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六　讲　座

主题：揭示国内房价飞涨的深层次原因

主讲人：邋遢道人（人民网强国论坛著名网友，房地产业内人士）

时间：07年5月12日（周六）下午15：0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1308室乌有之乡书社（北大西南门外）

参加范围： 感兴趣者皆可参加

活动简介：

房价持续高涨，一直为老百姓和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专家们众说纷纭，主意出了不少，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是房价依然没有降低的迹象。

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人民网强国论坛著名网友、房地产业内人士“邋遢道人”将做客乌有之乡，主要就：

一、      究竟什么在涨

二、      完全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遵循什么规则

三、      我们的房产市场遵循什么规律

四、      房价是不是高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五、      控制房产市场只能用什么政策

    等问题与大家作以解答和交流。

周　日　讲　座

主题：四十年后的回顾与反思 亲历者对于文革派的自我批评

主讲人：徐海亮（文革研究专家，水利部减灾中心客座教授，武汉文革亲历者，著有《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时间：07年5月13日（周日）下午15：0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1308室乌有之乡书社（北大西南门外）

参加范围： 学生（持本人学生证）、乌有之乡会员（持会员卡）

本次活动相关材料： 

徐海亮介绍论文：

 “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

该文在《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Rethinking the Genealogy and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会议（香港，2006）宣讲。其中有关“武汉事件”的史实内容，在纽约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研讨会（纽约，200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2006）宣讲。

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的再反思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毛泽东的文革历史被颠覆后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变化发展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本意的广大群众的价值观看，“7.20事件”是对于文革的一次带群体性的最大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理念与文革方针路线，以及拥护他的革命造反的广大群众。“7.20”群体骚乱的初衷是用暴力请愿抵制中共中央，为的是改变或结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1978年的中共中央对“7.20”的平反，也是结束文革、转折和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关键举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运动走向，也选择了“结束”文革；该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初期文革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本文在对长期被封存的当事人集体记忆——口述资料和实际历史过程的考证基础上，澄清事件的真相，阐述事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应当思考的历史经验教训。

1967年上半年，随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国进入夺权高潮。二月，中央上层关于方法和路线的辩论，带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军队与造反群众冲突，形成文革运动的新推进——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文革的反动，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一次抗击。春夏之交，群众性持续造反、对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革命权利的执着追求，冲击党政军国家机器，运动再推进。与此同时，传统的体制性的对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着从思想到实体的整合，从而以群众对抗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冲突升级到武斗，对反传统体制的革命造反压制也发展到顶点。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体现。

传统的体制性力量在该事件前后提出的对文革路线及其阶级路线的严正质疑，正是文革派与质疑文革人们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焦点。对于这种带群体性的政治反抗，毛泽东主席没有采用一年来对待党内和上层斗争的方式加以抗击和压制。但文革司令部推进运动之意图和革命群众真诚的“大民主”造反，也严重忽视了基于体制性的、群体性的对毛泽东文革原本意图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视，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舆论和中央——即毛泽东的权威力量，群众的局限在于始终并不真正理解毛泽东文革的宗旨，某种意义上在于探寻一种我们这个革命政权与体制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来一再提醒“政策对于正确路线保证”的警告，更不熟悉政治游戏的规律、不可避免的迂回，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权术。

在文革的推进和抵制的两大思想倾向与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竭力压制另一种倾向，去追逐、竞争另一种倾向，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攀升，斗争反复加强，文革对于传统的反抗、传统对于文革的反弹剧烈，矛盾日趋激化。“7.20事件”对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和文革本身的反动，刺激了群众性的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全面怀疑与进一步冲击；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作为对于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也被推到极致。从而，并非完全因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派的直接反对，而是基于体制性力量对文革的强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重大思想方法分歧，毛泽东不得不改变策略，抛出左翼激进文人，避开政治危机，以平“军愤”、“党愤”，并警示与约制造反群众——防止运动过激触礁。文革的进程终于在开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内部，和在造反群众中清洗反革命的“5.16”，开始重大转折，出现迂回、退却。司令部内部的思想与方法分歧，裂痕开始扩展，延及终极。

不过，文革1967年的“热月”，并不像一些文革历史学者那样伤感与肤浅认为——由于文革司令部对“武汉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本文也不对“热月”本身进行研讨。“武汉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关形势发展变化，仅是产生热月的成因之一。

“武汉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争斗为标志的一个顶峰。文革进程从发动和持续上升推进，转为相对收缩与回归。在革命造反派群众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着“八月失败”。

对武汉反文革路线的“7.20事件”的反击和批判，解决不了文革的胜负问题，武汉和周边地区的“红八月”，为近期的“热月”和长远的“热月”，埋下伏笔。文革的群众性革命造反终究被反文革的正统体制颠覆，成为必然。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维模式，未为两派群众真正接受与贯彻。他对于抵制文革的体制性力量和愚钝武人的宽厚引导和政策迂回，没有得到文革所冲击的体制秩序的认同与理解；文革司令部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非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约束，也未能被广大革命群众真正接纳。

毛泽东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器的思量与尝试，在武汉事变和“热月”受到严重的阻遏。文革派的舆论和群众，把部队干部的路线觉悟期望到经院化地步；实际上，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而言，在文革中与其说路线冲突居于首位，毋宁说革命过程里的生死情谊、军地差异、对革命战争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维护，对于我们革命政权合法性的浅层性理解，以及山头、宗派冲突与个人、团体过节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现实的是非取向。这些，无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泽东让军队打思想仗、政治仗，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的初衷。期望老将帅们真正理解、支持文革，来取得从革命者—管理者身份的转型，取得彻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难以实现。

“7.20”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战和打击，预示了未来文革的颠覆——体制性力量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政策权威性的颠覆。

“7.20”是初期文革运动众多矛盾交叉的一个契合点、爆发点，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观点的人们长久地争议毛泽东文革的初衷和功过，文革是“该”还是“不该”？也使人们从文化的范畴沉思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党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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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