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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答系列
许兴亚
六、论“西方经济学”名称的嬗变（一）
问：您在上一次讨论中曾经承诺，今天我们将要来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的看法。现在是否就从这里谈起？
答：在昨天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含义上，说明了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我国，目前人们对这两个名称事实上存着非常不同的用法或主张。除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我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看法，以及从实践的角度对学科和专业目录划分方面的问题之外，在我看来，目前值得引起高度注意的是以下几种“贬低”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一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抹煞“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照搬“西方经济学”对自己的称谓，也就是抹掉“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这个定语，直接地把它（实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作“经济学”；二是把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说成是当代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从而提出要把我国的经济学纳入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看作“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流派”，从而把它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直到所谓的“边际革命”以前各种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一起，纳入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四是把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且在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批判”中，把批评的对象延伸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五是把“西方经济学”称作“市场经济学”，提出：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必要另外建立一套连概念和体系都不同的中国经济学”。在我看来，这一切虽然都是在我国发生的，但仔细考究一下的话，与近百年来的历史上“西方经济学”领域内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改名”运动也是有关的呢。
因此，今天我们就先从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向“经济学”的名称的嬗变谈起吧。
问：您使用了“嬗变”这个词。
答：从词义上来说，“嬗变”就是“演变”的意思。但我觉得，“嬗变”有一点“主观故意”的意思，就像“变色龙”的“变色”，以及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而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和实实在在的“进化”和“演变”。而且即使到目前，它也还没有“变”完，还在不断地变换提法，例如所谓“现代经济学”等等。具体说来，一方面，迄今为止，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它也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公认，而只是在一部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在这样使用而已。另一方面，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又并没有真正改变“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问：请进一步谈谈您的看法。
答：在上一次讨论中我们还已经指出：自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产生以来，它们一直都是在相互通用的。不论是在重商主义者那里，还是在被马克思称作“古典学派”的最后、最优秀的代表李嘉图和和西斯蒙第那里，这一点都还没有发生什么歧义。不仅如此，而且在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甚至在他以后的许多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例如现在被国内某些论者纳入到了“古典经济学家”中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麦克库洛赫、约翰·穆勒等那里，他们的代表性著作的名称也都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可以说，直到1871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1873年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出版甚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当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还没有人对于这一点正式提出过异议。而仅仅是到了1871年以后，伴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内的所谓“边际革命”的兴起，才开始出现了用“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呼声和做法。因此在我看来，这个“改名运动”，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这次所谓“革命”中的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即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同时也就成了这个“改名运动”的领军人物。
问：那么，在此之前呢？
答：在此之前，按照《新帕尔格雷夫辞典》的说法，这个“改名”的主张，最先是由墨尔本大学的赫恩开始提出的。赫恩提出了“理论经济学”，并把它定位于“满足人们欲望的理论”。英国的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劳德则提出了“经济学”，并把它定义为探讨“交换的量的关系的规律的科学”。
问：您说的这位麦克劳德，是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过的那个麦克劳德？
答：我以为就是这个苏格兰人麦克劳德（HenryDunning Macleod 1821-1902）。而他的主要“贡献”在我看来是在“信用”和“资本”理论方面，也就是他“发明”了这样一种理论：不仅物质商品是商品，而且“债务”本身也是“商品”。而商品所有者之间所交换的那个所谓的“经济量”，就是“所有权”。也就是说，他把财产（包括物质的和“债务”）的“所有权”称作“经济量”，并且使“交换性”成为经济学必须研究的唯一的原则（1865）。此外，他还提出了所谓“负价值”的理论。
问：怪不得我常听人说：“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所有权的转移”，甚至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这样说呢。只是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理论”的来源。
答：但是实际上，第一，麦克劳德所说的“商品”，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那种专供人们用于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商品”，而是“资本商品”，也就是“生息资本”，而“生息资本”不过是“资本”的“最富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第二，麦克劳德所说的“所有权”，不过是资本所有者（包括所谓“债权”的所有者）对于资本“未来收益”的一种“索取权”，这种“未来收益”，在商品所有者进行这种“所有权”的转让的时候，还仅仅是“可能”的，因而也还纯粹是“虚拟”的；第三，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得出了诸如“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用于生产目的的流通手段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这样一些混乱之极的概念，甚至“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
因此，马克思说：麦克劳德之类的这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也包括帕特森等人），是“用银行伙计的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一切事物”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
问：还有呢？
