染给了“非经济学界”。而且还把这看作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甚至还有人说，共产党人，甚至像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雷峰等，他们之所以那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也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欲望”，也是为了“实现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呢。
问：还有呢？
答：再拿“生产一般”这方面的问题来说吧。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意识形态一般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否认，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与生产一般有关的一些共同的范畴和规律，也是存在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
“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 但是，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而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１）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２）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象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仅仅是在于：前者所说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生产一般的范畴或规定；后者则有意或无意地用资产阶级的经济范畴来冒充生产一般。
因此，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多少有意识的目的”。这也就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一方面貌似公允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谓“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云云），而在另一方面却又耿耿于怀的那个意识形态理论。
问：听您的意思，好像还有这样一点含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提法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呢。所以，即使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所要拒绝和批判也并不是它的所有的内容，而仅仅是其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不知这是否符合您的意思？
答：正是这样。不仅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如此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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