答：还有就是“剑桥学派”的马歇尔（AlfredMarshall），据说他在1879年出版的《工业经济学》一书中也使用了它。不过在我看来，尽管马歇尔在他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到他那时为止的、包括“边际革命”的“成果”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庸俗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继约翰·穆勒以后的所谓“第二次综合”，因而他的这本书后来一般也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改名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至少马歇尔本人提法更加圆滑，更加表现出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折衷”和“调和”的色彩。因为即使在该书中，他也是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混用的，而且该书的第一句话，所使用的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这种说法。至于他的“经济学”的实质，与杰文斯等人是没有根本区别的。不过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所以，我认为，真正最明确地提出要把“政治经济学”更名为“经济学”的，则是通常被说成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杰文斯。也就是那个在我国过去曾经被翻译作“哲蓬斯”的斯坦利·杰文斯（W.Stanley Jevons）。
问：他是怎样提出这一主张的？
答：具体说来，他是在1879年为他自己于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本书所写的《再版序》中从正面提出这一主张的。不过他自己的这本书的名称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且还说，至于他自己的这本书的书名，则“仍以不改为是”。只是到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才实际地采用了《经济学原理》这个书名。
问：那么，他的理由呢？
答：杰文斯之所以主张为“政治经济学”改名，据他说，是因为“PoliticalEconomy这个双名是麻烦的”，所以“应尽早放弃”。而“Economics”，既与“Economy”这个“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数学），“Ethics”（伦理学），“Aesthetics”（美学）“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通用”。但我认为，这仅是一些十分表面的理由。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答：因为，如果真像他这里所说的那样，那么问题就简单了。那就纯粹是一个属于“科学形式”方面的“纯学术”性质的问题，因此是不应当提出更多的反对的理由的。而且在我看来，把“政治经济学”称作“经济学”的另外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简便”，这样，“经济学”就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简称”，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来说，都是如此。
使用“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便于在“经济学”这个大的“学科门类”中进行进一步细致的分工。例如，可以将其区分为“原理”（即“理论经济学”）部分和“应用”（即“应用经济学”）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杰文斯似乎已经有了一点这样的意思；瓦尔拉斯则表现的更为明显。所以单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也是不应当一概加以反对，而是可以有所借鉴的。更何况，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这两个名称本来都是一直在相互通用呢。
问：那么，这种说法的问题在哪里？
答：问题的实质在于，他在提出这一主张的同时，对于被他称作“经济学”的这门“科学”的性质也进行了“新”的界定。其中的说法之一就是所谓“经济学如果是一种科学，它必须是一种数学的科学。”或者说：“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性质上是纯然数学的”，“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这也就是在他以后的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致标榜的“经济学”的“数学化”、“精致化”或者所谓“科学化”的来源。
问：这种所谓“经济学”的“数学化”或“科学化”的主张的问题又出在哪里？
答：问题在于：首先，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要不要采用“数学方法”和“数学工具”的问题，而是混淆了“经济学”与“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抹煞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而我们知道：“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并且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也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者“党性”的科学。
问：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以此为借口，抬高自己，贬低其他一切经济学说，从而把一切凡是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的各种经济学说，一改排斥到了“非科学”和“非经济学”的地位。而在当时，这既包括作为一门“科学”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包括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各国工人运动的学说，更包括业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在后来，这就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来贬低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既自负、又恶劣的手法。
问：他，我这里指的是杰文斯，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答：我觉得这同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中首先我们可以归结为纯粹理论方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19世纪70－80年代“边际学派”的兴起，被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作一场革命”，但在实际上，无论“效用价值论”还是“边际”等数学方法的运用，都并不是到他们这时才有的，而是还在李嘉图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经济学”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而且即使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萨伊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尽管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是“庸俗”的，但确毕竟还是从“生产”、“分配”和“交换”等方面来展开他们自己的论述的。因此从这个方面说，这首先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在“经济学”领域内所实现的“变革”，从而来取代“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内的“主流”地位。
问：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其中所包含的更加深层次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历史背景。
问：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
答：这是因为：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代表了还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阶级的利益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还是一致的。因此，这个阶级的经济学家还可能无所顾忌地揭示出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真实经济关系和规律。例如，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其中的一例。但由此也给资产阶级自己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麻烦。而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身的这些“原理”为根据的。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在法国，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英国则有一批从李嘉图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到了19世纪50－60年代，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诞生，“第一国际”已经建立，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也已经发生。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根本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其他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运动加以区分的。因此，资产阶级已经深刻地感到，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已经被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利用，从而成了一种所谓“挑起阶级斗争的学说”。美国的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甚至把李嘉图这位“金融巨子”称作“共产主义之父”。
因此我认为，所谓“边际学派”的兴起，以及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内所鼓吹的这套所谓“经济学”的“数学化”、“精确化”和“科学化”的主张，是包含着这样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就是说，一方面这是对于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作为一门“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的背叛或抛弃；另一方面则是以这种所谓“数学化”和“科学化”的形式，来逃避和对抗已经兴起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
问：能否在讲得更加具体一些？
答：就拿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来说吧。蒲鲁东在他的轰动一时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就正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其他一系列原理出发，得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理论。马克思说：蒲鲁东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对资产阶级社会所作的批判”。然而他的这种批判是不科学的和不彻底的，因此他“已经被科学地越过了”。在英国则有约翰·布雷等人的理论，他们虽然也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却同样也是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出发，得出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主张的结论。
所以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要以“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实在是包含了这样一种企图，即：以“经济学”的“数学化”、“精确化”和“科学化”为名，来回避对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分析，而在实际上所使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但这样一来，就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时代曾经具有过的那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完全抹煞掉了。从而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完全赶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
问：除此之外呢？
答：此外就是，“边际学派”的代表们尽管一方面标榜他们的“经济学”的“数学”性和“纯科学”性；另一方面却又念念不忘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和身份。而且杰文斯本人在这本书中所讲的也决不是所谓的“数学”问题，而是包括所谓的“快乐与痛苦”、“价值”和“效用”、“交换”、“劳动”、“地租”、“资本”、“人口”，以及“工资和利润”等等在内的几乎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正如杰文斯自己所说的：在他看来，“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建筑在少数貌似单纯的概念上。”而他的这些“概念”，没有一个不是按照庸俗经济学的一贯的方法“思考”出来的；反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是靠“数学”的方法“推导”出来的。例如他对“价值”的看法就是：“反复的思考与研究，使我得到一种颇有几分新奇的意见。即：价值完全定于效用。”
因此，他的这一套关于“经济学如果是一种科学，它必须是一种数学的科学”的说法，与它上面提出的“改名”的主张一样，并不单纯是一种纯粹“学术”方面的主张，而是完全建立在他的那一套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上的。而在这种“理论”的背景后面，则又包含着更加深刻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历史背景。
问：其他经济学家有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呢？
答：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以外，在“西方经济学”的阵营中，我认为罗宾逊夫人的评价则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正如她所说的：“然而，结束古典学派统治的，与其说是纯理论方面的弱点，倒不如说是政治气候的变化。古典学派的种种学说，甚至就它们的最自由主义的形式来说，也是强调各个社会阶级的经济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到十九世纪后期，社会冲突的焦点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对抗，转向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1871年巴黎公社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加深了马克思著作所激起的畏惧与恐怖。暗示阶级冲突的学说不再是可取的了，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阶级对抗转移开来的理论则马上受到了欢迎。”“新经济学不能完全忽视社会阶级的存在，不过它把重要的论证集中在个人地位，它的判断标准是依据个人主义来确定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剥削概念系来自生产条件的探讨。新古典学派则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不过，她的这些说法里面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区别开来。此外，正如我们在其他一些场合看到的，像其他许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她对所谓“剥削学说”的理解也是肤浅的。
问：不过，您这里才刚刚谈到杰文斯。
答：其他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Carl Menger）的代表性的著作，是他在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在1883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在这两本著作中，他更多地强调了的是他所主张的“理论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也就是经济的“精确的规律”。但他的这些说法也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主观主义的“价值”的基础上的。而他所说的“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所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也就是人们对于“财货”的“需求量”和“可支配量”之间的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的“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杰文斯的主张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问：还有瓦尔拉斯呢？
答：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在他于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这本书中，则是提出了把“政治经济学”“一分为三”的主张，即：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纯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在他看来，“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交换及交换价值理论，也就是就其本身来考察的社会财富理论”，它“是同力学或水力学一样的一门物理数学科学”，“在一切方面都和物理数学相似”。而“交换价值是一个量值”，所以“交换价值论就是在是数学的一个分科”，只是由于“数学家一向没有注意，以致这一分科迄今没有获得发展。”
至于“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虽然他自己后来也出版了以《应用经济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学研究》为名的书，但在他看来，这不过属于“技术”的范畴和“伦理”的范畴。
这样，一方面，他就把有关“生产”和“分配”的理论从“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中排除出了去，并且从而用“纯粹经济学”的名称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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